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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天——记我校首位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樊和平教授
发布时间: 2008-11-08                    访问次数: 1879


       3月中旬,一贯以工科见长的东南大学收获了一枚沉甸甸的硕果:人文学院院长、哲学伦理学学科樊和平教授被评聘为2007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我校文科“长江学者”第一人,也成为全国伦理学界第一次获此殊荣的两位专家之一。面对历史性突破,樊和平的心态极为平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又多了一次为东南大学工作的机会!”作为文革后处于历史断裂带中的一代人,他深切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意味着什么;作为长期在工科院校为文科振兴忠诚努力的学科带头人,能够让他激动和兴奋的已不是一枚枚的硕果,而是那坚韧不拔而又无时不在的奋力拼搏、鞠躬尽瘁的过程——为他的母校、为他热爱的事业。
       宿 命
       1978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历经磨难而被希望之火点燃的一代人挤上了通向梦想的独木桥。年仅18岁但却已有三年高中毕业后工作经历的樊和平也是其中一员,对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出身、正做着令同辈人羡慕的领导秘书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作家”是孜孜以求的梦想。但是,高考录取时间已过一个多月,高出录取线80多分的樊和平却没有接到通知书。日复一日,良宵难熬,恍惚的梦中已逝世多年的外婆告诉他:南京工学院(东大前身)文科师资班把你录取了!惊而蹶起,自嘲一枕黄粱。那天,他正在乡党委会上做记录,挨着的领导悄悄问道:听说你被南工录取了?他苦笑以答,窃喜传闻与夜梦相圆,心中并不当真。第二天是传统节日,他上街买菜,谁知肉店小老板也已知他被录取的消息。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来到邮局,他无限欣喜而又疑惑满怀地接受了这个当年文科招生目录上没有、他的所有专业志愿上也没有的名牌大学哲学专业的历史性拥抱。
       怀着豪情和雄心来到东大,樊和平却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自己在所修的专业方面几乎一窍不通。但几个月过去,他很快被这里深厚的哲学底蕴融化了。在学术上卓尔超群的萧昆焘教授以灼人的形上智慧引导他走进神圣的哲学殿堂;温敦仁厚的王育殊教授深入浅出的娓娓道来让他感受到另一种境界;孙锦祥教授对《资本论》沉着而绵延的讲授让他初步领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真谛。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了高考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的秘密。原来,文革后,悄然而至的教育春天让萧昆焘教授萌发了尽快恢复南京工学院前身尤其是中央大学时期辉煌人文气象的宏愿。为此,他呼吁学校和有关部门恢复文科招生,在78年录取在即而又未拿到批文的情况下,“拦截”了一批高分考生的档案。两年下来,共在77届和78届录取了72名学生,他戏比为孔子的72门徒。得知老师对事业的一片苦心,樊和平被深深触动了,更加刻苦地投入到对哲学的追问中。四年学习的所有考试项目,除两门80多分外,其余均在90分以上,被分配到扬州大学。
       三年后,在萧昆焘、王育殊教授的召唤下,樊和平第二次走进东大,成为伦理学方向的硕士生。可是这次两位先生再也不肯放走这位弟子了。经过两所大学人事部门最后直至两校党委书记的直接“谈判”,樊和平被“扣留”在了东大。
       东大百年校庆之际,樊和平在题为“我与东大共成长”的回忆文章中说了句带有某种宗教感的话:“东大,也许就是我的宿命!”
       “水帘居”
       留校不久,樊和平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伦理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教师住房普遍紧张,他的三口之家被安置在阴暗潮湿的水房旁,围在室内墙上的塑料薄膜,是最不可缺少的“家具”,隔墙不绝于耳的哗啦啦水声,是最壮观的音乐。该书收笔之际,窗外一盆水飞腾而下,打湿了书稿,此情此景,令樊和平突来灵感,联想到孙悟空的水帘洞,信然在书尾落下“水帘居”。在“水帘居”,他的四部个人专著相继诞生。
       樊和平的努力和才气引起了时任校长韦钰的重视。以她特有的胆魄,1992年初刚被评为副教授的樊和平,在年底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从此,樊和平一发而不可收,在教学、科研、行政“三肩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开阔。1988年底,他开始担任哲学与科学系副主任,1992年中期,又担当起了系主任的重担,也成为当时东南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是樊和平学术发展的第一个十年爆发期。在完成第一本著作后,他对自己的学术做了十年规划。首先继续从逻辑与历史两个纬度对中国传统伦理进行独特的研究和诠释,出版了个人专著《中国伦理的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从而基本形成关于中国伦理的一家之言;接着,从宏观和个案两个方面考察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出版个人专著《文化撞击与文化战略》、《儒学与日本模式》);继而又从道德教育、经济管理、现代化三个角度探讨中国伦理的现实价值,出版个人专著《道德与自我》、《中国人文管理》、合著《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他觉得进行关于中国伦理现代建构的学术准备相对具备了,于是完成并出版了60万字的个人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由此,学术发展第一期的代表作、12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中国伦理的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完成了。他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在伦理学界和海峡两岸产生了重要影响。1995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将他的三部著作一并出版上架,产生了较大效应,而在此以前,一个台湾出版社早已经将他另一部代表作出版发行。
        第一期计划完成后,樊和平立刻启动了第二个十年计划的研究工程,出版了第二阶段100多万字个人独立专著《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不同的是,它们成为一个更大学术工程的一部分,在这本书的背后,被注上了这样几个字:“东大伦理工程”。“东大伦理”标识的问世,标志着,至少在带头人和这支团队成员的共同意识中标志着:一个具有东大特色的学派正在悄悄降生!他的新计划是,经过若干年努力,由东大人著的一百卷的“东大伦理工程”完成竣工。藉此,他希望在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东大的伦理学成为一个不会为世人和后人遗忘的蜡炬。
       天道酬勤,樊和平获得了丰厚的收获。到目前为止,他出版个人独立专著9部,合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获国家和省部级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多项。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等全国和省部级课题十多项。
       艰苦的环境和长期的辛劳使樊和平的身体付出巨大代价。1994年《文化撞击与文化战略》一书写作的过程中,他终于倒在了书桌下;2002年,他又一次倒下。两次倒下,医生的结论都是一个:积劳成疾,疲劳综合症。面对病痛,他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智慧。让我们来看看他在大病之后出版的近60万字的专著《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的后记吧:“这是一座备受煎熬和苦厄的炼狱,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出。那天中午,病痛如往日折磨得我难以入眠,也难以入座,望着窗前西斜的冬阳,我下意识地取出书柜中的《法哲学原理》。看了不到一页,我发现沉于这个怪石嶙峋的世界,病魔似乎也有些藏匿。于是,我给自己开了一副虽不能治病但却可以捱过如年之日的药方:暖阳下啃“天书”——在勃发而忙碌的日子里无暇也无心意沉下来读的黑格尔哲学著作。……极端的痛苦与极端的晦涩,居然奇妙地中和着,让病痛和时光一同流逝。……我真的觉得,跋涉晦涩所获得的那种灵性启示,是痛苦最称职的送客。”这次大病送给他两个礼物,一是获得江苏省政府哲学学科唯一一等奖的这本专著;二是在全国伦理学界唯一一个开出了黑格尔道德哲学这个公认的最艰深的课程。徜徉于古典哲学的晦涩智慧的海洋,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授课也算是续东大哲学传统之“香火”。
       “舌在谷”
       细心人会发现,2000年后樊和平出版的著作的后记中换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落款:“舌在谷”。
       在樊和平书房里,有一幅出自江苏名家的中国画:“老子舌在图”。图中的故事是:老子出涵谷关被守关士兵所辱,弟子欲奋而不击。骑在牛背上的老子张开嘴巴问他们:“牙齿何在?”回答“不在”;再伸出舌头,回答“在”。由此这位智者演绎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哲理。过了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的樊和平,把书房起名为“舌在谷”,隐谕着一种学术人生境界的新觉悟和新追求,更是对他过去拚搏创业的精神秘密的某种昭示。
       创业的历史辛酸多于豪迈。东大的文科地位要在学术界得到较大认同,是一件极为困难和漫长的事。有一件事给他留下铭心刻骨的印记。1993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韦钰老校长推荐他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论文和发言在会上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的兴趣和注意。但晚餐时,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发生了:学术界的师长们纷纷将自己的弟子介绍给各位外国专家,最后只留下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好似一个弃儿。没有办法,出身“寒门”呀!樊和平几乎噙着泪水暗下决心:“为了东大,为了我的弟子今后不再遭遇这样的冷落,我一定努力,一定要打出东大一片江山!”
       樊和平硕士阶段的学习虽然毕业于东大伦理学专业,但相当一段时间,学校并没有伦理学硕士点。担任系主任两年后即1994年,樊和平作为学科第一带头人取得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祝贺声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后一步的发展更难了,除非有更显著的优势和更明显的特色。所以他决定组建一支博士化梯队。他特意来到北京,向伦理学界前辈罗国杰教授求援,希望能引进一些博士到东大工作。但当时的东大伦理学科在全国还很弱小,很难吸引优秀的伦理学人才。罗国杰教授鼓励他:“没有博士,你们自己积极努力,争取自己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樊和平虽然为这个鼓励所感动,但连自己也怀疑何时它能成为现实。不过,回校后他就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伦理学科的人才进不到,就先从其他相近学科引进。在他的坚持下,到1999年伦理学科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建立了一支由八位博士组成的、平均年龄38岁的年轻的博士化梯队。2000年并校以后,作为院长他又将伦理学科建设的经验推广到全院。2000年,人文学院的博士化程度不到10%左右,到2007年,包括在读博士在内,博士化程度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东大伦理学博士点的建设更是一场实力和意志力的考验。三次申报,屡败屡战,始终与全国最著名的高校胶着在一起激烈竞争,其中自己还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中伤。2000年,在全国伦理学科博士点连续两年评审空缺的情况下,东大获得了全国第三个、也是华东及周边地区唯一的伦理学科博士点。这可是在东南大学这样一个原先以工科为主体大学中第一个土生土长的博士点,终于圆了他,也圆了东大人的一个梦。
       “最难得的是‘一点精神’”
       这是樊和平为一次学校战略研讨会提交的文章的标题,也是他对自己学术与人生追求的感悟和表达。
       东南大学有一个在历史与现在都十分强大的工科,但文科近三十年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樊和平全程参与了三十年东大文科复苏与创业的全过程,其中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职务已达二十年之久。对东大文科建设的境遇,他常用一句话感叹:“零高程”或“零海拔”;总结创业的艰难,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打过一次顺利的仗”,屡败屡战,已经是一种“悲怆情愫”。在这样的境遇中,对一个学者,尤其是学科带头人来说,往往能把学科的平台搭建多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就有多高,个人的命运与整个学科的命运乃至整个文科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特别需要一种精神,一种以忠诚、开拓、坚韧、拚搏为元素为的精神。
       “精神”是樊和平标志性的学术话语,他的20世纪前后的五部代表作的书名中都以“精神”为关键词,他的学术抱负是,以“精神”作为二十世纪伦理学在“理性”与“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以“精神”为标识的学术气质乃至学术流派。在人生态度方面,也正是对于“精神”的执着,让他先后多次放弃了像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的热情邀请和优厚待遇,继续在东大痴情般地坚守和创业。
       凭借这种“精神”,他在东大创造了一些被一般人认为难以办到乃至办不到的记录:
       1992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1994年,作为哲学界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在全国获得伦理学硕士点;2000年,作为哲学伦理学界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在东大建立起全国第三个也是华东及其周边地区第一个伦理学博士点,在2004年的学科排行中,该学科并列全国第二;2001年,获得全国哲学界第一批、伦理学界第一个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2005年,作为总召集人在东大建立全国伦理学第一个国家“985”创新基地“科技伦理与艺术”;2005年,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全国第一批、伦理学界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2007年,被省委省政府遴选为江苏文科的四位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之一;2007年,被评为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之一;2008年,被评为全国伦理学界第一批长江学者。
       再看看人文学院事业的发展。2000年初他接任院长时,院内只有三个硕士点,没有博士点。现在已有四个博士点,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一个国家“985”创新基地,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二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十三个硕士点。2000年,院内教师中本科学历占51%,2007年,教师中博士学历占71%,而学历提升的背后,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伦理性的管理理念——他,他们,没有因学历淘汰一位教师。
       以上这些数据对于综合性名牌大学的学院与学者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是,对东大这样的文科处于起步和创业阶段的学校来说,用“奇迹”也可以说不完全为过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著名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这样评价樊和平:“他的工作水平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界都可以列为优秀之列。”
       十年前,在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的电视访谈节目的最后,樊和平说过这样的话:“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留下责任,巨大的历史空档将女娲补天的使命交给了我们,要求我们为国家、为民族去奉献。”
       也许,“补天”,是对他,也是对他们这一代人精神及其追求的最恰当的写照吧!(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