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校友风采
“建筑设计要以人为本” 访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332

 

 

   对91岁张开济先生的履历,不必做过多的介绍,看看他的设计作品就可以了———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友谊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等。
  祝勇:前几天从报上看了你过90大寿的报道。
  张:我今年91了,老掉牙了。
  祝:您的牙还挺结实的。(笑)张:不行不行,还是你们厉害,你们正赶上好时候。
  祝:您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在上海搞过建筑师事务所。
  张:在南京、上海都搞过。我1935年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那时正是战乱时期,建筑系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我在南京、上海的建筑师事所搞过一段时间,很艰难。炮火连天的,谁还造房子?只有达官贵人可能造一些房子。我给陈立夫、陈果夫设计过房子。
  祝:抗战结束后,您曾想过出国。
  张:1949年以前,我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北京,二是去台湾,三是去美国。思之再三,我选择了去北京。这个我得说实话,我是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时候,建筑师大有用场,可以施展才华。
  祝:在现代中国,您算是第一代设计家了吧。
  张:说第一代第二代都可以。梁思成是第一代,但他更主要是个学者,主要从事建筑史,留下的建筑作品很少。能够留下作品的建筑师,大概是从我这一代开始。
  祝:中国有建筑师这个明确概念,大概也始于新中国开国时期。
  张: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筑师这个概念。人们家里挂张画,可以说这个画是哪位大家画的,感到很神气,却从来没谁说过这房子是谁设计的。
  祝:我知道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者是您,要了解天安门设计者的资料就难了。我查到天安门的设计者是蒯祥。
  张:中国建筑师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不是归在艺术家一列,而是归在工匠一列,最多算是个能工巧匠。中国就是这个传统,与西方不大一样。在西方,ART分为五类: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电影。电影排在最后,因为它诞生年代最晚。建筑排在第一,因为它最重要。人可以不听音乐,不看绘画,却不能不住房子。
  祝:您在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十分高妙。这一奇想,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设计这个空廊,说起来还是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而我这边,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怎么办,我就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还挺好,算是因祸得福吧。
  祝: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您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您坚持己见,说服了周恩来。
  张:对。总理很重视专家的意见,绝不越俎代疱。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四十五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
  祝: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比起来,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应当说是成功的。经历了这么多大项目的设计,您内心一定有很多感触。
  张:设计要以人为本,任何建筑,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中国人搞建筑,喜欢把规模当成最高目标,一味追求“宏伟”、“气派”,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大而无当,内容不好。比如某某部的办公楼,光台阶就几十层,人走上去要老半天,累个半死,还有什么工作效率?这种高台阶,是封建意识的表现,根本不实用,也谈不上美观。天安门广场的设计也有问题,如果你从历史博物馆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得走半天,光晒就晒得够呛。
  祝:是尺度的问题吗?
  张:不仅仅是尺度太大,是观念问题,方法问题。
  祝:您理想中的广场是什么样的?
  张:有座椅、有水池、有鸽子、有植物、有无障碍设施。
  祝:您特别强调建筑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您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是一座政治性建筑,专为政治仪式服务,它在造型和色彩上的隐蔽,一定是“别有用心”吧。
  张: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一般人眼中的天安门城楼的确没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像本来就是那样的。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祝:像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对建筑师是一项挑战。因为对它的建设受到很大制约,要求设计师有极高的修养和智慧。50多年来,北京的建设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现在看来,还是50年代那一批建筑比较好,像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等等。
  张:我是上海人。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34年,作为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学生,集体来北京参观学习。火车快到东直门火车站的时候,宏伟的东南角楼进入我的眼帘。角楼上面是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面是城墙和城楼,一队骆驼正在缓缓行进,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到了北京后,看到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文物古迹,我一下子傻了。我这个上海人,才头一次晓得我们中国有多么伟大!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一次我正在天坛欣赏祈年殿,旁边有位外国妇女情不自禁地说:“我能站在这里看上三天三夜也不看厌。”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北京的古都风貌大不如从前了。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该拆的拆了,一个是不该盖的盖了,50年来这方面发生的事情我很熟悉。
  最早的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梁思成曾建议建设新北京,不要拆城墙,由于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无知和专断,非拆不可。另外有些领导比较幼稚,不懂得工业化和文化古都是两码事。在这方面,今天的陕西西安和山西平遥都要感谢北京的经验教训。我1980年访问英国,英国人领我们到一个叫约克逊的小城市,那里只有一座既不高也不大的城墙,可他们视之为光荣和宝贝,而我们这类重要的文物,却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拆了。
  祝:北京的建筑形象十分混乱。比如建筑色彩,近年开始重新粉刷,很多楼房千篇一律地涂上粉红色外墙和白色的窗框。这种包装反应了审美趣味的下降。
  张:老百姓管这叫“大红脸儿,翻白眼儿。”外墙粉刷的色调应以雅淡明快为主,如果采用过多的颜色会导致庸俗,而且和北京古老的历史感很不相称。北京原来的整体色彩就是灰色,外城大片灰色的四合院和紫禁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统一,反而更突出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
  (摘自《提问者祝勇———知识分子访谈录》,祝勇著,200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