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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 除旧布新——吴觉在南京工学院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305
    1979年9月,中央批准调整南京工学院领导班子,吴觉同志出任南工党委书记兼院长。
  时年67岁的吴觉,是一位革命阅历丰富的领导干部。他1928年参加苏北一个进步学生组织,领导过中学生闹学潮;1930年,在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在读大学时加入共青团;1932年20岁时,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选为大学党支部和支部局书记。自30年代至60年代,吴觉同志由从事地下活动,做群众工作,到带兵打仗、组织战勤,到领导大规模建设,一直处于第一线。他指挥过抗日义勇队和著名的淮河大队;先后带头组建过一个营、两个团和两个旅的武装力量,后上升为主力部队;组织、调度过华中战场北线的数十万后勤队伍;率部解放和接管苏北苏南几座城市;还实际承担过组织、领导政务院治淮委员会的工作。其间,在白区,他三次坐过敌人的黑牢;在革命队伍中,也曾蒙冤受屈,被捕和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半个多世纪里,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被称为“开辟和坚持苏北根据地的功臣”、“三省人民治淮的先驱”,可算是经受了各种考验。艰苦的条件,复杂的斗争,困难的处境以及长期挑重担,锻炼出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难怪在南工的欢迎大会上,省里一位负责同志这样介绍说:“吴老是经过几十年革命锻炼的老同志,他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艺术是我辈不能比的。”多年辛劳,加之连续受迫害、受审查,使吴觉同志的身心遭到很大损伤。从60年代起,他不得不长期休息,直到三中全会后,才被恢复了名誉,抱病受命,来南工重新工作。尽管在职时间短暂,但是他的品质、水平和所起的作用,仅从下列几个关键问题上,也可以窥其一二。
                    一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达十年的破坏中,南工受灾甚重,加上领导人更迭频繁,八年里换过五次,因此,学校各方面积累了不少矛盾,急需解决的问题颇多,真可谓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一年多整顿恢复,学校秩序尚未根本好转,干部、群众思想还相当混乱,停止工作近20年的吴觉,初到这个新战线、新岗位,面临这种新情况,不免感到问题成堆成团,工作千头万绪,究竟该从何着手呢?他跑了几个系,接待了一些人,通过个别交谈和听取汇报,初步掌握了情况,觉得南工任务虽重,问题虽多,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三中全会已经重新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就应当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步步加以贯彻执行。他认为,首先要端正思想路线,如果思想不端正,工作方向就拿不准,在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中就会犹豫、顾虑以至左右摇摆,学校工作就不可能搞好。在党委会上,他征求和同意委员们的意见,当前先抓好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特别是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学好中央文件,深入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弄清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从而大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加快学校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说:“我不是内行,情况也还未摸清,今后,主意大家出,然后分工抓,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这样做,有利于发挥组织作用和集体力量。上下注意发扬民主,不突出个人,既能增进团结,又可少犯错误。现在,工作面宽,党委人手少,每个人分担一个方面,日常工作可直接处理,重要问题集体商定。”
  做工作一定要依靠组织,发挥集体力量,对这个思想,吴觉是始终明确而牢固的。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其时,南工党代会已有16年未开了,过去工作未及总结,今后工作没有规划,现有党委委员也只是省委临时指定的五个人,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此,他先后在党委会上提出召开党代会的条件、时机和任务等问题。为了开好党代会,以吴觉同志为首,党委多次进行研究,除作了一系列工作布置,做好组织准备外,特别重视思想准备。
  关于如何看待“文革”,吴觉较早而鲜明地提出了完全否定的看法,指出“文革”是一场灾难,决不是什么“几分成绩几分缺点”的问题;而在党代会的预备会议上,他更针对某些同志用错误观点和派性情绪评价我院清查工作,作了严肃的有说服力的发言,批驳了“一派整一派”和为个别人鸣冤叫屈的论调,为开好党代会扫除了思想障碍。会后,他说:“这类思想和论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我的讲话只是暂时起些抑制作用,今后还得靠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加以彻底解决。”
  关于如何评价“文革”前的学校工作,吴觉说:“对于‘十七年’已有定论。经过十年动乱,正反对照。我院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关于如何看待学校工作现状,吴觉说:“有人讲‘南工难攻’,这是误解。当然,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有些工作进展不快也是事实,但经过下决心,狠抓一下,如后勤工作,还是有起色的。有人认为南工落后了,我看,对工作总得一分为二,承认落后的一面并没有坏处,不要自己宽慰、原谅自己。为什么不如人家,找出经验教训来就好办,保守自满或悲观失望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群众要求迅速改变学校的面貌,干部要求领导上拿出主意来,这不是埋怨,相反,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这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基础。党和国家给了这么多条件,南工历史悠久,现有基础也不错,我们怀念过去,就应下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关于如何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在起草、讨论、修改过程中,吴觉有多次发言。他说过,“规划是指导工作、动员群众的武器,一定要早定下来。”“规划应考虑四化建设的发展,考虑教育本身的改革,一是学生的质量,一是科研的成果,代表着学校的水准。办学要立足于国内,但还要有世界眼光,看得远些,看发展趋势,瞄准世界最新科学成就,努力赶超。”眼下,学校还应以教学为主。不管学生招多少,提高质量很重要。当然,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的量,如学生、专业、实验室以及科研项目的数量,也不能保证一定的质,两者要配当好,掌握好质与量之间关系的“度”。目前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这不是绝对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还应积极创造条件,按需要与可能,取得数量上的适当发展,力争扩大学校规模,不能机械地与外国某些学院类比,或者囿于现状,把自己的手脚框死。”“推行学位制,是我们高等教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个情况,提示我们要清醒一点,对国内外科技教育形势的发展作充分的估计。毫无疑问,应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80年代的大学,在业务教学上,要提高学生智能的教育,多给自学时间,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专业面宽些,纠正“文革”以来一度忽视智育的偏向,防止片面,强调应用、专业面太窄和单纯灌输。要抓好两大梯队,重视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科研攻关,这样,才能赶上时代需要。”“规划上要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分步进行,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由以工为主,办成理工结合以至文理工结合,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重点大学。先起个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几次。先订近期的,以后再订远期的,衔接起来。”……规划集中了全院同志的智慧,也反映了吴觉的上述思路。现在看来,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仍未过时,特别是其中关于“理工结合以至文理工结合”的办学思想,对克服理工、文理工分家的弊端,促进学校事业健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吴觉同志对南工的一项贡献。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南工第三次党代会充分肯定了学校过去工作的成绩,总结了历史经验,用三中全会精神统一了党内思想,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会,这对健全和加强党委领导,团结全党,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会上原则通过的五年规划,经过实施和逐年补充之后,已成为后来制订的七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五年规划的制订,使全院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教学、科研一改过去某些分散、自流状态,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也逐步得到改进,南工的发展步伐一天天加快了。
                    二
  吴觉同志来院后,看到学校现状,就考虑到如何发挥行政领导作用的问题。经过集体研究,先推举有经验的同志组成院教学、科研领导小组。接着,他通过组织,表明心意,及时主动地辞去了兼任的院长职务,并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了院行政领导班子。随后,他又强调党政分工,以身作则,十分尊重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威,经常支持和鼓励行政领导人放开手脚,独立工作,大胆负责,勇挑重担。当有些人为了行政上的事直接来找他时,他从不轻易表态和直接处理。院部安排就绪以后,对系一级的党政分工,他提倡要趁热打铁,但是工作要做得细一些,于是,党委发讨论稿,开座谈会,一面打通思想,进行试点,一面在行政班子初步调整的基础上,迅速选拔人才,予以充实和加强。党政分工,不能包办,也不能分家,系总支起监督保证作用,支部起保证作用,这在党内和党外、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中,认识并不一致,顾虑也多种多样,而关键是解决党内和政工干部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大小会议上,吴觉曾经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我们这里是一揽子领导,党政不分,过去在地方、部队没有过的。什么事情都拿到党委来讨论,弄得党委整天陷于事务、忙乱,下面不少政工干部也不抓大事,搞代替包办,造成行政干部依赖、等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下去,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怎么能体现得出来?”他还一针见血地提出:“学校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多是知识分子,如果说,过去在政治上不相信知识分子,那么,现在岂不是对知识分子、业务干部的工作能力也不相信了!”从上到下,实行党政分工,强调有职有权,重视发挥行政系统的作用,并明确规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这是南工多年来的一大变化,吴觉同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和促进了这一转变。这样做了,也确实收到效果,从此,党委以至总支、支部,就可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研究工作中带原则性、关键性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在实处。
                    三
  以吴觉同志为首的院党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精神,为了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十分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接二连三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大量问题。
  吴觉同志在党委常委和院一级党员领导干部中,提出要首先检查、清理我们自己的领导思想,看看是否符合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的要求。他说:“‘左’或右,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不是‘左’比右好。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上,如果存在‘左’的思想情绪,就看不到落实政策的重要性,就会影响到党的各项政策的真正落实。”他强调指出:“现在,不仅‘文革’中遗留的问题要处理,就是文革前遗留的问题也要处理;不仅冤、假、错案都得及早平反,就是那些定性不妥或处理偏重的案件也要尽快复查。这方面数量较多,情况复杂,可以分批复查。在复查、清理中,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政策规定办事,决不留尾巴。重大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一般问题,由分工的同志去负责处理。”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专门班子的汇报,听取各种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掌握工作进程,在新党委建立前后的两三年中,南工处理了上千件的历史遗留案件,其结果,有力地调动了有关人员的积极性,调整了内部关系,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策观念,增强了群众与党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至今,不少同志对这方面还是深有感受的。
  吴觉认为,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处处都涉及政策问题,那怕是做一些具体工作,也往往涉及到如何理解和执行党的有关政策,他经常了解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大家所关切的食堂、住房、浴室等等,几乎成了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的经常议题。他深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从各个方面,诸如工作安排、学习条件、生活待遇、保健医疗以至社会活动等等,加以考虑、落实。为此,党委组织过专门调查,进行过问题排队,并结合上级的工作布署,召集各个系和部门负责人商讨,分清轻重缓急,分工协作来处理。他提出:“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不能全用老办法办事,对牵涉面较广,群众要求迫切的事,要力争迅速解决。”当然,有些事,限于内外因素,办起来和办好了并不容易。他说:“现在办事,要反复磋商,商定了,也迟迟不能兑现。”工作中,为上下左右配合得不够理想,甚至有人背后告状、拆台,他也时有气愤和苦恼。
  吴觉来校不久,党委恢复了统战部建制,党内也进行了统战政策再教育,在全省高校中,南工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恢复活动是最早的。吴觉同志曾出席院党委为此举行的庆祝会,并作了热情、恳切的讲话,他充分肯定民主党派及其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就开展统战工作,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了八点意见,表示党委今后一定支持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发展成员,希望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新时期,作为党的挚友,密切联系群众,发挥桥梁和助手作用,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办好学校,作出新的贡献。随后,党委建立了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的关系。在制订规划、商讨工作中,党委认真听取意见,接受批评;而各民主党派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纷纷展开活动,从科技教育等方面为社会发展和学校建设出力,我院统战工作的新局面由此打开。
  1980年元旦,吴觉在茶话会上郑重表示:应当把强加在中央大学校友们头上的“伪”字去掉。他说:“中央大学有悠久的历史,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师生们作为不少牺牲和贡献,而教师更是学校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应受到重视,得到信任,不能戴上‘伪’的帽子”。在他的支持下,南工很快组织了以陈章为团长的教授访问团赴美考察,陈章还出席了纽约旅美中大校友会年会,为后来逐步扩大同校友的联系、进行互访和学术交流活动,作了良好的开端。
  吴觉有一个基本思想:为了搞好共同的事业,对应当团结的人,团结得愈多愈好。人多力量大,革命事业本来就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他就是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落实党的政策的。
                    四
  吴觉同志多次讲过,我们这些人都属过渡性的,该明智一些,承认“青胜于蓝”、“后来居上”的道理,有点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他自知不能适应未来的学校工作,何时该退该交,心中早有揣度,而当中央强调及早培养接班人以后,后继者该从哪里去找,他就更费思量了。在最初讨论筹建南工新的领导班子时,他说过:“我看,南工这么大,有足够的人才,不相信就找不到合适的。”上级曾经准备从外地调一位负责同志来,他婉言谢绝了,明确主张人选应由自己内部解决,何必他求,也不应他求。他亲自动手物色人选,逐个征询意见,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选拔更是采取细密慎重的态度。在与其他书记、常委共同进行调研、酝酿之后,他要求召开小会、大会,几上几下,提出候选人名单,再请上级派人作实地考核,最后议定、上报。选革命接班人要注重干部的“四化”,既反对论资排辈和阶梯论,又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实践考验的过程,使新的领导班子能较快地配搭起来,并且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为此,他反复探讨,采取了适当的提拔途径和步骤,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让他们多出面和实际主持工作,以求得实际锻炼和群众鉴定。当党委新的领导班子即将建立的时候,他便主动要求自由退居二、三线(未获批准)。新手上来后,他病倒在床上,还不断关心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和下面的反映。中央要求南工输送优秀干部,他也亲自了解,发函推荐。事实证明,在物色培养新手,交班让位过程中,吴觉同志是尽心和无私的,表现了一位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
  他说过,选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不及早推选和培养好接班人,我们要犯历史性错误。他希望系和部、处一级新的领导班子也能早点选配好,对此,党委常委曾分工到各系和各部、处,通过个别交谈、了解,召开大小会议,民主讨论和推荐,努力把工作做得早一些、细一些。吴觉说:“选接班人,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可是,还没有一个成套的计划。国家要长治久安,学校也要长治久安。真正了解一个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建立后备梯队的名单,坚持不懈地了解、培养”。
  对于我院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吴觉同志既高兴,又感到内疚。他后来说过:“我病倒了,未能亲手参加中层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按工作需要和编制人数,党委还缺少一位副书记,我的责任还未尽到啊!”
                    五
  吴觉同志虽然年老多病,但是他心胸豁达,思想解放。在干部、群众以及领导成员中,曾经因急于改变学校面貌,转为某些灰心失望的情绪。他在常委和行政领导干部联席会上,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南工就是搞不好,讲话灰溜溜,不够振奋,含有消极情绪,这是不好的。过去打游击,遇到困难,右倾情绪就容易抬头。可是,今天的条件大不相同了,有多大困难不能克服的!不该说没信心的话。如说我吴觉不行,这没有关系,不是主要的,我能力是很有限;即使力量再大,个人也不能决定一切,工作总是靠大家干出来的。如果我们从党委常委、正副院长起,能够态度一致,信心十足,讲话办事生气勃勃,就能带动下面,否则层层影响,士气不振,便适得其反了,南工如垮在我们手里,那是要打屁股的,有罪的。”他说:“南工应该搞好,也可以搞好。”要求好好端正领导思想,一扫消极情绪,从上头做起,克服当前存在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他也进行自我解剖。他说:“我来这里是真心实意想做好工作的。当碰到棘手的事,反复研究,采取了措施,仍不能见效,心里就有些苦闷,感到力不从心,出现了急躁情绪,这是不对头的。好在我这个人思想上比较开朗,想不通的,慢慢想来也通了,我工作中有毛病,学校进展不快,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锐意改革,主张因势利导。除了在教学、科研上要破除保守自满,坚持改革以外,提出“学校管理也要改。”“看来,责任制可以推开,大胆地去搞,如教师发聘书,定工作量等等。要适当发些补贴,发点奖金,多劳多得嘛!平均主义、大锅饭要不得。改革管理,教育必须跟上,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绝不能搞金钱挂帅,但是,政治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责任制、物质鼓励加政治思想工作,这样,符合客观要求,比较稳妥。”“我们对事业持慎重态度是好的,但不能过分慎重,变成谨小慎微,观望等待,等人家走过以后再去走,就慢了几步了。重要的是接受历史经验,摸清规律,把工作趋势看清楚。现在,搞生产,建立学校基金,搞些物质奖励,已是一种潮流,要下个决心,订个章程,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搞生产,主要为了教学、科研,也考虑改善教职工的生活福利,教职工后顾之忧解除了,积极性调动起来,自然有利于搞好教学、科研,目的是统一的。”后来,学校也开始发了些奖金、补贴之类,机关也有,而他却坚决不拿,说“我已享受了高干待遇,生活上满可以了。”
  吴觉同志为了坚持真理,能直言不讳,不怕压,不信邪,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为整顿学校秩序和纪律,他几经周折,坚决处理了个别下放倒流、无理纠缠的人员。校内有人给予同情、支持也罢,校外有人推诿、扯皮也罢,他一概不理,领导机关存在官僚主义,他就当面摆清事实,据理抗争。一个自杀学生的家属,来校无理取闹,甚至找门路诬告我院有关干部,他几次授意起草报告,上报省和中央,并且准备以个人名义诉诸法律。这类事情虽不大,但也可以看出,为维护学校,爱护干部,在歪风邪气面前,他是敢于斗争,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
  吴觉办事有魄力,敢决断,这与他平素注意发扬民主,联系群众,掌握情况,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分不开。他在工作中总想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并把自己的想法坦率提出来,以平等身份,共同商量。在病中,他也从不放过接近群众、了解情况的机会,有时拄着拐杖,气喘嘘嘘地跑到学校看看,找人谈谈,有时则约人到他床前谈心、汇报、开会。为减轻他接待来访的负担,院里准备派一名秘书到他家中去值班,代为处理信访事宜,他不同意,总要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回答问题,做思想工作。他认为,来访者总是带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而找上门的,一般也会通情达理,有些问题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直接关系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不仅不能嫌麻烦、回避,冷淡相待,还应耐心接谈,让人家把话说完,然后设身处地,尽可能予以帮助。生病住院期间,别人去探望他的病情,他却趁机探询学校近况,只顾细问长谈,不顾个人休息,甚至忘了吃饭。他冬春发病时,常常呼吸困难,甚或脸色青紫,需要卧床输氧,事后提起这些,他只是付之一笑,把自己的病痛谐称为“冬眠”。
  1978年,吴觉同志被恢复了名誉(注:此时入党时间从何时算起尚未解决,在他逝世后,经组织重新审议才确定),兴奋中,他曾挥毫题诗一首:人老风霜饱,四化前程好,烈士抛头颅,幸存当折腰。1979年,他壮心不已,谢绝了有关方面的建议,既不想去就较高的职位,也不带一个熟人作帮手,而是身负“打开新局面”的委托,独自抱病前来南工就职。人地生疏,病魔缠身,实际工作只有三年多,他遵循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替南工所作的许多周密安排和雄心勃勃的设想,虽然不能全部实现和很快见效,可是,这位有胆有识,正直朴实的老同志,为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确实是在竭尽心力,瞻前顾后,站好了最后一班岗。
  从上述几件事上,不难看出,在一些方向性和重大原则问题上,他能够站得较高,想得较深,看得较远,也把握得较准较紧。在他逝世时,南工党委在上报省委的一件文件中,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对学校工作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吴觉同志在党的指引下,在南工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起了关键性的推进作用。道路已打开,基石已铺设,南工徘徊不前的局面,从此结束。
  看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上关于吴觉同志的传记1,再回顾他来南工的这段史实,用“几经风浪干革命,一生坎坷为人民”这两句话来形容他艰辛地度过了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大概不为过份。他在晚年余生中,依靠组织和群众,为南工发展史添上了光彩而重要的一页,又以身作则,以其难能可贵的领导气质,在同志们的心底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和学习榜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吴觉同志就象一支红烛,驱暗照明,炽灼无声,把身上最后的光和热都默默地奉献了出来。
  1苗縯蔩:吴觉,刊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胡华主编,198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