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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竭力抓稳定 化险为夷护学子——林克在南京工学院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246
 “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段沉甸甸的历史,至今回忆起来,令人既深恶痛绝又感慨万端。
  “文革”后期,高等学校中的干部和师生们虽仍身处逆境,但已逐步觉醒,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了迂回曲折的、公开或半公开或秘密的抗争。
  这里记叙的就是林克在南京工学院长校两年半时间(1974年11月~1977年5月)里,为稳定南工局势,保护师生不受伤害所作的努力。他使人们在黑暗中见到一线曙光,内心稍感踏实;他和全校师生共同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
  1974年末,“文革”已进行了八年多,无休无止的动乱,将人们折腾得心力交瘁。满腔怨愤,无处发泄;满腹狐疑,无法倾吐。八年多来,学校的领导班子(包括革委会及工、军宣队的领导成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广大师生员工虽然除了对国家的前途及命运忧心忡忡外,还对学校的命运同样百般忧虑,但是对学校领导人几乎不抱什么期望。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风风雨雨里,林克于1974年11月走马上任,担任了南工革委会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当时,党的核心小组及革委会内部,正如一团乱麻,思想分岐,派性严重。由于党政不分的一揽子领导体制,事无巨细,均须核心小组讨论决策;于是,每天开会,甚至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地开会。一开会就众说纷纭,不是小吵就是大闹,有些争吵内容还传播至群众中引起混乱。校园里则连一块安静的教学、生活环境都难找到,更何谈其他建设与进步!?
  林克上任,既没有交接班,也没有欢迎仪式;人们都用疑虑、不信任的心态及目光,注视着他的到来。校园里还流传着“路不平,灯不明,心不齐,人不顺,上课不打铃,林克也不灵。”这样的顺口溜。
  51岁的林克默默地骑着自行车报到上班。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两件让他震惊的事:第一件是学校东门口贴着一张署名“工农兵学员”的通知,勒令革委会某副主任到指定地点参加会议。“文革”前,林克担任过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在工矿企业担任过领导工作,从未看到过用这种勒令的口吻向领导发开会通知,他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怎样复杂的环境。第二件事是无线电系学员与人防的同志发生了斗殴纠纷,双方扭打到他面前,让他表态评定是非,林克当即冷静表态:“我今天刚上班,不了解情况,等我组织调查清楚情况后再说话。从现在起,不许打架,谁动手谁负责”。就这样,暂时平息了这场紧张的纠纷。林克在往后一些日子里,更是亲眼目睹一所知名度高、办学极有成就的老高校,变得如此秩序紊乱,人心涣散,问题成堆,冤案不少,班子不强,工作艰难,感到十分痛心。
  他先从人们不满意的几件小事抓起,布置革委会副主任陆子敏负责抓紧修平道路,修复配电房,使路灯复明;并推行上课打铃责任制,保证上、下课按时打铃。这几件事虽小,但办得及时,颇得人心。可是,对当时几近瘫痪的领导班子,对涣散的人心,该如何对待呢!?对来自上面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又该怎样执行呢!?师生员工拭目以待。
  林克在校两年半的时间,大体可分两段:前一阶段在1974~1975年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全国抓整顿、稳定局势的大环境下,林克抓住有利时机,首先从整顿核心小组的“软、懒、散”入手,同时抓落实政策,以稳定全校局势,使教学、科研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和较为正常地开展。后一阶段是1976年春发生“南京事件”、“南工事件”、“天安门事件”的前后,林克竭尽所能地稳住了当时相当严峻的“追查”形势,保护师生不受伤害。
  林克到校后,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广泛地做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干部及师生员工们各方面的意见;并且着重了解核心小组成员各自不同的想法和存在的问题。有些人在校时间较长,且执行政策一贯偏“左”,群众中缺乏威信,自感在南工新账老帐较多,想调离学校;有些人刚调来学校不久,见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感到难以开展工作;有些人原单位未落实政策,到校后与军代表关系紧张,工作也不安心;一些造反派头头还要为自己的山头着想。总之,核心小组成员各想各的,思想互不见面。如此心态及状况,怎能正常开展工作!?群众又怎能满意!?
  林克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情况,并得到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同志的支持,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分析评价校内形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学校状况是:路线不端正,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如何改进?他提出从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状况入手,并明确了指导方针:以安定团结为主线,回顾过去,不算旧帐,相互交心,重新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大事集体讨论,小事各自负责。加强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核心小组内部议事可充分讨论以至争论,但一经形成决议或作出决策,要维护大局,遵守决定,并不准随便背后议论。同时,明确工宣队不是和革委会平行的机构,而是在核心小组领导下工作。
  对当前工作,制定了三项任务:
  1.解决班子软、懒、散问题,加强核心小组领导;
  2.排除干扰,落实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做好教学、科研工作;
  3.使用、安排干部,调整、充实机构,使工作正常化。
  这些措施自然也会遭到非议,有人就说林克是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林克无暇顾及这些,1975年上半年,他用了很大精力整顿领导班子。
  整顿初见成效,正气开始抬头。核心小组开会改变了争吵不休的局面,意见和做法有分歧时,林克从维护学校安定的大局出发,尽量使之统一到按教育工作规律办事的正常轨道上来。由于分工明确,大小事有专人负责,减少了推诿扯皮现象,教学秩序渐趋稳定,开门办学及科研、生产工作也取得一些进展。
  在“教育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尽管来自上面的路线方针是错的,但林克依靠学校中熟悉教育规律的教师和干部,不作紧跟,不作根本性的变动,如对学习上海“五七公社”及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只作了一般号召,没有作出什么具体部署,事实上采取了观望及拖延的态度。在改革教学组织体制及实行半工半读方面,林克始终持谨慎态度,总是先行试点,不作全面的、大刀阔斧的变动及推广。学校也未全部以典型产品为中心安排教学体系,而是在专业课教学时,以典型产品来联系实际。同时,较早地抓了编写新教材的工作。“文革”前期所编教材主要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大部分删繁就简,并贴上一些政治标签,且多是仓促编成,质量和水平自然有所下降,以后也逐步被淘汰。“文革”后期,林克支持有关教师注意研究外国教材及科研情况,凭藉学校以往编写教材的优势,努力提高编写质量,终致延续到“文革”后,全国统一组织编写教材的主编,其数量南工一直名列前茅。
  林克主校期间,尽心竭力,迂回曲折地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而稳住学校局势,避免学校在教学体制、教学秩序及教学质量等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失及破坏。“文革”期间,全校师生员工身处逆境,坚持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完成了多项科研任务,其中大部分是“文革”后期完成的。在此基础上,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29个项目获科技成果奖;另有20个项目获江苏省科学大会奖。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倾注着林克的心血,与当时学校中相对说来有个稍为宽松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林克非常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1975年所抓的大事之一,就是为清查“五·一六”平反,落实政策。此前,全院约有500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竟占当时全校教职工总人数四分之一以上,其中被迫害致死者就有3人(土木系2人,机械系1人)。事实表明,全属子虚乌有的冤案,广大群众对这么多人无端被施以专政,均为之愤愤不平。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如不澄清,学校工作难以开展。林克在核心小组会上表态:“清查‘五·一六’的问题要作为一级党组织来承担责任,我们核心小组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布置成立专门班子,集中一定人力和时间,为清查“五·一六”落实政策。
  以后在多次讨论落实政策问题时,林克均强调: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前一阶段落实政策时,虽然否定了“炮打”,但仍挂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这就是落实政策不彻底,也是错误的,需要彻底平反。
  核心小组有成员检讨自己在清查“五·一六”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林克坚持原则,纠正其说法:“不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核心小组要承担责任。”
  通过大量的工作,1975年4月4日,中共南工革委会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作出了平反决定,对个人和集体均予以政治平反。林克还解剖麻雀,亲自为土木系一位在清查“五·一六”中自杀身亡的熊崇书同志落实政策,制定了五项具体而实在的措施,给予死者家属以很大慰藉。
  在仍然执行极“左”路线大形势下的平反,自然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可是,林克为落实政策所作的努力,对稳定当时惶惶不安的人心,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1975年5月,林克还提出: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同样要纠正。这种愿望,在那时自然不易实现。
  值得惋惜的是,正当林克在1974年末至1975年所作的初步整顿,刚显成效,“四人帮”就把全国的整顿工作诬蔑为“复辟”和“右倾翻案风”,南工的整顿和全国的整顿一样,同遭夭折。核心小组内,还有成员提出责难:“整顿领导班子软、懒、散的提法,本身就是否定‘文革’,与邓小平的提法一样”。林克被迫检讨:“对斗争不理解,思想跟不上”等等。
  1975年底,全国形势急剧变化。1975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自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批邓”等一连串罪恶活动,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
  林克自然要遵照上级指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但他仍然从稳定局势出发,布置做些表面文章,他部署“大辩论”的具体做法为三个字:学、批、赞。全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批判会、汇报会、展览会,大字报专栏,看似热火朝天,实质上都是纸上文章,没有什么具体而实在的内容。
  这一阶段,林克的处境十分为难,他多次在核心小组会议上表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态,还多次检讨自己对斗争不理解、不得力,思想上保守,跟不上形势,感情上接受不了。最后的表态当然是要紧跟形势,加强领导。他在表示要按中央文件、省委指示办事时,也隐约地提出:“现在斗争很复杂,我们头脑也要复杂一点。”
  实际上,“不理解、不得力、跟不上形势”的又岂止林克一人!?“四人帮”种种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人们通过大量事实,逐步认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险目的,极“左”路线也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从怀疑、不满以至产生了抵触、抗争的情绪,大家再也无法忍受“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了!
  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全院师生员工无比悲痛,人们列队前往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纪念馆,沉痛吊唁周总理。1月13日,全院召开了悼念周总理大会。愤怒而觉醒了的师生,不顾“四人帮”的淫威,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总理无限敬仰、爱戴和缅怀之情,并以曲折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之意。
  1976年3月下旬,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的师生,借清明节纪念周总理的名义,在南京地区点燃了反对“四人帮”的熊熊烈火。南京大学率先冲破“四人帮”的禁令,抬着花圈游行至梅园新村进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还在校园内外贴出许多矛头针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及标语。与此同时,南京工学院校园里也贴出了不少内容相似的大字报及标语。
  建筑系11731班是当时校园里最为活跃的一个小群体。他们以班级名义刷出了20多条矛头直指“四人帮”的大标语,如:“横扫一切害人虫”、“悼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用鲜血保卫红色江山”等等。他们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观看、抄录此类标语的人群特别踊跃,广大南京市民纷表赞赏、响应和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该班共产党员王献祥等人,他们把听到别人的议论及自己思考的问题,经共同讨论写成了一张标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3月31日贴在学校东大门口。“十个为什么”的主要内容(摘要)为:

  1.为什么悼念总理的影片至今不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
  2.为什么要把纪念总理的某些照片去掉?为什么总理逝世后,连一个回忆录、一篇纪念性文章也不见发表?
  3.为什么总理刚逝世,丧事还未办完,追悼会还未开,全国人民处于极度悲痛的情况下,就忽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注:“梁效”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
  4.为什么有人竟敢在2月6日的大参考上造谣诬蔑、陷害敬爱的周总理?
  5.为什么上海《文汇报》几次露骨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6.为什么有人竟敢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清华大学私自乱点中央负责同志的名达11人之多?
  ……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工农兵学员
1976年3月31日 
 
  这份大字报,像一颗炸弹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是民意,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大字报随即被传抄至南京街头及外省、市。
  南京的情况引起“四人帮”及其爪牙极大的震惊,他们叫嚣:“南京的大字报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4月1日,“四人帮”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指示立即采取措施,要全部覆盖有关大字报及标语,并指出要追查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大字报“十个为什么”成为他们要追查的江苏三个重点大字报之一。
  1976年4月1日,无线电系以学生会的名义,在大礼堂举行了悼念周总理大会,其他系和单位的师生自发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沿途群众热烈支持,影响很大,“四人帮”在江苏的爪牙为此惊慌失措,加紧对学校领导人林克施加压力,责令揪出“幕后策划者”。
  江苏省革委会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南京地区高校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其中安排两个单元时间(下午、晚上至11时)专题讨论两份大字报,主要讨论“十个为什么”是什么性质的大字报。会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反革命性质的大字报,也是“南京事件”的组成部分;有人要求林克表态,先定其性质,至于作者是不是反革命,可再审慎研究。林克当即表示:“这张大字报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性质的,作者没有反革命基础,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干部,为首者是共产党员,动机不是反革命。他们贴在校园里,是别人传抄出去的”。林克明朗地采取了保护学生的态度。省革委会某领导人就“动机与效果”问题与林克进行了整个下午的辩论,会上气氛严峻,压力很大。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主持会议,他发言很少,也不表态,倾听各方意见,到会议结束时说:暂不定性,首先要调查清楚事实真相,以及有无幕后策划者,并要求南工尽快写个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他同意林克对此事的表态。
  在南工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对所谓“南工事件”曾作了反复讨论,分歧也很大。工宣队的一位成员认为:“‘十个为什么’是反革命性质的大字报,那些大标语也是反革命性质的,因其矛头指向党中央,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具体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有的核心小组成员认为:“有一股反革命逆流,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认真追查,追查就是行动。本校已追查到政治谣言1300余份,对‘十个为什么’和一些反动标语可以批,时间安排在省的批斗大会以后。”还有的成员认为:“‘十个为什么’是谣言的总汇,是保邓的,矛头对准党中央,影响很坏。因此,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有的成员还认为:11731班的问题不是偶然的,集中发生了五大问题:(1)刷“反动标语”,(2)写“反动诗词”,(3)张贴大字报“十个为什么”,(4)张贴《文汇报》,(5)到火车站刷标语。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无线电系游行是参加了反革命大合唱,是反革命逆流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都可以点名批判,要彻底查清,不能空对空,这是政治大搏斗。其中有一人在传达省里开会情况时还说:兄弟学校已为此拘捕了6个学生,并认为:我院已处于关键时刻,一定要追查到底。已有人对领导进言:领导现在要防止“右”的东西,再不转变,就是立场问题,即使转过弯来,还有个紧跟形势的问题。但是,核心小组占大多数的成员则认为:“十个为什么”、“大标语”、“无线电系游行”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可以暂不定性,先把事实及幕后策划者调查清楚再研究定性问题。时任建筑系党总支书记的罗莹在多次汇报11731班的问题时,始终强调事实已调查清楚,是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议论后写的,未发现与其他人串联、共谋,也未查出有幕后煽动、策划者。当时几个年轻人虽违心地一再作检讨,但一口咬定:没有后台,没有幕后策划者,更没有受谁指使。
  众说纷纭,关键就在掌舵的第一把手,如何在情况十分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既要执行上面的指示,又要稳住“小环境”的局势,并尽量保护师生不受伤害。应该说,林克当时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他为保护师生可说是煞费心机,竭尽全力。由于彭冲在省的专题讨论上同意了林克的表态,林克就顺应这一基本定调,并依靠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干部及师生,应付来自上下左右及内部的舆论攻势及政治压力。
  林克如实地传达中央及省里的各项指示,组织大家学习重要文件及有关文章,部署开展运动的计划、动员及检查,多次主持排查“南工事件”的有关问题,反复讨论研究其性质,但从未定性,强调定性要十分慎重,重点是查清楚有无幕后策划者,重大问题要请示省里。其中还穿插布置了学习革命理论,召开理论研讨会,于是,大、小型批判会、讨论会日以继夜地召开,大批判专栏一期接一期地刊出,舆论声势轰轰烈烈,但并无具体行动。林克却在不断地承担领导责任,不断地检讨自己对运动领导不力。
  在1976年5月连日召开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林克的一次长篇发言表露了他当时的心态。他说:“对南工的问题,我有些吃不准,因为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具体的人,具体人要具体分析,重点是打击幕后策划者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正确执行政策,才有利于发动群众,制服敌人。对每一具体事件的性质,我从未表过态,但学校运动有什么问题,主要由我负责……我顾虑很多,既要研究事情的性质,也要讲究政策,如掌握不好,就会扩大打击面。对‘南京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认识了(注:当时中央已确认“南京事件”为反革命性质),但对‘南工问题’的严重性尚认识不足……因而措施就不够有力。”
  林克坚持岗位,顶住压力,始终保持谨慎、冷静的态度,采取敷衍和拖延的办法,沉着应付来自上面的追查,应付来自核心小组内部的某些责难和分歧。例如,核心小组在讨论是否同意11731班外出参加毕业设计时,有人不同意让他们外出,但林克以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计划为由,同意建筑系党总支的安排,推迟一周而仍让其外出。
  在林克的悉心保护下,全院在所谓“南京事件”、“南工事件”中,没有任何人被捕、被拘留,没有任何人受到任何处分,正常的教学计划基本上仍能照常进行,这在当时是极难办到的事。
  时至1976年11月,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仍未对“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而林克就凭藉“四人帮”已彻底垮台的东风,在校内明确表态:“对‘南工事件’的性质暂时仍不能表态,要向省里请示,但可对事件的当事人说清楚:“不影响毕业分配和今后使用、不影响入团、入党”。从而使牵涉“南工事件”的所有学员均卸下了包袱,正常读书,顺利毕业,并按期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十个为什么”的作者,有几位至今仍在校任教,已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的高祥生、杨维菊,提起这段历史犹激动不已,对当时院、系领导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及措施,至今铭感在心。
  “南京事件”是中国及南京人民为埋葬“四人帮”的前奏曲,也可说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先导,在南京市、江苏省以至全国人民中,均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南工师生员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及行动,亦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林克在那段时间处变不惊,以其胆识与谋略保护了师生,实际上也就是支持了这一正义斗争,值得称道。
  粉碎“四人帮”不久,林克即调离学校,1977~1984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1984~1990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90年8月,主动退出领导岗位,身居二线后曾兼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复旦大学为林克离岗举行的干部欢送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对林克多年担任高校领导工作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