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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将中大办成一流学府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106

    我是罗先生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於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秋进入该校政治系的学生,他於三十年八月辞职离校,两年时间接触虽不多,但因正处对日战争最艰困的年代,同学们对国事和校事都十分关心,从而对一校之长的种切,也就特别留神注意。
    与罗先生接触频繁,是三十八年入台以后。四十三年秋我担任国民党总裁蒋先生的新闻言论秘书,他是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工作上关联甚多,加之蒋先生有些文字史料方面的事,有时要我问问罗氏的意见,因而师生情谊,日见亲切。
    以我个人亲身体察,看他如何主持中央大学校务,将一所并非顶尖的大学,於不到十年时间,一跃而为战时中国最有名的第一所学府。
    罗氏就任始於一九三二年八月,离职为一九四一年,九年之间,以春秋正富之龄,的确为全校兴革与师生教学投注下无限心力。即使他离职并不是十分自然而愉快的,然而他对学校的贡献,绝对是斑斑可考,功不唐捐。
    如果说是我国教育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谁曰不宜?
    在与罗先生私人谈话中,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办中央大学是一生引以为荣的事。事实上,如追述罗先生平生的学术事功,亦必然以此为基石,而他真正留给后代、留给历史,乃至留给他自己的,似乎也以那一段年期最关重要的。倘使说:那是罗家伦的黄金十年,应不为过。
    罗先生究竟是怎么办中大的呢?当其上任之初,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曾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个概念,如假以时日,他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畜、有教无类的综合性大学,并以之为实验场和发祥地,来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
    他除了提出“诚样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的特色,并订定“安定、充实、发展”三个时期的治校方针,希望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方针一旦确定,跟着实践力行。当其到校之时,正当日本大举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那个时期反日情绪激昂澎湃,校园青年血气刚强,自是反应最敏锐的场所;加之中大处于政治中心的南京,一些外在因素也影响校内安定,於是学潮迭起。
    罗先生以五四健将、过来人的身份,倒是很快将学校安静稳定下来。其时,罗家伦还未到四十,改革企图於安定后勃然兴起。民国二十三年他认为中大地处都市中心,地狭人稠,无发展余地,於是以“建立中大新校址”为职志,事实上也获得当时政府支持。新址选定在城郊,广及八千余亩的一个地方。可惜动工不到两个月,对日抗战全面爆发,一切只有改变。建校不成,罗先生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让学校能在炮火下办下去。
    罗氏认为校名既然是“中央”,自应跟着政府走,这便是他极力主张迳迁陪都重庆的著眼。方向既定,如何使力,乃是大问题,因为一所数十年,师生二、三千人的大学要大迁徒,真是谈何容易。
    凭著他的判断、计划与干劲,在师生共同协力之下,居然不到一年时间,就能在重庆郊区沙坪坝建立起简陋的教室、宿舍与办公房继续上课招生,弦歌不辍,这的确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
    由於这次“大搬家”相当有计划而彻底,图书仪器等固然全无损失,连农学院实践牧场的牛只也迢迢万里,经年余间赶到重庆。这种患难相从的情谊,无形中也增强了师生的向心力。罗校长於是趁机借势,继续求中大的充实和发展。当时政府困难,一切以军事为第一,因此只有克难节约,从自助人助入手。
    综其要略,大致为:
    (一)提升师生的荣誉感,在物质条件远不如原在后方的大学那种情况下,一定要把中大办成全国第一所最受尊重和企望的大学。
    (二)网罗全国最优良的师资,借重庆为首善之区等优势条件,让最好的教授都到中大来。
    (三)增加院系与研究所,兴战时同盟国如美、英等著名学府作学术交流,提高自身学术地位。
    诸如此类措施,二、三年之中,中大果然声誉鹊起。以全国联考为例,差不多积分最高的学生,悉以中大各科为第一志愿,无形中默认中大为当时最大最好的学府。随着中大地位的升高,罗先生个人的声誉也跟著增长。
    可是人总是非常现实的,办公家事往往是非恩怨特别多,连国立大学亦不例外。况且为政治中心的重庆,“泛政治化”虽不若今日台湾,然亦在所不免。
    罗先生正是在此种复杂环境下,慨然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离职不干了。
    凭良心说,以罗氏对学校的贡献,且当其正好一展宏图之时毅然求去,一则是时势弄人,再则更是学校的损失,此所以罗氏去职之后一、二年,学校又转而处於不安定的状态。
    罗家伦先生专攻历史,文学造诣深堪,其才清横溢,爱国忧时,无疑是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有志之士,学成问世之后,更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士人学者,办学如此,问政尤然。
    惟其出入学政之间,是非也跟着缠绕,此正所谓“盛名之下,谤亦随之”。但不管怎样,他办中央大学是绝对成功的,而其有为有守的书生本色,已为历史肯定而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