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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央大学的四年:1927—1931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146
 

       自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来,因军阀争据政府要津,连年战乱不绝。同时列强侵占权益,日趋加剧,尤以日本窥视我东北领土,积极推进。内忧外患,激发了青年们读书兴邦的情操。我于1927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后来的扬州中学)结束高中二年级学业,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招收预科学生,即设法前往应考,幸经录取,返乡报知家人,至为欢跃。是年秋勉筹费用,晋京入校,开始我关键一生的大学生活。
  第四中山大学源远流长,肇始于三江师范学堂,光绪廾九年(1903)由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位于鸡鸣山下,依六朝时代国学故址设校。1905年总督易人,改校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由李瑞清任监督。李号梅庵,热心办学,倡导和培育了俭朴、勤奋、诚笃的学风。后来在校园西北隅建有梅庵,即系纪念其功绩。内有六朝松,历时千余年,今仍健在。1915年随民国推行新制,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江谦任校长,留美哥伦比亚大学郭秉文为教务主任,逾四年郭继任校长。1921年扩建为东南大学,综合文理与农工商教育等学科,健实发展,声誉卓著,蔚为东南最高学符。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九所江苏境内高校合并组成第四中山大学(依革命军进展顺序,在广州、武汉、杭州、南京先后设立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中山大学)。由张乃燕任校长,统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哲、教育、工、农、商、医九个学院。次年2月政府决定各省大学依据地方命名,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学生群起反对,认为此名局限于江苏省,易为江苏学阀争夺把持,引起风潮,学生将校牌抬到附近成贤街教育部,拒绝接受。我那时在校亲睹其事,至为兴奋。如此纷扰逾月,嗣经党国元老江苏籍吴稚晖建议,当局决定将校名改为国立中央大学,风潮始息。校长仍由张乃燕担任,设八个学院,将原有的哲学院并入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及社会科学院改称理学院、法学院。
  张乃燕系留法化学博士,为人谦和,当时北方政局混乱,知名学者云集南京,经虚心广为延揽,到校授课,形成全国最优越的大学教师阵容。我住校研读四年(1927—1931),专业经济,系主任叶元龙,他讲课深入浅出,轻松动人,尤具行政管理长才,在对日抗战期间,转任重庆大学校长。系内有教授马寅初,教货币银行保险等学科,兼任中国银行顾问。他秉性刚正,对国府财政主管宋子文、孔祥熙徇私贪财,攻击不遗余力,传一度遭当局软禁于南京附近的汤山。平日生活有序,不论寒暑,均以冷水取浴,经常显得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另有教授何浩若,系叶元龙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同窗,得经济专业博士学位后,续在美西部炮兵学校攻读,二十年代返国,首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跟随革命军转进南京,经叶元龙延请授经济学原理及经济思想史,他为人爽直,快人快语,讲课颇生动,听之颇饶兴味。此外政治系亦颇多名教授,如王世杰授比较宪法,后来任国府外交部长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鲠生、张奚若、钱端升等授国际公法、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等学科,均富盛名,后来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并积极参政,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创始骨干。另法律系谢冠生授法理学,不带讲稿,循循善诱,感人至深,后来到台湾任国府司法院长。以上属法学院,其他学院亦名师辈出,如数学系的胡刚复、物理系的吴有训、化学系的曾昭伦、电机系的顾毓琇、土木系的陆志鸿、中文系的黄季刚、哲学系的宗白华、历史系的缪凤林、地理系的张其昀、西洋文学系的张歆海、教育行政系的程其保、社会学系的孙本文、艺术系的徐悲鸿……均属一时之选。提起徐悲鸿,不仅画艺超群,并曾宠爱一天才学生孙多慈,后来对日抗战发生,他们相偕到桂林,徐登报宣布与原配蒋碧薇离异,意欲娶孙,奈孙家父母坚不予同意,致好事未成。后孙到台湾,任教师范大学,徐由重庆转北京,主持艺术学院。还有名诗人徐志摩亦曾于1929—30年在中央大学授西洋文学。他有一得意门生陈梦家,系我同班学友,与另一同学方玮德协同徐先生办新月诗刊,展示新诗篇幅。张乃燕于1929年卸任校长,政府派桂崇基接任,因其党性过浓,学生群起反对,未能到任。改派段锡朋,同样遭拒绝,曾被殴打离校。后于1930年派由留德地质学家朱家骅任校长,始稍趋稳定。
  在1927—31年期间,适值国府建立伊始,高层人士争权倾轧,时有所闻。先是宁汉分立,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庭抗礼,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吴稚晖等拥蒋,改组派的陈公博周佛海等崇汪。另元老胡汉民又与蒋介石不睦,纷争无己。同时国际方面,日本觊觎我国领土,野心日益显著,除在山东残杀我外交代表蔡公时,阻延革命军北上,并积极侵占东北,终致1931年9月18日在皇姑屯车站炸死总督张作霖,囊括土地权益。那时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正策划剿灭共军,对日容忍,不予抵抗。少帅张学良遁迹关内,亦无斗志。学生闻之,悲愤异常,中央大学位居京都,时有联合其他城市学生扩展游行抗议运动,一度曾遭政府军警屠杀,并不气馁。另在社会文化方面,当时左翼作家批评政府论著,风行校园,深得学生赞同。我等习经济的除在课堂上听讲古典经济学说外,课外多喜读社会主义书籍,期能加以评比。
  总之,我在中央大学的四年,校内外情势变幻多端,一方面幸得名师教导,奠定了此后读书研究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多难,蕴育了潜在的抗争意识,这对于我的一生,具有深切的影响,往事未已,至今犹深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