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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东南大学受教育与抗战时期一些老校友共同战斗的活动片段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177
 

   我于1921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附中(后为东南大学附中),又于1927年夏考取中央大学数学系,前后在东南大学校园内学习十年,校名数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且因改名而闹过学潮。
  我进入全国第一流大学学习,我的父亲自然是高兴了,但每学期的学费怎么办?芽我有兄弟姐妹七人,有两个妹妹还在读中学。供给三个人学费怎么办?芽特别是大学一个人的学杂费,一学期要100多元。我到学校两三个月后,了解些情况,我就写信给我父亲说,从下学期起,我勤工俭学,家里可以不要出学费。那我的学费从哪里来呢?芽
  那时安徽省只有一所大学,还不是第一流的。省政府想为本省鼓励培养优秀的高级人才,就在全国几个第一流大学每个设置奖学金20名,每名一学期100元。要在全校安徽省籍学生成绩20名以内的,就可得这奖学金。我努力学习,每学期都得了奖学金。南京私立中学很多,教师常不够,需要兼任教师。我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时,就在五卅中学兼任一门数学,每周4小时,月薪16元。我有一个中学和大学都是同学的好友崔祥琪,他的父亲是中大图书馆的领导,我请他在图书馆找一个短杂工。图书馆阅览室在每天闭馆后,要有几个人用一点钟左右时间整理图书,我在第二学期到第四学期就担任这个工作,月薪十余元。这些就全解决了我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二年级时,顾衡同我觉得物理比数学应用广些,我两人都改以物理为主系,数学为副系。主系、副系都有一定的必修课程,这是一定要学的,还有一定的学分。其余的选修课程,学什么又没有限制,又没有教师指导,我就乱学些课程,浪费时间。这个制度是不好的,现在已改了。
  我吸取过去的教训,还很重视体育。但当时学校有两种体育,一种是普通操场上的体育,一种是聘请武术师傅,在体育馆教打拳,要每天早晨6至7点练一点钟。我和好友汪楚宝(字季琦)两人学打拳。学打拳有单打(即一个人自练)和双打(即两个人对打),双打时我们两人练对打。我们还学用棍子和刀、剑。我们练习四年很少间断,对我们身体锻炼很有好处。
  1928年春,生物系杨浪明同学邀请我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这是我们青年学生组织的。社员要求科学成绩学的好而又不是书呆子。主要做科学普及工作。我就参加了。当时社员主要是中大学生杨浪明、郑集、赵宗燠、余瑞璜、沈其益、屈伯传(屈伯川)等三十多人。主要工作是作科学普及讲演,出版“科学世界”及科学小册子。工作最积极的一直是杨浪明。这个科学社积极发展社员,发展很快。到抗战前夕,社员已1000多人,已经有许多是科学家、高级工程师了。抗战时期,这个科学社总社组织在重庆,我负责组织部工作,社员还在发展。解放初期,准备开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吴玉章同志领导下,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延安自然科学社四个大的科学团体组织的。中华自然科学社中中央大学校友最多。
  中央大学学生政治空气活泼,常有各种观点的壁报,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有大地社的,当然都不署名,有国民党的,有三青团的,有国家主义派的。他们有时署名,有时亦不署名。我亦贴过壁报的。争论得很热闹。
  前面已说过,国民党在1927年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势力范围只在苏浙皖及华中少数省。华北军阀都是依赖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生存的。1928年5月3日,日寇残酷屠杀,国民政府在济南派交涉公署特派员蔡公时等及军民多人。而当时国民政府却不准反击,不准杀日寇一人。这在我们现代青年是不能理解的。
  这种残暴凶信传到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一些中学。大家都义愤填膺,都要求罢课抗议。中央大学及几千大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汪楚宝、顾衡和我都积极参加。我在“五卅”运动时,因脑病休学在家未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的学生运动。我们游行队伍到国民政府示威。我们沿路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使全市人民了解实情。要求中国人民都抵制日货。我们为增加宣传效果,除游行外,还组织10人一个小组到公路上分组宣传。我与汪楚宝在一个小组,他可帮助我宣传的好些。市政府为阻止我们到下关宣传,把去下关的城门都关了。那时南京有小火车通下关。我们就冒险从小火车通道出城到下关宣传。不久,在强力破坏下,运动停止了。
  不久,顾衡介绍我参加共青团外围组织“大地社”。“大地社”大约有社员葛春林、汪楚宝、顾衡、潘渭年、葛和林、高警寒、徐宗士和我等二十人左右,不全是中大的学生,但中大的占大多数。
  顾衡四年级时,就未到学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以后当然知道,1932年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听汪楚宝说过,顾衡被捕后,宪兵司令部首脑谷正伦爱其才,几次亲自审问他,劝其投降,允许要重用他。他英勇顽强,坚忍不屈。谷正伦又把他的父母找来,要他的父母劝他不要这样顽固。他的父母劝他时,他对他的父母说,我要投降,必定要出卖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呀?选顾衡的父母含泪而去。所以,谷正伦恼羞成怒,说他“怙恶不悛”要立即处死刑。
  1931年夏,我就在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中大附属实验中学聘我为数理化教员。中大数学系有一教授他在校内有一房间不用,就让我居住。这就便于我参加中央大学学生各种运动。1931年夏,我的妹妹谢立珩、弟弟谢立毅都考进了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这样我们家进东南大学校园的已有4人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突然攻占北大营并进攻沈阳。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指示东北张学良部队对日寇采取“不抵抗政策”。没有几天,日寇就占领了辽宁省,3个月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使全国人民感到震惊、愤怒。抗日救亡运动就不断地兴起,亦不断地扩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南京各大学就纷纷罢课,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怒责日寇侵略暴行。我和妹妹立珩、弟弟立毅都积极参加运动。东北失地太快,群众逐渐认识到国民政府执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上海来京请愿的大学生同中央大学学生等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抗日。
  大约在十月中旬,我在实验中学初中三年级上课时,谈到东三省现在情况,不过一个月,就失去大片土地。东三省的大好河山,肯定要被日寇侵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是没有止境了,日寇要吞并我们的祖国。像这样的政府,不想法使我国强大起来,不要很多年,我们就要亡国。我国人民就要做日本人的奴隶,做日本人的牛马。我讲到这里,全体学生都大哭起来,振动了全校,都来看发生什么事。校领导当然不满意,我接着说,我国不会灭亡,有我们广大的亿万的爱国人民?选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几个月来,南京各大学学生联合举行多次大会及游行请愿。上海各大学学生亦几次到南京向政府请愿。但因东北的失地逐步扩大,提出的口号和要求亦逐步表现人民的情感和对国民政府的认识。最初口号是抗日救亡,以后是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要求蒋介石明确表示出兵抗日日期。到12月时,东北的大好河山已完全丧失,北平(北京)亦受威协。所以12月时北平南下到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口号是“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
  到一、二月间,国民政府不仅禁止示威游行,并逮捕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一月里,我的弟弟谢立毅被捕。我的妹妹谢立珩因听到风声离校。她已加入共产党,她到上海一工厂做工人,做厂里工人的工作。
  我不能在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工作了。1932年2月初,我到合肥第六女子中学做数理化教师。我的弟弟谢立毅被家里找人保释了。
  我到六女中不久,顾衡就来找我,希望我为党做一些工作,对我采取单线联系,直接领导的方法。当时城内党组织已遭破坏,党组织在城外。合肥是有城墙的,邮局和六女中都是在城市,顾衡交给我的任务有两方面。
  (1)作为合肥城内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传达上级的指示或党的文件。上级用秘密墨水把文件的内容写在普通信件或书刊的夹缝中,字是看不见的,邮寄给我,一周左右就有人来取。来取信的人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收信的同志只要用约定的化学显示方法就可把文件读出来。有时我还有书写宣传品,保存宣传品的任务。
  (2)努力把课程教好,得到学生高度信仰,然后在学生中讲话才有效力。同学生谈话,主要可传播反对日寇,反对蒋政权出卖东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要发现和培养进步学生,把她们组织起来,逐步扩大影响。
  我想不到这是同我的好友顾衡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一位领导同志每隔一周左右就来一次。1932年8月左右,领导同志告诉我,这段时期,你做的工作还经得过考验,组织上已批准你入党。那时是没有入党预备期的。妙的很,我现在写这回忆录时,正是我党龄整60年的时间。
  最后还有我三弟谢立文,亦是中央大学毕业的。立文是1935年夏考入中大农学院农业化学系,以后在重庆中大毕业,留在中大农业化学系做几年助教,又在工厂工作几年。1947年,他的老师带他到台湾接收台南糖厂,做糖厂工程师。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想回大陆来,但因一家大小三代五六个人,没法回来。1986年、1990年两次回大陆探亲,知道他在台湾工作还顺利。台南糖厂是台湾最大的糖厂,他以后做这个厂的厂长。台湾糖厂相当多,有一个总管全省糖厂的糖业公司。这个公司里还有几个生产糖原料的甘蔗厂。谢立文曾担任这个糖业公司的技术领导人之一。现在他已退休了。
再度与中央大学老校友同学习、共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冬,中央大学校本部迁到重庆沙坪坝,与重庆大学为邻,同一个大门出入,同一个大操场运动。我亦就与中大老朋友常交往。我与中大老朋友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等常参加当时一些群众运动:要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我们常与《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志接触,他是潘菽的大哥。
  周恩来同志等一贯重视科学技术,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许多爱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国民党政权的消极抗日,贪污腐化,物价高涨,生活困难,极为不满。“科学救国”,又无出路,悲观失望。但当时重庆自然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的极少。周恩来同志等对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非常关怀,为了使我们逐步提高认识,明辨是非,认清前进的方向,就帮助我们组织起来,逐步扩大进步队伍,推动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
  大约在1939年春,在周恩来同志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组织(见《周恩来传》530页),具体领导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是潘梓年同志。参加“座谈会”的有廿人左右,但其中有些成员,因工作调动离开重庆,有些成员不常参加“座谈会”学习或活动。始终坚持参加组织活动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谢立惠、涂长望、李士豪等,约10人左右。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只我一人。“座谈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梁希和潘菽。这个组织是不公开的。
  周恩来同志一直关怀和鼓励我们学习和锻炼。以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改造世界观。从1939年到1946年春,我们始终坚持集体学习,每隔两周或一周开一次座谈会,很少间断。要求我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1)学习,讨论《新华日报》上的重要社论和专论,特别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写的社论,或者学习《新华日报》给我们的文件、小册子,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及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
  (2)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唯物辩证法,以逐步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认识国内外形势问题、政治斗争问题等。因为我们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因而更要求我们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自然界,研究、分析自然科学的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工作者的问题。
  (3)讨论、研究如何更好地完成周恩来同志或《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交给我们的任务。
  当时我们党常在重庆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馆邀请科技文教工作者及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等,常通知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参加,这亦是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我记得1940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报馆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有联欢会、座谈会等。中午还邀请我们“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参加聚餐。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科技工作者、文教工作者相当多。大家在反动政府和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随时随地都感到心情压抑,空气沉闷,可是一到虎头岩,就象进了另一个世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畅谈心里要说的话,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尽管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要冒被特务迫害的风险,但大家还是非常欢喜去的。
  一九四〇年春,周恩来同志和潘梓年同志,要我们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四、五位同志,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并指示我们:第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编写副刊的内容;第二,副刊内容多样化,不能局限于只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这个副刊编辑工作也是对我们的锻炼。
  《自然科学》副刊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普及科学知识。在《自然科学》副刊中,介绍科学常识的稿件,常有一定的针对性。
  (2)宣传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超政治,批判“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救国”等当时流行的错误论调。我们发表文章阐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科学工作者也才有发展前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科学技术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亦就无用武之地。
  (3)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广泛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当时许多爱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蒋介石政权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污腐化,特务横行,极为不满。许多人因物价高涨,生活困难,科学事业无出路,悲观失望,情绪消沉。我们便在《自然科学》副刊上发表了《关于自然科学界的组织问题》等。
  (4)副刊还设有“信箱”和“问题解答”专栏,回答读者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医药卫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反映读者的呼声与要求。
  我们“座谈会”同志编辑“副刊”,只是初稿,还要送《新华日报》编辑部审核后才付排。初编《副刊》时,“座谈会”的同志写稿多一点,以后尽量用适当的外稿。我们发表文章,一般地用笔名。我们到《新华日报》馆必须经过化龙桥,再转一条小路。报馆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桥头那个茶馆经常坐着特务,监视那条小路进出的人。从外面来进出报馆的人,一定要警惕特务的盯梢,去报馆开大会时,人多监视要松点,因为我们工作只一、二人进出《新华日报》馆,更要严肃注意同特务的周旋,摆脱他们的盯梢。
  党中央领导同志到重庆时,也经常接见“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同志,特别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来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在百忙中亲切地接见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同志,使大家兴奋到极点。我们过去都没有见过毛主席,渴望能见到毛主席。这次接见使我和同志们感到非常高兴,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1943年12月,有一个虽是不大的事,却使我们感动得终身难忘,事隔40多年了却记忆犹新。有一天,周恩来同志约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主要的七个人到新华日报馆吃午饭,我原以为有什么事要我们去谈,去后看到摆着寿桃,还有一桌酒席。周恩来同志说这是为梁老(梁希)60寿辰祝寿,我和前去的同志都感动异常。梁希同志是我们“座谈会”里年纪最老的,但我只知道那时梁老60岁左右,却不知道那一天才是他的60岁诞辰,而周恩来同志日夜为国事奔忙,却记得为梁老祝寿,这真使我感动不已。同时我又想到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们对革命贡献太少,深感惭愧不安,因此在酒席上,我们起初比较局促,恩来同志都亲切地同我们谈心,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我恰好坐在恩来同志的身边,他见我似乎有点拘束,便带笑地批评我为什么这样文绉绉地不大方,恩来同志的亲切谈话,使我们感到异常温暖,后来亦就不那么拘谨了。
  在周恩来同志,潘梓年同志的提示与指导下,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逐渐失利,想在中国大陆打通陆路交通,便大举进攻国民党统治区。只几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就把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的大片国土丢失了,威胁到贵州。这时我党中央发出改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组成联合政府的号召。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这也是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
  形势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爱国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一向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团结与进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指导和协助我们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积极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范围较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
  因此,在1944年底,我们拟订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分头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参加发起。周恩来同志也向个别的著名科学家做动员工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得到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及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100多人的赞成。
  我们就以这么多人为发起人,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在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正式成立了。开成立会的地点就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所在地沙坪坝。中国科协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和监事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同志,监事长是李四光同志。负责搞具体工作的是干事,那时没有脱产的专职干部。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几位主要同志,有些是理事,有些是干事,总干事是涂长望同志。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干事、组织干事要做联络会员和组织会议的工作。
  中国科协的政治态度和任务,都在《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总章》等文件以及发行的刊物中说明了。在这些文件和刊物中,主要宣传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的口号现在是空喊的。在不民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工业极不发达,农业生产非常落后,自然不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不重视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封建压迫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个人斗争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第三,我们科学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封建独裁的压迫,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新中国。
  以上几点就是在中国科协的文件刊物等所宣传的主要观点,但在具体提法上是比较含蓄的。
  中国科协总会设在重庆沙坪坝,在西南、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分会;在美国、英国等也陆续成立了分会,经过一年后,会员即发展到七、八百人;以后更发展到几千人。
  中国科协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群众组织,还不便以中国科协名义直接出来进行政治斗争。1944年冬,许德珩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启发下,邀集潘菽、税西恒、黄国璋等同志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我们“自然科学座谈会”就决定与“民主科学座谈会”合并。发表意见,一致赞成我党中央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抗战不力。要求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
  1945年9月3日,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国取得抗争胜利的纪念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们就在这一天开“九三座谈会”,举行庆祝活动。有人建议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这个组织就改名为“九三学社”,大家都同意。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
  1946年五四纪念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1946年中央大学又迁回南京,我又与母校分离了,我又与许多老朋友分别了。
  中国科协由于负责人及会员绝大多数离开四川,因此中国科协总会亦迁回南京。
  九三学社社员亦绝大部分离开四川。总社迁往北京,由许德珩同志负责,上海有九三分社。南京有九三分社,主要由梁希、潘菽同志负责。九三重庆分社,主要由我负责。各分社常与各地区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与反动政权共同作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