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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下)——从迁校到发展
发布时间: 2010-05-25                    访问次数: 295

 

 到重庆以后,知道校舍大致均已就绪。经各位先生不分昼夜的劳苦,分十八个包工,集合了一千七百多工人日夜工作——谢谢他们——容一千余人的校舍,竟于四十二天完成。大家开始搬进去,于十一月初已经开始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

        虽然正当猛烈的战事,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的功课,开得还是很整齐的。我们的图书仪器,都已搬出,而且展开使用。不但重庆本部开学,并且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已先本校在成都开学了。我们教学的标准没有比在南京时降低。

        我们这次搬家,可以说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密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尸体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整。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仁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南京的,他于九日见军事形势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候。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到了二千以上,沙坪坝的校址容不下了,而且为疏散关系,也当另辟新址。于是又选择了一个风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筑了一个分校。该处逐渐增加房屋,可容一千多人,所以中央大学的校址分为四处:(一)沙坪坝,(二)柏溪,(三)成都,(四)贵阳。四处有四处的好处,可是四处的开支也不容易呀!

        西迁以后,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将以前教育学院原有的系维护和改隶以外,还添了七系一科。工学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系,电机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从单班加到双班,机械工程系从单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个低级的技工训练班。医学院添了四个年级(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添了一个牙科门诊部,还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医院。农学院添了一班畜牧兽医专修科。研究院则加设有七个研究部(政治经济、物理、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教育心理),授过多次的硕士学位。以后还要加添五六个研究部。

        中大所包的部门,有总办公部分,分(一)教务处(包括注册组、图书馆),(二)总务处(包括文书组、事务组、出纳室、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会计室),(三)训导处(包括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军事训练组、卫生室),和(四)分校主任室(包括教务室、总务室、训导分处)。

        关于直接教学的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院,一个专科学校,一个中等学校。再进一步的分析,则仅教学方面,就有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共计六十五个单位。至教育行政部门和附属医院、农场、牧场、工厂和技工训练班,尚未计入。所以在大学之中,中大内容不能不算是当时最繁复的了。

        说到学生人数,在南京最后一学年不过1072人。到1941年则大学和研究院部分共计3153人(随时略有增减),较南京时约加三倍。外加实验学校651人,技工训练班50人,共计3854人。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约400人,所招新生,当然视合格成绩而定人数,但无论如何,必较毕业生人数为多。若是多一倍,则总人数一定是四千多人了。

        至于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全年共为524种,本学年则上学期为737种,下学期为829种。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颁部定课程标准开的。

        至于每周各班上课时数的总和,则本学年每周讲授时间上学期为2002小时,下学期为1980小时,实验钟点上学期为1481小时,下学期为1552小时。至于实验时数,绝对不止此数,可以增到一倍,因为实验地位不敷,有上课在一班而分作几组作实验的。这种分组的时数也就不及统计了。

        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课程的增加,所以教员人数,不能不比在南京时要增加。计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

        战区学生经济困难的和一般学生伙食困难的由政府给予各种贷金。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奖学金和公费免费种种名额。师范学院学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医学院学生从一年级起,指定为公医生,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当时他们表示接受,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还是不免有点怀疑的。到后来看见一班一班的毕业生出了校门,都有积极的工作,而且供不应求。再到后来他们被征调去工作的时候,知道在学校里学好的,出去可以用;没有学好的,出去了有机会也不能用,于是恍然大悟。

        我们在重庆四年了,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四年以内,我们不知道历尽了几多困难。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勉强告慰于国人的,就是在这四年之中,中央大学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

        但是敌人还是不放过我们的。像1940年就被炸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二十九日,第三次是七月四日。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的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开学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幸赖师生防护服务团里各位同仁的努力,在我们大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死伤过一个教职员和学生。

        1932年我到中大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方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罗家伦)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
于重庆警报声中



(编者注:作者在1932年—1941年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文作于1941年,原刊于1992年台湾战地文学杂志出版社出版的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