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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老建筑群陪都教育高地的烽火记忆

2010-06-29226发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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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 来源: 重庆晚报(重庆) 

6月21日,重庆大学致函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共商维修位于重庆大学A区校园内的原国立中央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

原国立中央大学是我国最著名学府之一,它是今日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台湾的中央大学等多所名校的共同前身。抗战爆发,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借住”重庆大学。两大名校携手办学,构筑了当时中国大后方最著名“文化三坝”之一,也成为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块高地。

1938年,“七七抗战大礼堂”修建,周恩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许多历史名人先后来此演讲及参观访问。以该礼堂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老建筑群,刻写着抗战时期中国教育高地的烽火记忆。

抗战丰碑

越炸越强

周恩来在此演讲持久战

重庆大学A区后校门树阴掩映,鸟鸣啾啾中,一栋黄色墙体、灰色瓦顶的老建筑卧立。旁边碑刻显示,“七七抗战大礼堂”已历经72年风雨。

重庆大学校史办主任蒋研川介绍,“七七抗战大礼堂”被鉴定为危房,屋顶部分出现腐朽现象,2000年前后停止使用。为了让这座资格最老的抗战建筑重焕青春,重庆大学目前正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积极联系,共商修复大计。

1937年秋,国立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次年,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主持修建了“七七抗战大礼堂”。

1938年,日寇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大片国土沦陷。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何在?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来到了“七七抗战大礼堂”,作了题为《第二期抗战形势》的演讲。千余师生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详细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点。

原重庆大学校史办主任伍子玉撰文说,周恩来的演讲使大家看到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重新建立起必胜的信心。长期关注“七七抗战大礼堂”命运的市政协委员廖庆渝说,该礼堂是重庆丰厚抗战历史文化最有力见证之一,也代表着抗战时期中央大学迁渝办学的一座文化丰碑。

据记载,当年周恩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英国前首相和工党领袖艾德礼、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将军等历史名人曾来重大作精彩演讲。台下听讲的,有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等众多杰出学子。

越炸越强

培养出一批精英

每年两会召开,市政协委员廖庆渝都会提交一份议案,建议将重庆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列入文物名录,进行修复保护。他说,历经日寇数年惨烈大轰炸,这座大礼堂依然保存了下来,应该是何等壮烈。

1939年9月、1940年5月和7月,重庆大学著名的工学院在上百架次日寇战机狂轰滥炸中3次遭遇破坏,死伤师生250余人。现虽已经修复多年,工学院建筑在新旧材质契合线上仍有着当年血与火的清晰灼痕。幸运的是,“七七抗战大礼堂”却没有受到损毁。

惨烈大轰炸中,重大人和中央大学师生们没有放弃教学科研,自己动手挖防空洞,建地下实验室。每逢空袭,学校防护团就发出预备警告,师生们迅速返回防空洞继续学习。大多上午10点进防空洞,下午5点出来。

日机常常夜袭,同学们习惯了在防空洞饿着肚子睡觉、读书、下棋、恋爱甚至吵架,越炸越强。两校的师生们还看着徐悲鸿在防空洞的煤油灯下创作国画《巴人汲水》。

就是那些艰难的岁月,历练出了中国一代精英,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卫星回收总指挥任新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他们青春求学时代就是在重庆大轰炸的岁月里度过。

精英齐聚

拟打造为中国的剑桥

国难中,国立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相邻办学,两校实行资源共享,老师们交叉上课,学生们交叉听课。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受聘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使这块土地成为全中国最耀眼的一块人才和学术高地。

国立中央大学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自不必说。1934年3月13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到沙坪坝视察重大后赞叹学校“颇有蒸蒸日上之势”。抗战时,蒋介石甚至准备把重庆大学办成中国的“剑桥”。

抗战期间,重大聘请的专任教授54人、兼任教授58人,当时学生仅仅1016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数学家何鲁、著名无线电专家冯简等,分别领衔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学科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传奇教授冯简在重庆大学任教11年。他亲自率队在小龙坎主持建设35千瓦短波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为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当时在重庆的国外记者都利用这个电台转播、发稿。它让日寇深感头痛,尽管制订周密轰炸计划,但该电台依然躲过重重劫难,雄鸣不止。无可奈何的日寇谑称此电台为“重庆之蛙”。

战鹰摇篮

学子任飞虎队轰炸机机长

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一座幽静院落,年过九旬的何其忱老人讲起早年经历,一口重庆话抑扬顿挫。1940年秋天,20岁的他考入重庆大学水利系电机专业,一年多后,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学习飞行驾驶,后作为驰名天下的“飞虎队”轰炸机机长,是至今仅存的几名飞虎队老战士之一。

 

 

何其忱被选送到美国专门训练飞B-25型轰炸机。1943年年底学成回国,被分派到中美混合航空联队(即飞虎队)第一大队101中队任B-25型轰炸机机长,驻防重庆、西安、汉中机场,负责攻击长江以北的日军飞机和军事设施。

1944年5月的一天,飞虎队获悉日军在天津机场伪装停放四十多架战机。何其忱奉命驾机从汉中起飞前往轰炸,毁掉日机二十多架。“这是摧毁日军目标最过瘾一次。”何老说。

何老见证了日本侵略军南京投降仪式和中国政府接收台湾、海南岛、钓鱼岛等。抗战胜利后离开国民党空军,加入中央航空公司,后参加起义。1950年五一劳动节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首席记者丁香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