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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竞争 共享 (opening,com peting and sharing)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周勤
发布时间: 2011-05-25                    访问次数: 538

       在英国的三周和到美国的两个半月时间,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代西方大学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共享的发展体系。
  这个体系第一阶段经历了被动保守的大学自我独立的体系逻辑,通过寡占型竞争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第二阶段开始被动妥协,放弃大学之间恶性竞争,各自保持自己的发展体系;第三阶段开始被动合谋,形成初期开放的思想体系,寻求各自竞争优势,并保持大学之间的差异性;第四阶段就是形成共享的思想体系,全面开放教育资源,同时更加注重各自学校和学科的差异性。
  当然,应该承认形成这样的体系是有其经济环境、历史条件和思想轨迹的归因。按照这一体系分析,中国大学基本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因此,理解西方大学,主要是北美和欧洲大学的发展轨迹对我们发展中国大学和学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人在仔细观阅了国内外著名大学有关资料,结合自己的实地观察,比较中国大学和我们东南大学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将开放、竞争和共享作为我们大学未来,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理念,并拟文加以说明。

  一、开放是现代大学的存在基础
  为什么开放对现在大学如此重要?我们从早期西方大学发展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在英国的早期大学至少有两个特征十分明显:一是无一不冠以“King's”或者“Queen's”的名头。实际上这些学院在早期本质上是为英国各代王朝培养干部或者是王朝捍卫者的领地,由此在其理念上都有自己相对的封闭性。无论是学术研究、学生的选择和教师队伍的形成都受到了巨大的限制,几乎所有的研究被严格限制,学生和教师都是来自贵族,至少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体系的弊端十分明显,教授和学生来自贵族,其思想从小受到严格的限制,难以具备创新的思想,即使到了今天,英国大学所保留这一痕迹依然存在,也直接影响英国大学的发展。二是英国大学一般是先有“college”或者“school”,后来组合成为“university”。每个学院“college”基本保持与大学“university”的相对独立性。每个学院的独立性,同时也导致其封闭性,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大学在外部条件不利的压力下,不得已开始被迫开放,同时难以放下作为曾经的现代大学的“祖师爷”的架子。也就是我们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CollegeofLondon)看到,自50年代以后这个学院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最显要的成果基本出现在独立学院的年代,出现在个别天才的“灵感”就可以左右科学发展的时代。到了今天,需要合作和共享的时代,这种封闭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英国大学的发展。
  当然,追究英国大学的失落,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国大学的教授制度,这是一个制度因素。英国大学在相当长时间里,每一个系或者学院只有一个“教授”,例如,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经济学系1903年建系,当时的唯一教授也是系主任是马歇尔(A.Marshall),尽管马歇尔退下后,包括帕累托和罗宾逊等著名学者后来陆续成为学院教授,也极大影响了英国经济学的发展。但这种教授的传承制度,限制了不同学派思想的竞争、交叉和融合,这也是英国许多学科逐步被美国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对应的美国教授中长期雇用制度(Tenure)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是十分直接的,虽然其形成的过程和利弊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从开放的角度去理解,美国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中,以大学中对教师的长期雇用为前提的开放制度,为美国今天的教育乃至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大学实际上是开放经济年代的产物。第一,美国的大学源于英国,我所实地考察过的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建校于1841年,普林斯顿大学更早,几乎和美国独立时间1776年相当。但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要比同时代的英国大学更加开放,不管在学生来源和教师制度,甚至在学院的安排上也是更加开放和灵活。更不用说,在新泽西的一些小学院。第二,美国大学的开放在于其学科领域的不拘一格。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将完全不同学科的教师置于一个研究院,使其在思想上完全不受学科的限制,任其自由想象和发挥。而在哈佛大学甚至提出,如果这个系不能在全球进入前三位就面临淘汰的险境。所以,这种制度设计鼓励你自己创立一个新学科,成为这个学科自然的第一位。第三,也是最重要就是开放下的独立精神。开放是保持独立精神的基础,因为开放才可能给教师足够的空间保持其独立精神。我们今天经常鼓励教师要保持足够独立精神,但是没有开放精神,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开放的空间和相应的资源,要求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是难以想象的。
  二、竞争是保证大学活力的源泉
  上面强调开放是大学发展的基础,但没有足够的竞争大学就必然缺少活力。今天中国大学虽然也存在竞争,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的是恶性竞争的状况,其原因是中国大学的同质化趋势日趋严重。为什么在上一部分着力强调开放?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强调竞争,势必导致恶性竞争。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保证教师有足够的选择权利,如果不是这样,一味要求教师在各方面达到全能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怎样才是有效的竞争?我个人认为有四个层次:即校长(包括校级的领导团队)、各个学科带头人团队、学校的管理平台以及每个教师,他们对不同岗位的设计和选择,可以加以阐述本文所要提倡的竞争理念。
  首先本学校校长们的作用就是建构学校基本构架和理念,保证这一构架和理念的传承性、创新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佳学科设计者去完成这一目标。校长显然十分清楚我们的学校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至于怎么到那里去?因为他们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因此选择最佳人选去实现这一目标就是校长们极其重要的日常工作。由于现有的校领导自然是其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又有很好的方法论的训练,所以对自己的选择做出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判断应该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选择不同领域的专家构成本学校发展基本框架的完成者,几乎决定这个学校的未来,这个在现代大学中表现极其明显。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由于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奈特(F.Knight)开始主持这一学科,几乎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的半壁江山,在目前为止,至少有2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芝大有关,而我们知道1969年经济学才开始颁发诺贝尔奖,总共不过70人,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与此同时,许多人认为,罗宾逊(Robinson)主持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或许直接导致了英国经济学的没落,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这个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派,为什么会墙内开花墙外香?也与罗宾逊对经济学学科认识缺陷是有极其重要的关联。所以,这些学科的设计者必须是本学科最有远见的学者,可以在校内外或国内外遴选。特别是社会科学,由于其评价体系的特殊性,应该考虑其基本遴选制度的竞争性。这个可能对本校的发展是极其关键。当然,不是说现在就要按照这样方式处理,但是从现有的国外先进大学的制度设计,选择最佳学科设计者是一个总体趋势。而在学科设计者选择上创新,无疑是校长们未来获得褒奖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人们最为称道的就是蔡元培选择陈独秀建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典故,实际上中国目前大学校长在这一方面具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其次就是建立学科带头人的岗位设置,上面已经说明校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选择不同学科的带头人。在这个方面必须说明,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设置,一是学科岗位设计者的选择,也就是说需要不同的团队对学校的目标进行科学和专业化分解,形成对这样学科带头人的基本轮廓的描述。还是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为例,经济学系的学科带头人基本轮廓可以描述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强烈的创新意识,极为严格甚至有些苛刻,还有一点反叛精神。从奈特(F.Knight)、斯蒂格勒(G.Stigler)到今天的里维特(Steven D.Levitt)。
  二是特别重要的是学科设计者不一定是这个岗位的最佳人选。一般认为,选择学科带头人基本可以借鉴的经验是:邀请本学校或者国内外专家,按对不同学科希望达到目标,需要平台进行岗位设置,对岗位的责权利进行分解。同时要求每一个参与相应岗位竞争的人必须提出提高该岗位学术目标以及相应责权利的基本合同。每个岗位必须有三个以上的竞争者,否则可以考虑放弃这一岗位的设置。考虑历史原因,可以对岗位竞争者中本校现有教师给予适当优惠,比如同等条件下优先等。
  三是校长对合适人选的礼贤下士也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我们国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第一点上很少有学校肯在此费太多的精力。我个人认为仅仅靠校长的直觉去决定一个学校的未来,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也许是可行。但是,今天必须对学校的未来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并严格执行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工作,这不是简单做“十二五”规划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如果连“十二五”规划都不做那就更糟糕。
  再次是在竞争中大学管理的核心和首要任务是建立合理的平台,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同时又不干预学科发展的基本轨迹。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国内外大学差距巨大,也是体现“软实力”差距最重要的方面。国外大学对希望达到的目标进行评估,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理念,这个理念不会因为计算机或者其他新技术的出现而轻易改变,他们更多的是要求这些新技术适应原有的理念,而不是将新技术来替代我们固有的传统,而且这些学校是真正尊重自己学校的传统,而不仅仅存在于“校史馆”里。例如,我们国内大学对于自己学校的网页建设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几乎所有美国大学的网页都是不断更新和建设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在纸质的年代,就将这一工作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今天只不过将其搬到网上而已。
  当然建立一个合理的竞争平台,需要以良好的职员(staff)素养为基础。这一点国内外大学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由于本人在去美国的短短两个半月时间里,遇到一些十分罕见的事情,对我所在的Fordham University的管理体制有了一些认识,同时在与合作教授的交流中,对学校管理运行方式也有所了解。比较深的体会是大学管理的核心就是建立有效的管理平台,并保证这一平台的正常运行,同时尽可能少地干预学科本身的发展。这就对管理者提出较高要求,至少应该曾经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或者非常熟悉这些领域。
  最后,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学校要给予教师充分的选择权利,学校最为核心的资源是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这一点在欧美国家大学早已成为共识。我个人认为给予教师最大限度的选择权是保证学校竞争有效性的基础。这个方面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选择上的平等,否则片面强调教师竞争能力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没有教师的选择权,也就谈不上竞争的合理性。到了大学层面,教师的知识已经非常专业化,由其他专业的所谓专家评估教师的能力是极其荒唐的事情。二是要保证对教师具备能力考量过程程序的公正性。简单说,就是不能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教师。当然,鉴于教师本身专业上的限制,选择同行评议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办法,但至少是一个相对最优的路径。三是学校的管理功能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岗位供教师选择,而不是象今天绝大多数中国大学,为了迁就历史遗留问题剥夺教师的选择权利,使其在一个不合理的平台恶性竞争。同时强调上面讨论过的终身雇佣制(tenure)对教师的终极关怀的作用,也为未来学校提供优秀的职员(staff)提供了基础。
  我个人的感受,国内大学教师的绝大多数的不满,来自对自己不公正的待遇,而不公正的核心就是没有选择自由,过程因人而异和没有终极关怀,使得教师缺少归属感。
  三、共享是现代大学的终极目标
  我们的教师为什么没有归属感?就是我们自然将教师按照管理学“二八规则”进行分类,也就是20%的教师获取了80%的收益。从人数说,绝大多数教师自然就归入80%,自然就认为自己不是大学成长的直接受益者。目前我们学校的文化中缺少“共享”的理念和文化,这也许与我们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年代留下的“烙印”有关。但是,在我观察了欧美大学一些细节后,我个人认为,共享已经成为欧美大学发展的终极目标,成为每个与这个学校有关的人共同的文化,不管你是教授、还是普通教师,不同年级和不同学历的学生,职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校学生还是校友等,在其共同的理念和文化中,共享这个学校的一切成为一个毫无疑问的共识,而且都在为此努力。
  首先共享是一种责任。每一个与这个学校有关的人实际上都是这个学校责任的承担者,我不太清楚他们是怎样实现的,也许是通过“King'sCollage”临街的宣传画或者是“Fordham”Lincoln校区二楼不同年代捐赠者或者杰出人物画像或者雕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管是2011年三月Fordham一个匿名校友捐赠2000万美元,还是Lincoln中心13楼的职员要求你不要按门铃以免影响教授们工作,我认为他们都是在真诚地承担责任,一种共享的责任。Fordham大学在美国不是一个最顶级的大学。但是,他们的毕业生特别是本科生都为是这个学校的一员而骄傲。
  其次共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今天中国的物质文明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应该逐步构成今天共享文化。我们的毕业生有多少知道我们学校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明确的感受和直接感官上形象;有多少对自己学院,自己的系的老师有清晰的认识,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与你共享?但是,仅靠开学第一课和毕业典礼就将学生融入这个学校是不可能的,必须让这种“共享”理念变成每天潜移默化熏陶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上面所希望的责任意识的形成。过去,我对国外大学将杰出教授,甚至现任每位教授的照片挂在墙上难以理解,今天放在共享的原理上就十分容易理解,这些人承担或者说共享学校发展的成本或者责任,理应得到这样共享性的尊重,这是一种“Tread Off”对等的逻辑。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理念,这是本人在最近在阅读一本名叫“Meshing”的书得到体会,现代国外著名大学已经逐步摆脱盲目恶性竞争,回归我称之为“主动合谋”共享年代,就像前面说的书作者在书的封面上提出“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HARING”。不管是他们已经流行多年“Seminar”制度,还是现在开始流行“Working Paper”网络发表制度,都是这一结果的表现形式,都体现这一过程。
  最后共享是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终极目标,希望每一个东南大学的相关者都是东南大学成长结果的共享者。但是,这是十分狭隘的,东南大学应该让整个社会共享其成长,一个好的大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在普林斯顿看到的最为明显,普林斯顿大学的存在实际上就使周边的所有人都共享了大学成长的成果,甚至扩展到所在的新泽西和整个国家。同样在Fordham也是如此,在他们的教育学院,许多已经毕业几十年的学生在退休后在回来学习时,学校给予极大支持和关心。如果这样,这里教师、学生和相关人员自然也在共享学校成长成果。如果有人责无旁贷去肩负共享责任和坚持共享过程,结果一定不会太差,大家也就自然认同了这一共享的结果。
  总之,在开放、竞争和共享的理念下,东南大学会变得更加美好。
  2011年4月14日星期四修改于15 Judge Thompson Somerville NJ 088763723的Dennis Gudz的家中(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