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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与易长
发布时间: 2012-05-31                    访问次数: 865

    抗战期间,学校几次更换办学场所,校长也数易其人。

  除在重庆沙坪坝新建校本部以外,学校还在柏溪、成都华西坝建有分校,附属实验学校也辗转搬迁几次。

  沙坪坝校本部位于松林坡,此处风景优美、俨然世外桃源,是办学之佳处。但是,校园里的房屋大多为竹筋泥墙、瓦顶土地,非常简陋。学校没有像样的操场,师生如要运动,只能去邻近的重庆大学。

  193710月,学校派蔡翘、郑集两位教授前往华西大学,请求借用该校土地、房舍办学,后者欣然应允。于是,中央大学医学院以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迁往此地。与此同时,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迁至安徽屯溪,后来由于局势艰险,实验学校又先后迁往长沙岳麓山和贵州贵阳。

  由于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沙坪坝校区渐显狭小。1939年,学校开始筹建柏溪分校,柏溪分校位于嘉陵江上游,距沙坪坝15公里左右。

  1940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时任教育部长的赵正平建议在南京恢复中央大学,以下称“南京中央大学”。同年4月,“复校筹备委员会”成立,赵正平兼任筹委会主任。南京中央大学分别在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7个沦陷区城市招收新生,共有3000多人报名参加考试,录取674人。学校校址最初设在建邺路原中央政治学校内,19428月迁至天津路2号原金陵大学旧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及各公立学校,要求在日本占领区业已毕业及尚在上学的学生,必须通过甄审,才承认学籍。并于194510月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四地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令未毕业的学生通过补习,进行甄别考试。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则要求他们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补交学科论文。第二,阅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文,并撰写阅读心得。论文和心得经审查合格者,方获得《审查合格证书》,以证明早前获得的文凭有效。

  “南京临时大学”设在金陵大学内,南京中央大学的文、法商、教育、理工学院的一、二年级,农、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到南京临时大学学习。理工学院的三、四年级学生被分配到设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上海临时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被编制到南京临时大学,但是他们与上海东南医学院五年级学生一起在军政部第一临时医院(暂设于南京四牌楼中央大学内)上课。

  1946年,临时大学撤销。应届毕业生修业期满,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南京临时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分别被按学院分配到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安徽大学、江苏医学院继续学业。在上海临时大学,未毕业的南京中央大学土木和电机系学生少部分进入中央大学,大多留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临时大学化工系学生则分配到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交通大学。

  抗日战争持续的8年间,学校经历了数任校长。由于罗家伦处事刚直,多次拒收国民党要员推荐的教职员,对国民党上层多有得罪。国民党内对罗家伦的攻击愈演愈烈。同时,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给罗家伦施加了很多压力。19418月罗家伦只好离开苦心经营十年的中央大学,但是他对外宣称的理由是经费拮据。的确,当时的中央大学办学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学校在南京的时候,年度经费172万元,西迁以后,学生增加了三倍,年度经费还不及在南京时多,只有166万余元。这期间,物价暴涨了十倍。

  罗家伦离开中央大学之后,顾孟余于19418月接任校长,顾孟余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一年半后辞职。

  顾孟余辞职之后,时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曾“两顾茅庐”,期望其留任,但是顾孟余去意已决。

  19433月,蒋介石亲自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考虑到自己政务缠身,不可能到校主持工作,蒋介石以国立中央大学乃“首都所在地”最高学府为由,修改《中央大学组织规程》,增设教育长一职,协助校长处理校务。随后,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为教育长。

  19448月,蒋介石辞去校长职务,任命顾毓琇为中央大学校长。同时任命朱经农为教育部次长,决定中央大学不再设教育长。

  顾毓琇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他提出过学校应该尊重学术、改善研究人员待遇、以教授为第一要务等思想。顾毓琇于抗战胜利之际辞职,任职时间为一学年。

  南京中央大学也多次更换校长,19407月,汪伪政府任命樊仲云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1943年,樊仲云被解职,继任者为陈柱。1944年,陈柱调往浙江大学,陈昌祖接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

  在战火中办学,并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在抗战的8年中,中央大学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中央大学西迁以后,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各地青年抗日热情高涨,踊跃奔赴重庆,众多学者亦云集于此,使得学校在逆境中奋起,逐渐达到鼎盛时期。1941年学校有教授、副教授183人,1944年教授、副教授总数上升到290人。①中央大学人才辈出,学校中教授的年纪大多在40岁上下,还涌现出一批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如翁文波、张宗燧、黄玉珊、张旭旦、时钧等,他们年轻有为,为抗战阴霾下的中央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①注:此数字专指重庆中央大学,不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副教授数目。(唐瑭整理)

  本文参考:《东南大学史》(第一卷)、《毓秀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