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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日报】梁启超在东大讲学
发布时间: 2013-08-28                    访问次数: 2289

2013-08-28 南京日报(第B05版)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40周年。这位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晚年致力于著述及讲学。在最后10年光阴中,他抱病奔赴各地大学巡回演讲授课,还曾在东南大学做过约半年的教授,不少年轻学子都有幸得到他的言传身教。 

      东大“暑期学校”请来许多大师,梁启超是其中之一

      1921年,东南大学正式挂牌,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和北京大学齐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主张在校内“自由讲学”,百家争鸣,因此先后邀请了国内外众多名流学者前来南京讲学,以拓展学生的视野。1922年夏天,学校董事会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开办暑期学校。这个学校有别于如今暑期中不可胜数却良莠不齐的那些“补习班”、“兴趣班”,可以获得学分和东大修业证明,更重要的是其名师之多、办学形式之新,在当时均属空前,令学界大为轰动。

      梁启超就是因为这一机缘来到古都南京的。当时,他在暑期学校主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后开班两次。而和他一起被郭秉文聘请来讲学的还有许多海内外知名人士。比如,有美国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吴卫士博士讲授《昆虫学》、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有德国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还有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江亢虎博士讲授《劳动问题》、张东荪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等等。

       东南大学这次筹办暑期学校,事先在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上登了广告,所以全国各地来宁的学生和旁听生竟达2000余人。当时正在东大上学的黄伯易后来回忆说,学校开学之前,为师生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场面非常热烈。然而,大会结束后,学生们挤在食堂里,纷纷对大师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大失所望,因为“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个瘦老头”;有人觉得胡适不像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但大家普遍对梁启超印象较好——“首先是他的谦虚态度,不似胡适等人讲话那样目空一切”。在年轻的学生们眼里,梁启超是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

      学生感叹“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暂住在东南大学成贤街宿舍内。每到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欢去拜访他。“他好像善于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在与青年们交谈中,梁启超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这句话来勉励他们,而他自己也做到了以身作则。虽然年近半百,他每日5点起床,工作10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黄伯易发出如此感叹,是因为他见到的梁启超常常是“右手写文章,左手挥扇,有时一面写,一面又在答复来访学生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其实,除此之外,梁启超每天还要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并且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即使再忙也不偷懒。

      “自由讲学”发展为“自由批评”,梁启超也遭到猛烈攻击

      在暑期学校中,由于大师们的政治色彩、社会背景和学术流派不尽相同,而各人的学术水准亦各有千秋,“自由讲学”所产生的议论很快便发展成“自下而上的自由批评”。当时,对于同学们提出的各种疑问,东南大学的杨杏佛教授是有问必答。然而,每涉及诸大师的问题梁启超却是多方回避,对政治问题更是“三缄其口”,这引发了学员间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学者态度”的争论。这些话很快传到梁启超的耳里,他郑重声明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而是反对批评的不自由……”并且表示,要“同大家一起进行改错”。“这样一说,同学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从此涣然冰释了”,黄伯易回忆说。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大会。联欢会上,一位学生趁梁启超兴致正高之际问他:“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启超立即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此后没几天,几位学生在成贤街宿舍向梁启超报告说,有人提出“中国将全盘仿照美国的教育制度来改变全国学制”的观点,请他发表意见。梁启超则指向饭桌上的一个饭桶,带笑地说:“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

      以“趣味人生观”激励年轻人

      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启超多次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

      梁启超认为,人生最好的生活应当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

      何谓趣味呢?他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有人认为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赌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因此,他提倡做学问,“学问的本质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梁启超还说:“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些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边失败一边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是梁启超一生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而这也是当时的年轻人非常需要的。

      那段时间,梁启超也在苏州、上海等地讲学,还常常在晚间到金陵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中学等校演讲。工作十分繁重,他却未有半点懈怠。有一天,他和老友、“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散原吃饭痛饮,大醉,第二天他竟又起了个大早赶去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以致感染风寒病倒了,后来又查出了心脏病。见他坚持要照常授课,友人自作主张在教室里贴了暂时停课的告示。梁启超最终还是召回了学生,坚持授课至学期末。

      1923年1月,梁启超离宁北上,给南京众多学子们留下了深深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