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一个雨夜，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间小咖啡馆里。就“钱学森之问”，我向一位供职于美国著名媒体的年轻编辑介绍起我的母校东南大学。她曾是我的哥大学姐，和我一样成长于中国的教育体系，而如今却周旋于美国的职业环境中。她仔细地向我了解现今东大吴健雄纪念馆的开放情况，不禁让我再一次想起了百年东大灿若星辰的校友谱上这一或许最耀眼的名字。当时我们具体谈了什么现在都已如那个雨夜的落地橱窗模糊不清晰。留存下来的却是一个被重燃的想法，再写一篇“胡步”，梳理一下我将近一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体验过的美国顶尖本科教育。作为我，一个即将从东南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留在母校的“回忆”。
“自由”学习
吴健雄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此番“胡步”的起点，上个世纪初从四牌楼二号这所曾是远东一流学府的大学走出的天才少女在那个世纪的后半叶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享誉美国物理学界。追随这位才貌双全的学长的脚步，2011年初秋，刚升大三的我来到了位于曼哈顿闹市区的那所名满天下的学府，开始为期一学年的访问学习。
有趣的是，东大和哥大的渊源不止于此。郭秉文校长，这位哥大教育学院的高材生倾其所学，励精图治，亲手谱写了东南大学的第一曲盛世华章；将我们的学校带入亚洲顶尖大学之列。而历史的巧合往往总是这样以最隐晦的方式逼着人思考：作为代表美国本科教育最高水平的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教育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虽然这样的问题看上去远比不上牛顿当年坐在自家的苹果树下所思考的那个天问深邃，但却在无数个慵懒阳光洒下的午后困扰着盘坐在哥大老图书馆台阶上的我。如果你恰巧也“穿越”到这样的场景里，定会发现你的周围尽是肤色各异，如我这般“吊儿郎当”“席地而坐”的师生。那幅画面像极了小学时读过的《西方名人名言》封面上所描绘的天国里希腊哲人讨论休憩的场面。然后你或许会脱口而出“自由啊！”等下，就是这个词，自由！或许没有什么可以比这样一个简单却充满诱惑力的词汇更能概括哥大，乃至西方大学教育的内涵。首先，哥大的课堂气氛无比自由，或者用纪律松散、没大没小来形容更为贴切。你左边台阶上坐的那群正在激烈争辩的人或许就是在上课。这里，正儿八经地上课反倒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活动：主道两旁的一块草坪，咖啡馆里的两圈藤椅，图书馆前的三级台阶都可以摇身一变化作思想交融碰撞的课堂。在他们眼中，教室也许只是课堂的一种形式，正襟危坐，衣冠楚楚地上课不再是必须履行的古老仪式。校园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能够让学生放松身心畅所欲言，在思想的激流中迸发出知识的浪花朵朵，具体在哪里上课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外，学生对于课程和毕业时间的选择是十分自由的，在这里，如果你随意问问坐在你旁边“almamater”雕像下的同学：“你是哪个系的呢？”他多半会挑起那浓密的眉毛一脸狐疑的看着你。没错！对于本科生而言，几乎完全没有院系的概念。他们统统隶属于一个学院---本科生院。而决定毕业典礼时他们证书上所写的学位具体是经济学或是文学、亦或是数学的，则是几年中自己在全校范围内所选择的学分完成情况。也许你仅仅只需要修满三门各“价值”三个学分的经济学的必修课，再配上几门选修课，你就成为了经济学学士。如果你再稍微“勤劳勇敢”一点，每学期多上两门政治课，还能再顺便抱张政治学的学位证拍毕业照呢。在这样以学分组合，而不是让培养计划为“看不见的手”操控的“学习市场”体制下，你只要比别人早修完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提前一年毕业。玩世不恭地说，看来亚当斯密和市场经济的思想真的是渗入这个国家的基因呢！
文化为先
说到亚当斯密，我不得不提到哥大本科教学中的另一个特色。虽然前文提到哥大的选课几乎没有限制，可是想要拿到“价值连城”的学位证书，你可绕不过这样的一门课：Contemporary Western Civilization（简称CC,字面的意思是《当代西方文明》）。呵呵，你有没有被这样一个宏大的课名吓到呢？是什么样的一门课可以如此“大言不惭”地挂上“当代西方文明”这样包罗万象的标题。而这样的一门课或许是哥大唯一一门所有同学都必修的课程。我的室友曾经颇为得意地向我展示他的书架，他指指中间的两排，大概有几十本，说“这都是CC这一门课的必读书目”。我扫视过去，最厚的就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赫然在列的还有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时间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正是西方近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黄金阶段。而这些大师的鸿篇巨著在经济、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等等不同的领域深刻塑造了当代西方的思想体系甚至文化。你或许会问：一个理工科的学生需要“吃力不讨好”的阅读这些似乎与解决工程问题丝毫无益的文字么？即便你是一个修习历史的学生，又真的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精力去接受这些已经“落后”的思想么？
诚然，这些伟大巨作中的不少观点都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显得与今天的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它们却像深埋在土地里的树根，既是美国社会这棵大树的基础，又是它蓬勃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根扎得越深，才越能从潜藏的未知地层中探取生命延续发展所必须的水分和养分，这样的社会才越能够扩展知识的边界，创造新的技术，持续推动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对于经典的执著体现出了美国精英阶层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大学并不是教会你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是告诉你在正确和错误之外我们的前人尝试过哪些途径，我们这个社会的知识体系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来，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而不是个人是如何形成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式。而这些精神在今天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更显得弥足珍贵。我很期待在东南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那一天，我们大一的同学都会有一门必修课叫做“中华文明”，我们的同学也可以很骄傲地给留学生展示他们排满了儒道释法经礼乐各种典籍的书架！
勤奋每天
曾经，在中国的高中校园里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高中是地狱，大学是天堂，而美国正好相反”。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别看哥大一个学期最多也就只能修六门课，远远没有国内院校动辄十门课般“高效”。可是每增加一门课都可能意味着一个周末又要忙忙碌碌于堆积如山的作业和课外阅读。与中国高校重视深度教育和专业训练不同。美国本科教育更倾向于在广度上延伸你的知识触角。所以即便没有要你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而不得解的难题，你却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时间完成课程大纲上所列的所有要求。
我们不妨用一个经济学原理来不尽贴切地解释这一现象：经济学中关于储蓄和消费有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偏好表达，普通美国人倾向于通过折现将一生的财富平均到每年去进行同等数量的消费。而中国家庭更乐此不疲的是抑制消费，疯狂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相映成趣的是，这样的消费习惯似乎非常巧合地表现在对待课业的态度上。中国学生都已经很习惯于考前突击、挑灯夜战、夜以继日的考试周生活，至于平时，则因为缺乏阶段性考察的压力而逍遥自在。恰恰相反，美国学生三天两头就会被各种deadline（作业提交的截止日期）纠缠，每提交一篇报告或是作业，成绩都会累计反映在课程的评分系统里。可以说是片刻都轻松不得，你每个礼拜的表现都直接关乎到最终的期末成绩。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制定者们确实深谙过程管理和控制之道呢。生活学习在这样的体制下，你不得不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投身到泡图书馆的大军中，奋笔疾书，孜孜不倦。对于那些想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劳永逸的学生，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制度安排更让人叫苦连天的了。
这种把压力分散到学期的各个阶段的教学方式对我们这些“不堪重负”的学生而言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教授们坚信许多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已经通过课外的作业和平时的期中测验对同学进行了训练，期末考试也就不需要考察整个学期的内容，而只要把那些剩下的知识点做一个总结测试就可以了。于是，当大洋彼岸的同龄人们在感叹着要在两个礼拜内把一个学期所学的内容从“预习”到“复习”一气呵成时，哥大的学生们只用一边抿着一口咖啡，一边若无其事地翻翻书本的最后几章就可以“轻松应战了”。
共担责任
已故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地处被誉为“世界首都”的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大师，聆听他们的课程不仅让你大开眼界，更让你胸襟开阔，升腾起一股海纳百川的气魄。比如讲授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JEFFREY SACHS教授。这位因为执掌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的帅印而名满天下的学者几乎每周都要在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和最富有的国度间穿行不息，周旋于各方势力，却坚持亲自讲授该课程的大部分内容。每节课开始之前，他都会亲切地与同学们分享联合国在消除贫困与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所面对的最新挑战，并鼓励同学们献言献策。或许你会说全球最棘手的问题岂是几个未曾涉世的毛孩子在课堂上可以解决的？但是在这里，在教授和学生的眼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去承担起自己对于世界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其实便是美国教育所崇尚的“leadership”（领导力）的本质。如果每个人都因为自己能力和地位的“卑微”而不敢去想世界的问题，不愿接受自己的责任，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将永远存续。课后，SACHS教授也非常乐意回答我的疑问，和我讨论关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公共卫生发展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会感叹，这样一位身居庙堂之巅的“大人物”却能如此耐心地聆听"乳臭未干"的少年的想法，这种平等的氛围在我看来恰恰是责任意识的又一种表现：既然你我都肩负着对于世界的责任，我们就是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战友，也就应该平等相待。
学年即将结束的时侯，我幸运地获得了毕业典礼观礼的机会。每每此时，不大的校园就会被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当天的校园里旌旗飘扬，花团锦簇。校门随处可见穿着学士服的莘莘学子和父母合影留念。在这个崇尚聚会文化的国度，毕业典礼或许是最大的一场party了。毕业生的父母兄弟姊妹从世界各地赶来，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家族最荣耀的时刻。这样的壮阔用任何语言来描述都会显苍白乏力。当你随着人群从图书馆两侧的窄门汇入学校，然后在草坪上临时搭建的大棚中坐下，激昂的古典乐渐强渐近，你看到穿戴考究的毕业生们跟随着身着各色教授服的老师们以及高举各类旗帜的旗手从图书馆内鱼贯而出。想到这样庄严的仪式已经用同样的方式举办了三百多个，你也定会像我一样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为他们四年的坚持和收获高兴，更为这所学校的传统和大气而感动。这份大气，如果要找一个名字，我觉得就是造福人类，舍我其谁的责任。
在巴纳德女子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奥巴马总统也来了。他和学生们一样穿着哥大的毕业服，箭步跃上讲台，与师生们像老熟人一样互致问候，击掌相庆。这位哥大的校友对全体女毕业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励她们肩负起女性精英的责任。在这样一篇铿锵有力的演讲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世界”。在总统和学校看来，哥大毕业生需要履行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责任，更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义务。我不禁感叹，一个学校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学生在什么层面上思考什么范围的问题。当我们东南大学的毕业生都敢于去思考世界问题的那一天，一定就是东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子。
临别之际，我再次来到哥大书店购买纪念品，在大堂中央吴健雄学长的画像前，我驻足良久。那一刻，郭秉文的名字也又一次浮现于脑海。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是东大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缔造者，东南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亦成为哥大二十世纪最大的骄傲之一。我想，与美国的顶尖大学相比，东南大学，或者说中国大学缺的不是好的学生，或许也不是好的老师。如何取长补短，发展出一套有效激发学生和老师潜能，协调师生关系，适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或许才是关键。与历经三百年不衰的哥大相比，即将满一百一十一岁生日的东大毕竟还很年轻。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文化里，一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站在三个“一”构成的历史局点上，我相信时代已经给了我们东大人一个美好而浪漫的暗示，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们肩负了弘扬传统，开拓中国高等教育新风貌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即将离开母校的学子，也许我并不能现在就为母校的腾飞添砖加瓦，但是我希望用这篇文章作为自己对母校殷切希望的精神寄托。以“止于至善”为理念去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四海领风骚”的时代还会远么？
（作者为2009级金融学2班 胡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