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jyb.cn 2009年08月28日
吕叔湘(1904-1998) ，江苏省丹阳市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教育家。
吕叔湘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他重视语文教学，积极普及语文知识。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等。吕叔湘先生参与撰述并审订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直接参加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工作。吕叔湘先生是我国最具社会影响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
这些著作引例弘富，分析精当，在汉语语法体系建设以及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开创意义，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有影响的重要成果。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从40年代开始发表的专题论文到80年代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代表了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的总体成就，不仅填补了白话语法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
吕叔湘对语文教学的影响
吕叔湘先生十分关注中学语文教学，他所提出的有关语文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吕叔湘先生亲自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大语文活动和语文工作计划的制订。1955年在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他和罗常培先生联名作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重要报告。
1978年，中小学语文教学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这一年3月，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吕老说:“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吕叔湘先生的这篇文章切中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问题的要害——“少、慢、差、费”，提出了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它既是对“四人邦”破坏语文教学的鞭挞，也是对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期待与呼唤！这篇文章的发表，曾被当时的语文教学界称誉为震人心魄的“一声惊雷”，在整个中小学语文教学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响。
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全文）
“四人帮”炮制的反动的“两个估计”的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影响遍及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方面，语文工作当然也不能幸免。
“四人帮”破坏中小学语文教学，影响也很严重。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语文是工具，语文水平低，影响别的学科的学习，有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诉苦，说是得兼做语文老师。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语文课占用这么多时间，必然挤别门功课的时间。按《试行草案》规定，小学的自然常识，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五门合计是1，076课时。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可是让孩子们只用稍多于十分之一的时间学科学，而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收效不大的语文课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我还想谈谈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问题。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技工作者的外语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以我国的情况而论，中文的科技资料很不够，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利用外文的资料，他就只能做第三流的工作。依靠翻译吗?现在的科学文献一天就是一大堆，一天就是一大堆，胜任翻译而又有时间翻译的人有限，只能翻译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科学先进国家的科学家，尽管本国文的科学文献已经很丰富，还是一般都会两三种外语，有的懂五六种，至不济也有一种能用。我们科学落后的原因很多，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外语不过关是原因之一。外语不过关是因为大学里没有把公共外语教好，大学公共外语没教好，跟中学外语课有关系。由于师资的限制，我们一直没能在中学里普及外语，于是大学入学不考外语，于是大学公共外语从a，b，c，d教起。每周四节课，二年时间(理工科)，即使认真教认真学，也难达到自由阅读外语资料的程度，何况多数公共外语课又都是虚应故事。我以为今后必须狠抓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教学，达到大学三、四年级学生能阅读本学科的一般文献，研究生都学好第二外国语。同时，高等院校招生一定要考外语，否则中学生不肯认真学习。
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四人帮”捣乱，变得加倍严重。“四人帮”不要青少年学好语文，提倡抄书抄报，说空话，说假话，便于他们利用。有不少地方的学校干脆取消语文课，并入政治课，这政治当然是他们的帮政治。外国语的学习也受到迫害。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钻研外国科技文献，“白专”之外又加上“洋奴哲学”，两顶帽子压得你抬不起头。现在“四人帮”已经打倒，但是，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原来存在的问题更没有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要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研究，最好建立一个教育科学院，至少建立一个教育研究所。不光是语文教学问题需要研究，教育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很多。现在各个产业部门，生产物资的单位，都有研究机构，研究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资。教育部门，培养人才的单位，更应该有研究机构，研究如何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我们有一亿几千万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十四年，研究生再加三年，说这里边没有需要研究的问题，谁能相信!(作者：吕叔湘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
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作的《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学术报告中，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吕叔湘的阶段成就(1977-1982)
1977年
《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第2集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1978年
《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漫谈语法研究》。3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极大震动。
《现代汉语词典》由吕叔湘、丁声树1958年正式编纂，经过20年的精心编纂修订，于1978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前后两任主编吕叔湘、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造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尊重读者、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被与会者誉为“《现汉》精神”。30年来，《现代汉语词典》在内地已经印行320多个印次，发行量达4000多万册，在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有当地的版本发行。这部辞书先后获国家辞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和吴玉章人文科学一等奖等奖项。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5日)
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
《中国语文》1～2期发表《<通鉴>标点琐议》。《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印书馆出版。翻译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0年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0年，由吕叔湘主编、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
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全书五十多万字，适合非汉族人学汉语时使用，也可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参考。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说明。这部词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创举，过去虽然有过《经传释词》和《词诠》等书，但都以文言为对象。
1981年
《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去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辞书研究》第2期发表《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汉语大词典》的回顾与前瞻》)。
1982年
《读书》第2期发表《错字小议》。
【吕叔湘生平简介】
吕叔湘先生1904年12月24日生，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
1938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及开明书店编辑等职。
解放后，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1978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1980年起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
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94年4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吕叔湘与《现代汉语词典》点滴回忆
从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吕叔湘四十年代的汉语语法著述已经达到一流水平。但是与当时一些主张学术研究要远离实际的“学院派”学者不同，吕叔湘是始终关注着语言教学乃至语言文化与社会前途问题的。他的《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显示了对语言文字问题社会定位的成熟思考，在开明书店主持和参与的几项面向大众的文言、英文读本，给主持教育工作的叶圣陶留下深刻印象。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需要一位语言学家站出来推动社会语言规范的时候，叶圣陶首先想到了吕叔湘。吕叔湘和朱德熙把精妙的语法原理通俗地化进对大众写作的指导中，《语法修辞讲话》掀起了全民学语法的高潮。吕叔湘对语言规范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不能把研究语言的规律和进行规范化工作这两种工作割裂开，研究语言不可能避开语言规范的问题。“仅仅把不同的事例罗列在一起。不能算是正确的描写。必须说明哪是一般的，哪是特殊的，哪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哪是违背这些规律的。这样就是指出规范所在了。”要做“勤恳的调查，耐心的研究”，“要能从语言实际中找出信而有征的规律，人们才会乐于接受。”
《现代汉语词典》的首创性
编纂一部比较满意的详解现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的课题。还有未见著录但是在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需要有系统地搜集。此外，词目的取舍，成语的安排，词义的分析和说明，例句的采集和选择，这些一般词典编纂法上的问题也都需要很好地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无疑问，这个工作是艰巨的。 （摘自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开创性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前例可援，一切都要自己来创制。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所需要的各种条例和资料，都得新起炉灶，自己制定，自己收集。对这些情形吕先生了如指掌，一清二楚。词典编辑室成立后，就成立了室务委员会，先生亲自主持室务会。编写工作最紧张的阶段，每星期一上午上班后就在先生的办公室开室务会，检查工作，布置工作，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开始编写后，吕先生就每天来词典编辑室上班。当时先生住在中关村，早晨乘公共汽车来，晚上乘公共汽车回去，中午饭是带来的馒头。先生是有胃病的（后来做了手术），只吃馒头喝开水是很不适宜的。当时工作非常紧张，只好如此。那时工作是按流水作业进行的，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所以每项工作都是十分紧张的。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一百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六百条，先生一周要定稿一千五百条，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白天上班来看，晚上把稿子带回家里去看。一九五八年冬语言所搬到端王府，先生搬到拣果厂来住，每天晚上和星期天都到所里来加班，风雨无阻。 （摘自刘庆隆《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
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甘苦
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历尽艰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编好一本词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而我们编《现汉》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难度，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政治运动耗费不少时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应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摘自 《文汇读书周报》，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吕叔湘先生传
朱亮 （现在江苏省镇江市委办公室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县城内新桥西街柴家弄，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吕东如经商，家境较富裕。吕叔湘幼年时在县城的一所私塾读书，1915年，考人丹阳县高等小学。这是该县最早的一所高等小学，校址坐落在县城白云街中段，现在是丹阳实验小学。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多少先进设备，但教师水平较高，教学认真，管理极严。吕叔湘入学的这年，学校增开了英语课。
校长杨鸿范是位忠厚的长者，教全校三个年级的算术，抓习题作业十分认真。作业本上绝对不准添除涂改。如果写错，全部重写。这样就养成学生不写错字的好习惯。国文教师张海宗讲批改作文，随改随讲。一起叫去五六个学生，因此可以听到五六篇作业的评改。
当时丹阳没有中学，高小毕业升学，有的去镇江六中，有的去常州五中。1918年暑假，吕叔湘和同学夏翔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常州五中的校训是“存诚，能贱”，入学的新生看了，不解其意。校长特地给他们讲了这两句话的含意：“存诚”是做人要老实；“能贱”是不要轻视卑微的工作。
吕叔湘在各种功课中，对国文和英语最感兴趣，有空喜欢在图书馆广泛阅读。
1922年，吕叔湘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系)。根据当时学校的制度，除本专业课程外，还必须在文科和理科的几组课程中选修若干学分，如中文、历史、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所有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吕叔湘学生时代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对语言方面如语音、会话等并不十分重视。后来到中学教英文，需要语音、语法方面的知识，就边教边补。吕叔湘于1926年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到家乡刚刚创办了一年的丹阳县立中学教一个班英文。当时只有两个班；校长陈湘圃自己教了一个班英文。吕叔湘教学任务不足，陈湘圃让他兼教国文文法。吕叔湘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开始钻研中国文法。
吕叔湘除在丹阳县中任教外，还在堂兄吕凤子创办的丹阳正则学校兼课，后来是该校校董之一。吕风子长吕叔湘十八岁，在吕叔湘懂事的时候，吕凤子已到外地工作，两人很少见面。在丹阳的这段时间里，吕叔湘上课前后，有时候去凤子大哥的房子里随便谈谈，两人很快熟识起来。
1927年暑假后，校长陈湘圃改任省立徐州中学校长，继任的校长是何金元。半年后，何金元被地方势力逼得辞职，吕叔湘也跟着辞职到苏州去教书。1928年，丹阳县中情况很不好，吕凤子等共商对策，把一向在杭州教书、跟丹阳教育界无关系的何其宽找回来担任县中校长，希望能缓和矛盾。何其宽又把吕叔湘请回来担任教务主任。另外又从外地请来几位有学问有经验的教师，一时间，教师阵容整齐，学校气象为之一新。
可这是不符合某些地方势力愿望的，他们不断给何其宽制造困难。何其宽感到棘手，只干了一学期，又不得不辞职回到杭州去教书，吕叔湘也辞职去安徽省第五中学教书，暑假后仍到苏州中学任教。
1929年起，吕叔湘一直在外地工作，难得回丹阳，可每逢回丹阳，他总要到正则学校去看望风子大哥和别的熟人，忘不了自己是正则大家庭中的一员。苏州中学图书较多，吕叔湘在这里阅读了丹麦学者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等语言学名著，为以后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吕叔湘在苏州中学，除教学外，还参加《高中英文选》(中华书局出版)的编注工作。有空还译书，前后译出《人类学》、《初民社会》、《文明与野蛮》三种，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1935年，吕叔湘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英国，第二年年初成行。在起程前，吕凤子欣然为他绘一幅画送行。吕叔湘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他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定选学图书馆学专业，是因为觉得图书馆工作对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用很大，自己要为改进我国的图书馆工作而努力。
1937年，抗日战争已开始，吕叔湘没有等三年期满．提前于1938年初回国。当时江苏已沦陷，吕叔湘家人流亡到湖南，吕叔湘与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他和施蛰存住同屋。施蛰存拉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叔湘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叔湘先生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并由此结识了朱自清先生。也正是这篇文章发表后，1939年暑假后开学，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吕叔湘借来一份参考。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王力先生休假，住在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无法商讨，只好自己琢磨钻研。
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这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许多材料证明先有“们”字。“俺”是“我们”的合音，“您”是“你们”的合音，“喒”是“咱们”的合音。此后他接着发表《说汉语第三身代词》(英文)、《论“毋”与“勿”》等论文，其中有好几篇是研究近代汉语(即早期白话)的，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块处女地，代表作有《释<景德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
1942年，吕叔湘离开华西大学，改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中、下卷出版于1944年)。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的开创性著作之一。我国在《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语法著作。古人讲章句，讲虚字，目的是读懂古书，还没有想过语言的形式可分析综合，总结出一些规律。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不免有一段时间以模仿为主，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毛病。吕叔湘历来重视语言实际的研究，他的语法著作总是从具体的语言材料出发，努力探索汉语的特点和规律。《中国文法要略》这本书以丰富的语言材料为基础。因为此书是四川教育科学馆约稿，供中学教师参考，所以引用的材料大多数取于当时的语文课本，文言白话兼收。作者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法，建立了一个新的语法体系，对后来的语言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吕叔湘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于1942年至194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发表了《“相”字偏指释例》、《“见”字之指代作用) 、《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 、《把字用法的研究)等一系列语法论文。又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发表了《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一篇长文，对解放后的主宾语讨论有一定影响。
吕叔湘也很重视语言学的普及工作，写出大量的深入浅出、取材精当的文章。在《国文杂志》(桂林)上发表过《文言和白话》、《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笔记文选读》(连载)，在《中学生》上发表过《中国人学英文》(连载)。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言虚字》，选取最常用的二十多个文言虚字，条分缕析，详细举例，说明它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并尽可能和现代汉语比较。解放后，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了十三次，新知识出版社印了四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印了十三次。
1946年，吕叔湘随金陵大学由四川返回南京，仍旧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员，同时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又和朱自清、叶圣陶合作编写《开明文言读本》(计划编六册，只出了三册)。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不参加社会上种种应酬，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学问。吕叔湘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
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他在《这、那考原》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记》里有一条，记刘攽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里，且从容。”苏轼说：“奈者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杏、枣、李，苁蓉；柰、蔗、柿，当归)。有人问吕叔湘：“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叔湘坦率地说：“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这是还没有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
吕叔湘对中国学生学英语也很关心，在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国入学英文》、《中级英文法》、《英译唐诗百首》等书，在正中书局出版了《英华集》，吕叔湘原来将此书题作《中诗英译比录》，出版社硬把它改了；到198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印时才恢复原名。
1948年12月，吕叔湘由南京迁居上海，任开明书店编辑。解放后，他随开明书店迁往北京。
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改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领导上考虑到机关干部以及报刊来稿上都存在着语言混乱现象，约请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这个讲话不作理论上的阐发，尽量少用术语，主要通过举例来说明。全书六讲中除第一讲简单介绍语法体系外，其他各讲都是举出报刊杂志、课本、文件、文稿等时常出现的病句，分别从语法、修辞、逻辑等不同的角度一一加以解释说明。《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起开始连载，并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段时间内，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学习语法、教学语法、研究语法的高潮。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等刊物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语法知识的普及。不仅学校普遍地加强了语法教学，就是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战士等也开始以《语法修辞讲话》和其他语法著作为教材，纷纷学习语法，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3年3月至5月，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6月兼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担任行政职务以后，吕叔湘写作的时间少了，但还是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1961)比较重要，它围绕现代汉语讲规范化问题，提出了语音、语汇、语法、修辞、方言、汉语史、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的编辑等十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并对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重点、应当达到的目标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这个时期，他还参加了两项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工作。一项是参与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工作，另一项是指导和校订初中《汉语)课本。后者是应当时将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的需要而编的，试用两年之后，这两门课又合并为《语文》一门，但六册《汉语》课本仍然继续在学校内外发挥相当作用。至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影响就更大了。
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决定要编一本《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开始筹备，1958年开始编写，吕叔湘负责主编，到1960年印出“试印本”，向各方征求意见。这项工作后来就由丁声树负责。
十年动乱初期，吕叔湘也参加劳动学习，后来也下干校。1971年回北京，住在家里，很少外出。一度从事丹阳方言的研究，也阅读了好些英国文学作品。“文革”后期，他和几位同志代中华书局校勘标点本《资治通鉴》的标点，后来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百三十多条分三十类，写成《资治通鉴标点琐议》，许多标点古书的人为之震动。同时，他又反复考虑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这是他从60年代初就一直放在心上的。后来他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写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于1979年出版。
经过几乎完全沉默的十年之后，语言学界逐渐活跃起来了。1978年以后，有些省市组织了语言学会，1980年在武汉开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语言学会，吕叔湘被推举为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发表了题为《把我国的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个关系，这既包括治学态度、又包括研究方向、方法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文工作的经验总结。
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极大震动。1979年12月教育学会邀请各省市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吕叔湘被推举为理事长，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1980年，由吕叔湘主编、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全书五十多万字，适合非汉族人学汉语时使用，也可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参考。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说明。这部词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创举，过去虽然有过《经传释词》和《词诠》等书，但都以文言为对象。
1980年出版的《语文常谈》和1984年出版的《语文杂记》都是篇幅不大的“小书”，但很能表现吕叔湘讲学问能够深入浅出的特色，这一时期吕叔湘还把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结集为《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和《吕叔湘语文论集》。更重要的是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在40年代就有写一部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计划，1947至1948年他把搜集的材料里面关于指代词的部分分类排比，略加贯串，写成初稿，作为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工作有了改变，就把稿子搁了下来。1983年取出旧稿，经过整理和补充，写成《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1985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国内国外都获得好评。
1985年是吕叔湘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的第六十年，《中国语文》杂志社第一、二期出版特辑，以表庆贺。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他应邀访问香港。4月27日他在香港中国语言学会演讲《汉语句子结构的灵活性)，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吕叔湘讲了话，主要是推荐一篇《光明日报》上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的文章。他抑扬顿挫地朗读了报道的全文。与会的四十多名中年同志和三十多名列席旁听的青年同志领悟了吕叔湘先生这番话的深刻含意：搞语言学也应该追求新的、活的、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吕叔湘引杨振宁的话：“一个青年人应该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偶尔做一些难的问题，而不应该专一处理深奥的根本问题。”
吕叔湘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先后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他非常关心中青年语文工作者的进步，对他们寄予极大的期望。通过开会、作报告、个别谈话、给他们修改文章、为他们的著作写序等多种形式，他跟中青年语文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为了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境内的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5月捐献多年积蓄的六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奖金的基金。从1984年开始每年进行评奖(最近改为每两年进行一次)。
1987年10月23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了吴玉章奖金首次发奖仪式。吴玉章奖金这次评选出特等奖三项，一等奖五项，优秀奖四项。获奖作品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著作。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荣获语言文字学特别奖。发奖以后，吕叔湘先生代表获奖者讲了话。他希望吴玉章奖金基金将日益增多，获奖作品也越来越多，并表示，他要把这次所得的奖金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吕叔湘先生这种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吕叔湘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参加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审稿工作，还有语言学界的其他集会，仍十分关心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动态和发展。1987年3月他去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他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翻译家。他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七十余年，学贯中西，博大精深，撰述宏富，专著和编译近二十种，论文和其他文章六百余篇，现已有《吕叔湘文集》六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十八卷本《吕叔湘全集》。内容广泛，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词典编纂，文字改革、语文教学等领域，为中国语言学作出卓越贡献。
1998年4月9日，吕叔湘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注 ：本文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丛书第8卷，陈云题写书名， 1988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