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管致中继钱钟韩之后，担任南京工学院院长(1983.12～1986.12)。虽然他主持校政不过三年，但从他1940年负笈中央大学始，至1994年离休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与东大同行，休戚与共，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东大的事业，投入到我国的高教事业中，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
管致中，浙江富阳人，1921年生。1940年毕业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后，在重庆考入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1944年毕业于该系电信组。1945年起，任该系助教，1946年随校复员南京。1947年起积极参加了“5·20”等民主革命运动，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中大校友联谊会”。1949年入党，是“中大各院助教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组织护校，迎接解放，参加接管。1949年学校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时，管致中即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并在校长办公室协助校长潘菽及副校长孙叔平工作，同时仍在电机系任讲师，主讲《电路分析》等课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工学院，管致中留在南工任教务处主任秘书、教务部副主任，协助副院长兼教务长钱钟韩抓学习苏联、教学改革等工作。因管致中了解校情，谙熟教师、教学情况，且具一定的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故在南京工学院建院之初的这个黄金时代，受到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汪海粟的特别倚重，经常邀他列席领导层有关会议。1956年管致中当选为院党委常委，对学校的各项重要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管致中受到错误的批判与处分，1959年，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系执教，讲授《无线电技术基础》课程。1961年底甄别后任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陈章工作，组织贯彻执行《高教60条》，着手编写无线电技术基础课程教材，并对无线电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组织调研，拟订方案。“文革”后于1972年起任无线电系革委会教育革命组负责人，后复任该系副主任。1979年起任院教务处副处长，政治上亦得到平反。1980年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1981年晋升为教授，至1983年底出任院长，兼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党委常委等职。他在教育中主张加强理论基础，拓宽专业面，增强培养人才适应性；他主持制订、修订学校事业规划，力主逐步将南工办成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在改造老专业，组织创办新兴学科、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学校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管致中长期以来在学术组织和社会活动中，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他是中国电子学会会员、国际IEEE高级会员，曾任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江苏省电子学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工科电工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工科电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兼电路理论组组长，国家教委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江苏省七届人大代表等。作为一名重点大学的校长，资深的学者、教授、教育工作者，积极发挥了作用，对电子学科、高等教育、科技发展经常提出有远见卓识的看法。1987年9月，中央大学校友会成立，管致中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加强了海内外校友，特别是开辟了与台湾校友的联系与交流，增进了校友间的情谊，开展了两岸的学术交流。1995年管致中离休后，还担任着东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老教授协会会长，被聘为电子工业部高校工科电子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江苏省高教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具体承担了国家教委下达的工科电子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课题，牵头进行研究，提出报告。对教育事业，真可谓呕尽心血，成绩斐然。他主编的《无线电技术基础》、《信号与线性系统》等教材，为众多高校广泛采用，后者第二版获1988年国家优秀教材奖。1996年，东南大学授予管致中“东大名师”的荣誉称号，作为教师学习的楷模。
以下记叙他在东大几个主要方面的业绩。
一、管致中与电子工程教育
管致中，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电机系，当时的高校一般是一级学科设院、二级学科设系，不分专业，电机系下只分设“电信”和“电力”两个组。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这个电机系才分设为电信工程系和电力工程系，管致中属电信系。1953年，并入华东各校无线电有关专业师生，1954年更名为无线电工程系。沿革至80年代，无线电工程系共设有无线电技术、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微波技术、水声工程、信息工程5个专业，其中主要的是无线电技术这个口径较宽的专业。这种专业教育在一定历史时期培养“对口”专业人才，有其积极作用，但面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上日益强烈的对培养综合性人才的要求，窄口径专业的教育模式就愈来愈难以适应需要。
早在1956年，系统学习苏联走过一遍之后，一些问题逐渐暴露，部份教师也对教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管致中当时在院教务部工作，一方面搜集了不少欧美国家和旧中国高校的有关资料，印发给各系作参考，一方面于当年暑假，由院邀请部分教师座谈，交流讨论学习苏联的经验与问题，开始探索如何适合我国情况，深化教学改革。无线电系经过实践，针对“无线电通讯及广播”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他们认为原计划课程设置“以设备为纲”，课程太多太满，内容繁琐，不利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经反复讨论，另外拟订了一个“以技术为主”或曰“以学科为主”的加强基础和专业面较宽的改革方案，取消设备性课程，按学科设置了“微波技术”、“脉冲技术”、“雷达原理”、“信息论”和“半导体技术”等新课程。学院对此予以支持，于1957年1月，高教部教学计划修订会议上，作为第二方案(改革方案)提出，获通过试行，然而由于随后的“大气候”骤变，这一方案未能推行。尽管如此，但这一改革思路在无线电系许多教师中留下深刻印记，作为主管教学的教务部副主任管致中，更是认定了这条路子，始终不渝，长期坚持，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推进这一改革。对方案中所列一些新课程，南工无线电系依然作为选修课或加选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出。
1959年，南工受高教部委托，修订无线电专业的全国指导性教学计划时，除了保持基础课程外，将“微波技术”、“脉冲技术”等课，定为必修主要课程。在60年代初，高教部组织全国统编教材，管致中、何振亚、贡璧编写的《无线电技术基础》教材即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批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之一。
经60年代初，贯彻《高教60条》后，1964年再次修订教学计划，管致中时任无线电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组织调研，主持拟订了一个较有新意的教改方案，在课程体系上打破了按设备设置课程的体系，建立了以二门工具课(数学和外语)、三门专业基础课(无线电技术基础、电路分析基础、电磁场理论)、四门技术课(放大与整流技术、高频技术、微波技术、脉冲技术)为主干课程的教学体系，即所谓“二三四”方案。这一方案是在广泛调研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衡量了原有课程体系的利弊和为适应无线电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惜乎又因“文革”而遭夭折。
“文革”后，管致中先后担任南京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院长，积极推进教学改革，由于无线电技术专业有较好基础，学校确定该系为教改试点，先行一步。自1977年始迄今，持续二十余年，进行了步步相扣的系统改革，不仅带动了东南大学各系、各专业的改革，而且在全国高校电子类专业中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那时尚无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先要确定一些课程，解决教材问题，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北京清河召开了“工科基础课程教材工作会议”。管致中与南工其他教师在会上提出了与“文革”前的教改方案十分相近的按电子学理论和技术设置新课程的“无线电技术专业”各课程内容的建议，并接受了由南工编写的多种新教材的任务。这一新的课程体系和一套新教材，不仅在本校无线电类专业中采用，同时亦为许多兄弟院校采用。
1981年无线电系确定以无线电技术专业80级、81级为试点，对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旧教学体系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改革，管致中积极支持。这项改革着眼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其措施为：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削减课堂教学时数，盈出时间，用于加强自学；减少专业必修课门数，增设选修课，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技术基础课实验单独设课，外语、计算机四年不断线，毕业设计真刀真枪和开展“第二课程”活动等。在改革取得成功经验后，于1984年起，在全校广泛推开。
1985年，南工对84、85级全面试行学分制，以进一步搞活教学，调动学生学习主动积极性。无线电工程系首先统一了全系各专业的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内容和学时，限制必修专业课为3门，为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合并专业预作准备。
1989年，无线电工程系，率先实现全系按无线电技术类专业统一招生，不分专业，学生在经过3年学习后，再选择学习方向，以增强适应性。
1990年，根据电子、信息科技发展趋势，无线电工程系又对电子、信息类专业最主要的基础学科——电路和系统学科以及计算机学科进行了系列课程改革，突破原来课程界限，重组更新教学内容，建立新的课程系统。并在实践中每年选一个班试点，逐步在面上推广。
1992年，东南大学承担国家教委下达的“工科电工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993年，学校成立了以管致中为首的课题组，对电气和电子工程类的技术基础课程，经过广泛调研，在本校多年教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有关课程的资料反复研讨，数易其稿，在1995年3月，提出了《电工类基础学科教育方案》，其指导思想为根据高等教育的基础化、综合化趋势，实现大学本科工程教育由专业教育向工程基础教育的转变，将电气和电子工程的基础学科：电路、信号与系统、电子技术、电磁场与电磁波、计算机等学科，按“模块”规定其在电工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与任务、基本内容和教学要求、能力培养的要求。这些“模块”的基本内容是“大电工”所属的电力、电子、通信、控制以及计算机等不同的工程领域的共同基础，但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组合成不同的技术基础课程系列。东大在提出这一方案的同时，确定在无线电工程系93、94级中各选一个班，进行试点实践，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95年，东大复承担了国家教委下达的两项《面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立项项目，其中“电工电子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东大是牵头单位；“电气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东大是主持单位。
由于东大无线电技术专业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成绩显著，198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奖励中，“无线电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示范性成果”项目获特等奖，1997年，“加强工程基础性教育，建设电子信息类专业新课程体系”项目获二等奖。
回顾东大无线电技术专业40年的教改历程及其取得的成果，先有陈章、钱凤章、陆钟祚等老一辈专家的勇于开拓作前导，又有谢嘉奎、沙玉钧、沈永朝、孙崇洲、邹家禄等教授的锐意改革相后继，更有广大教师的积极投入，辛勤耕耘，是几代人前后“接力”进行的，但在各个时期内，管致中在不同的岗位或亲自参与、直接组织，或积极支持、具体指导或咨询顾问，始终把握住方向，承前启后，四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和大家一起沿着认定的路子走下去，起着关键的作用。东大电子学科教改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校范围，每次修订教学计划、课程系列改革，东大总有新的思路、方案提出，通过各种全国性会议和报刊上的撰文得到国家教委和兄弟院校认同。管致中一生与电子工程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电子工程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管致中与东大改革、发展
管致中在旧中国接受欧美模式的教育，在新中国经历了院系调整、学习苏联，对各种教育模式的利弊，有切身感受，并不断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对教育、教学改革，有其自己的主见。他认为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教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成绩是要肯定的，但是遗留下两大问题应妥善解决。一是院系调整拆散了多所建树多年的著名综合大学，不利于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二是学习苏联，专业设置口径过窄，不利于人才培养，毕业后难以适应多变的工作环境，难以开拓新领域的工作。所以，他在不同时期总是一以贯之地推动这两方面的改革：
1.改革专业教育，向工程基础性教育方向发展
从前述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教育改革中，充分体现了管致中的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在他重返学校领导岗位后，更是全力推动各个专业领域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他对新专业的设置，务求复盖面宽。如1979年他支持在南工首创“电气技术”专业，即是与侧重弱电、面向电子学科的无线电技术专业相对应的，侧重强电、面向整个电气学科而并非面向某一对象的又一个宽口径专业。1983年该专业首批学生毕业，得到社会好评。该专业广泛邀请专家、学者、用人单位评议论证，争取列入教育部当时正在修订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目录》。1984年《专业目录》正式颁布试行，将全国664种工科专业减少到255种，管致中则认为仍然太多，这是为了兼顾一些工业部门和单科性工业学校的现实而采取权宜的宽窄并举的方案，对于南工这样的教委直属院校，则应择宽而取。但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有利于招生、分配和学科在国内的地位等一些现实因素，也只能按《专业目录》设置。如建筑学专业、本可兼容城规、园林等专业，但目录仍分设三个专业，如果学校不分设，会被看成没有这方面的学科，甚至争取不到科研项目，这样势必对学科发展不利，故只能照挂牌子，而在培养过程中，则仍应着眼于宽口径，在低年级统一安排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高年级再按专业方向，各有侧重。其他专业亦大体类似。这一做法，在南工称之为“窄进窄出宽培养”，在1985年南工实行学分制修订教学计划时体现了这一精神，作为拓宽专业的第一步；第二步为适当时机，按专业类(或按系)招生，1989年无线电系率先实行，1992年东大全面推开；第三步待国家教委再次调整专业目录时，再按拓宽了的专业招生。1993年，国家教委又一次调整专业设置，工科设150余个专业。1997年，进一步拟议拓宽专业口径，压缩专业数量，工科减为64个专业，并提出只设十余个专业的“引导性专业目录”，其专业口径与国际上通用的大体相当。管致中时已77岁，他应邀参加东大召开的教学工作会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一条即是希望东大尽可能向引导性专业目录靠，实行“宽进宽出宽培养”，在这个问题上，管致中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向前看的。
2.改革学科结构，向理工文管综合大学方向发展
40年代，管致中在中央大学就读，当年中大院系设置之多、之全，为全国高校之冠，“泱泱大风”，给他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这种文理科和应用科学综合设置的大学里，学生受到的不仅是本系科的教育，同时亦受到一种综合的学术环境的薰陶。”一所重点大学应该具有综合性的学术和文化环境，这对学生的文化素养、趣味情操等的培养都密切有关。同时，现代科技发展趋势高度综合化，重点高校应当走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之路，搞单科独进是不行的。”50年代院系调整忽视了这个问题，他始终引以为憾。要在“文革”前改变现状，是难以想象的。“文革”后，思想解放，南工领导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自己的一些办学主张，开始提“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继而进一步提“理工文结合”。在师资班基础上办了应用数学专业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1983年管致中接任院长，抓住了南工被确定为全省高校改革试点单位的契机，于1984年由主管教学副院长王荣年经教务处制订了全校系科、专业调整改革的方案，经审定逐年实施，除工科按“三个面向”精神增设一些新兴学科外，增设了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系和专业，如“将原基础科学系分设为数学力学系和物理化学系；将马列主义教研室和教务处所属的文史组扩建为社会科学系，以后又增设了哲学与科学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在专业方面，先办了物理实验技术专修科，进而增设了应用物理专业、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和建筑管理工程专业，还办了精细化工专修科和科技情报专修科。1987年又将外文教研室、体育教研室分别扩建为外国语言系和体育系，并且成立了管理学院。使南工走上了多学科综合发展的道路，在修订的《南京工学院1990年前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到2000年前把我校建设成为国内第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作为总的奋斗目标。
在管致中离任前，1986年10月20日，南工正式以(86)政字第404号文向国家教委上报《关于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的请示报告》，强调更名既从南工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更是从长远考虑，体现不仅限于理工结合，亦要文理渗透的综合发展的办学思路与道路。以后，经韦钰院长多方努力，终于1988年5月7日获国家教委以(88)教计字076号文批复“同意将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为学校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管致中孜孜以求的愿望初步实现。1988年，南工更名东大后，管致中还应学校相邀，担任“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半年，进一步规划东大专业、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方案。南工从一所工科学院发展至今日的东南大学，初步构成了多科性综合大学的框架，管致中竭尽了自己的心力。
这里，还须补叙一下，管致中主张办综合大学的思想，决非仅从南工一校出发考虑，他认为综合大学代表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而院系调整后我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university），不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80年代中，他在一些有关会议和报刊上多次呼吁，要认清高校综合性的发展趋势，希望我国及早规划，在“七五”期间以及在本世纪末应各建成一批大学。恰逢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也在报刊上发出同样呼吁。考虑到我国的现状，要将原有的单科性学院(五、六十年代，我国所谓的“大学”，也只是文理学院)改办成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需要一个过程，而现有学校联合或合并则可发挥综合优势，且可提高办学效益。南工、南大本属同根生，人缘既亲，地缘又近，如能合并，则可加速进程，尤为理想。两校领导会商后均有共同愿望，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刘忠德也力促其成，几经磋商，成立了几个工作小组，分别就可行性、组织机构和学科机构进行论证探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后来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
3.改革教育层次结构，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管致中认为，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应有分工，作为重点学校主要培养本科生以上高层次人才，而我国研究生的比例太低，南工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南工土地面积太小，而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南工的发展，在学生数量上与兄弟院校竞争不具优势，应在教育质量和更多培养研究生方面着力，国外有的学校研究生人数接近甚至多于本科生，我们可以借鉴。他又认为作为重点学校应当既是教学示范单位，又是科学研究基地，成为“两个中心”。而重点学科则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点，是重点大学的基础。据此，南工必须有若干个重点学科。在他担任领导职务后亲自负责抓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自1981年至1986年先后三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博士学位授予点14个，有博士导师27名，硕士学位授予点37个。而研究生与本专科生在校生之比，在1983年为1∶1525，至1986年升为1∶657。研究生规模的迅速扩大，要求对研究生的管理与培养相应加强，南工研究生管理机构，1983年先从教务处内的研究生科独立成为研究生处；1985年又向国家教委申报成立研究生院，1986年4月获国务院批准，南工成为全国33所设有研究生院的重点大学之一，为研究生教育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抓重点学科方面，南工在1981年受教育部委托建立8个重点学科，在此基础上，学校要求还有一些科研工作及实验设备条件较好已有相当水平的学术领导人、已基本形成学术梯队、有明确科研方向的学科，积极争取任务，组织人力，加快步伐，争取早日成为重点学科。通过系、所申报，管致中组织学术委员会和相关的院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逐一听取汇报，进行审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陆续又确定了12个校重点学科。这些学科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必要的扶持，除个别学科外，均于“六五”、“七五”期间先后被批准为博士点。1988年经评选，建筑设计、通信与电子系统(含信号、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这四个学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78年以来，10年耕耘，南工从单纯培养本科生，发展到能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学术地位显著提高，是一个质的飞跃。
4.改革领导管理体制，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南工作为江苏省高校全面改革试点单位，1984年秋，经教育部和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试行院长负责制。管致中认为实行院长负责制首先要就为什么要实行这个制度和怎样去实行这个制度，统一认识，明确做法。他认为实行院长负责制的目的主要是有利于党委“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建立个人负责制，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和克服官僚主义”。“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政关系，有关学校的重大决策和兴革问题，党政应该事前共同商讨，供校长作出最后决策的参考。在其他方面党政双方各司其职，各有侧重，也并不是互不相关，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再者，“校长负责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好形式，作为审议机构的校务委员会，还有原有的学术委员会等，所有这些机构的职责分工及其和校长的关系，都要具体明确”。同时，“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行政指挥系统，和相应地实行系主任、所长负责制”。南工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于1985年10月正式试行。南工的党政关系原来就比较协调，根据《院长负责制试行办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制度，职责分明，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加快了改革、发展步伐。事实上南工是通过试行院长负责制，建立和完善了从研究参谋(党办、校办、高教研究所)、咨询审议(院务委员会)、讨论决策(党政联席会)、贯彻执行(部门、系、所)到监督反馈(教代会)等一套完整系列的管理体制，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的。
管致中长校期间，还和党政领导一起商讨，从南工实际出发作了大量基础性建设工作，如：为适应社会对教育和科技之需求，将原属教务处的业余教育科划出，建立成人教育学院；建立科技服务部，面向社会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将原属科研处的学报编辑室划出，改为学报编辑部；经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署批准创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将原属教务处的电教中心独立，成为南工电教中心；成立档案馆等。将一些业务机构与管理机构分离，以利于更好地独立、开展业务工作，为一所大学完备地发挥功能，奠定了基础。
三、管致中的情操与个性
管致中崇尚真理，心地无私，为人正直，兼具学者、革命者的气质，他谦虚谨慎，朴实无华，严以律己，平易近人，他作风严谨，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凡作决策，必深思熟虑和广泛听取意见。他讲话鲜有惊人之语，但却句句是实话实说，著文不求文采华丽，但遣词造句，总是恰到好处，分寸确切。一般在同志们心目中，他是一位敦厚长者。但管致中还有其不易为人直接感知的方面：他视野开阔，看问题往往从长远着眼，有前瞻性。如前述，在对院系调整的后遗症问题，便较早地看到；对学科的改革和建设，不断有新的观点、见解和方案提出，均反映他的远见卓识。他思维严密，考虑和部署工作，有系统性。如前述院长负责制的试行，便不是简单地看作党政分工，而是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由于他凡事均是经过理智的分析，因此做起来便具有极强的坚定性。他所从事的几个主要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均是需要坚韧不拔长期努力才能见效的；在更改校名问题上，也是认定了便决不后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在历次运动中，他总是坚持党的原则立场，不观风看潮，不推波助澜，不整人；1957年南工整风反右，院党委讨论在教授中划定右派时，他提出要慎重；在党内斗争中，当有人从“左”的方面错误地批判院长汪海粟的正确路线时，他不随声附和；在有关会议上，对人错误批判、错误定性时，他不计后果，投了反对票；他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后，虽然保留一些看法，但信仰始终如一，仍然积极努力，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沉着坚定地接受着历史的考验。有的同志说他是稳健的改革派，有的同志说他柔中有刚，兴许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他的个性特征。
管致中是1983年接任院长的，是年他已六十有三，根据中央干部“四化”的要求，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过渡性”的安排，他的任务就是要在前任拨乱反正、恢复整顿，迈出新步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同时为学校长远发展明确方向，制定目标，作出规划，打好基础和创造条件，他是这样做了。另一方面还要与党委一起物色好接班人。当经过组织考察，确认韦钰为比较合适的院长候补人选，终于在1986年12月被任命为南京工学院院长，管致中继往开来，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管致中，浙江富阳人，1921年生。1940年毕业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后，在重庆考入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1944年毕业于该系电信组。1945年起，任该系助教，1946年随校复员南京。1947年起积极参加了“5·20”等民主革命运动，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中大校友联谊会”。1949年入党，是“中大各院助教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组织护校，迎接解放，参加接管。1949年学校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时，管致中即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并在校长办公室协助校长潘菽及副校长孙叔平工作，同时仍在电机系任讲师，主讲《电路分析》等课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工学院，管致中留在南工任教务处主任秘书、教务部副主任，协助副院长兼教务长钱钟韩抓学习苏联、教学改革等工作。因管致中了解校情，谙熟教师、教学情况，且具一定的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故在南京工学院建院之初的这个黄金时代，受到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汪海粟的特别倚重，经常邀他列席领导层有关会议。1956年管致中当选为院党委常委，对学校的各项重要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管致中受到错误的批判与处分，1959年，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系执教，讲授《无线电技术基础》课程。1961年底甄别后任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陈章工作，组织贯彻执行《高教60条》，着手编写无线电技术基础课程教材，并对无线电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组织调研，拟订方案。“文革”后于1972年起任无线电系革委会教育革命组负责人，后复任该系副主任。1979年起任院教务处副处长，政治上亦得到平反。1980年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1981年晋升为教授，至1983年底出任院长，兼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党委常委等职。他在教育中主张加强理论基础，拓宽专业面，增强培养人才适应性；他主持制订、修订学校事业规划，力主逐步将南工办成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在改造老专业，组织创办新兴学科、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学校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管致中长期以来在学术组织和社会活动中，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他是中国电子学会会员、国际IEEE高级会员，曾任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江苏省电子学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工科电工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工科电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兼电路理论组组长，国家教委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江苏省七届人大代表等。作为一名重点大学的校长，资深的学者、教授、教育工作者，积极发挥了作用，对电子学科、高等教育、科技发展经常提出有远见卓识的看法。1987年9月，中央大学校友会成立，管致中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加强了海内外校友，特别是开辟了与台湾校友的联系与交流，增进了校友间的情谊，开展了两岸的学术交流。1995年管致中离休后，还担任着东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老教授协会会长，被聘为电子工业部高校工科电子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江苏省高教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具体承担了国家教委下达的工科电子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课题，牵头进行研究，提出报告。对教育事业，真可谓呕尽心血，成绩斐然。他主编的《无线电技术基础》、《信号与线性系统》等教材，为众多高校广泛采用，后者第二版获1988年国家优秀教材奖。1996年，东南大学授予管致中“东大名师”的荣誉称号，作为教师学习的楷模。
以下记叙他在东大几个主要方面的业绩。
一、管致中与电子工程教育
管致中，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电机系，当时的高校一般是一级学科设院、二级学科设系，不分专业，电机系下只分设“电信”和“电力”两个组。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这个电机系才分设为电信工程系和电力工程系，管致中属电信系。1953年，并入华东各校无线电有关专业师生，1954年更名为无线电工程系。沿革至80年代，无线电工程系共设有无线电技术、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微波技术、水声工程、信息工程5个专业，其中主要的是无线电技术这个口径较宽的专业。这种专业教育在一定历史时期培养“对口”专业人才，有其积极作用，但面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上日益强烈的对培养综合性人才的要求，窄口径专业的教育模式就愈来愈难以适应需要。
早在1956年，系统学习苏联走过一遍之后，一些问题逐渐暴露，部份教师也对教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管致中当时在院教务部工作，一方面搜集了不少欧美国家和旧中国高校的有关资料，印发给各系作参考，一方面于当年暑假，由院邀请部分教师座谈，交流讨论学习苏联的经验与问题，开始探索如何适合我国情况，深化教学改革。无线电系经过实践，针对“无线电通讯及广播”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他们认为原计划课程设置“以设备为纲”，课程太多太满，内容繁琐，不利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经反复讨论，另外拟订了一个“以技术为主”或曰“以学科为主”的加强基础和专业面较宽的改革方案，取消设备性课程，按学科设置了“微波技术”、“脉冲技术”、“雷达原理”、“信息论”和“半导体技术”等新课程。学院对此予以支持，于1957年1月，高教部教学计划修订会议上，作为第二方案(改革方案)提出，获通过试行，然而由于随后的“大气候”骤变，这一方案未能推行。尽管如此，但这一改革思路在无线电系许多教师中留下深刻印记，作为主管教学的教务部副主任管致中，更是认定了这条路子，始终不渝，长期坚持，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推进这一改革。对方案中所列一些新课程，南工无线电系依然作为选修课或加选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出。
1959年，南工受高教部委托，修订无线电专业的全国指导性教学计划时，除了保持基础课程外，将“微波技术”、“脉冲技术”等课，定为必修主要课程。在60年代初，高教部组织全国统编教材，管致中、何振亚、贡璧编写的《无线电技术基础》教材即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批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之一。
经60年代初，贯彻《高教60条》后，1964年再次修订教学计划，管致中时任无线电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组织调研，主持拟订了一个较有新意的教改方案，在课程体系上打破了按设备设置课程的体系，建立了以二门工具课(数学和外语)、三门专业基础课(无线电技术基础、电路分析基础、电磁场理论)、四门技术课(放大与整流技术、高频技术、微波技术、脉冲技术)为主干课程的教学体系，即所谓“二三四”方案。这一方案是在广泛调研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衡量了原有课程体系的利弊和为适应无线电技术发展而形成的，惜乎又因“文革”而遭夭折。
“文革”后，管致中先后担任南京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院长，积极推进教学改革，由于无线电技术专业有较好基础，学校确定该系为教改试点，先行一步。自1977年始迄今，持续二十余年，进行了步步相扣的系统改革，不仅带动了东南大学各系、各专业的改革，而且在全国高校电子类专业中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那时尚无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先要确定一些课程，解决教材问题，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北京清河召开了“工科基础课程教材工作会议”。管致中与南工其他教师在会上提出了与“文革”前的教改方案十分相近的按电子学理论和技术设置新课程的“无线电技术专业”各课程内容的建议，并接受了由南工编写的多种新教材的任务。这一新的课程体系和一套新教材，不仅在本校无线电类专业中采用，同时亦为许多兄弟院校采用。
1981年无线电系确定以无线电技术专业80级、81级为试点，对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旧教学体系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改革，管致中积极支持。这项改革着眼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其措施为：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削减课堂教学时数，盈出时间，用于加强自学；减少专业必修课门数，增设选修课，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技术基础课实验单独设课，外语、计算机四年不断线，毕业设计真刀真枪和开展“第二课程”活动等。在改革取得成功经验后，于1984年起，在全校广泛推开。
1985年，南工对84、85级全面试行学分制，以进一步搞活教学，调动学生学习主动积极性。无线电工程系首先统一了全系各专业的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内容和学时，限制必修专业课为3门，为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合并专业预作准备。
1989年，无线电工程系，率先实现全系按无线电技术类专业统一招生，不分专业，学生在经过3年学习后，再选择学习方向，以增强适应性。
1990年，根据电子、信息科技发展趋势，无线电工程系又对电子、信息类专业最主要的基础学科——电路和系统学科以及计算机学科进行了系列课程改革，突破原来课程界限，重组更新教学内容，建立新的课程系统。并在实践中每年选一个班试点，逐步在面上推广。
1992年，东南大学承担国家教委下达的“工科电工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993年，学校成立了以管致中为首的课题组，对电气和电子工程类的技术基础课程，经过广泛调研，在本校多年教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有关课程的资料反复研讨，数易其稿，在1995年3月，提出了《电工类基础学科教育方案》，其指导思想为根据高等教育的基础化、综合化趋势，实现大学本科工程教育由专业教育向工程基础教育的转变，将电气和电子工程的基础学科：电路、信号与系统、电子技术、电磁场与电磁波、计算机等学科，按“模块”规定其在电工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与任务、基本内容和教学要求、能力培养的要求。这些“模块”的基本内容是“大电工”所属的电力、电子、通信、控制以及计算机等不同的工程领域的共同基础，但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组合成不同的技术基础课程系列。东大在提出这一方案的同时，确定在无线电工程系93、94级中各选一个班，进行试点实践，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95年，东大复承担了国家教委下达的两项《面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立项项目，其中“电工电子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东大是牵头单位；“电气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东大是主持单位。
由于东大无线电技术专业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成绩显著，198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奖励中，“无线电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示范性成果”项目获特等奖，1997年，“加强工程基础性教育，建设电子信息类专业新课程体系”项目获二等奖。
回顾东大无线电技术专业40年的教改历程及其取得的成果，先有陈章、钱凤章、陆钟祚等老一辈专家的勇于开拓作前导，又有谢嘉奎、沙玉钧、沈永朝、孙崇洲、邹家禄等教授的锐意改革相后继，更有广大教师的积极投入，辛勤耕耘，是几代人前后“接力”进行的，但在各个时期内，管致中在不同的岗位或亲自参与、直接组织，或积极支持、具体指导或咨询顾问，始终把握住方向，承前启后，四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和大家一起沿着认定的路子走下去，起着关键的作用。东大电子学科教改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校范围，每次修订教学计划、课程系列改革，东大总有新的思路、方案提出，通过各种全国性会议和报刊上的撰文得到国家教委和兄弟院校认同。管致中一生与电子工程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电子工程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管致中与东大改革、发展
管致中在旧中国接受欧美模式的教育，在新中国经历了院系调整、学习苏联，对各种教育模式的利弊，有切身感受，并不断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对教育、教学改革，有其自己的主见。他认为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教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成绩是要肯定的，但是遗留下两大问题应妥善解决。一是院系调整拆散了多所建树多年的著名综合大学，不利于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二是学习苏联，专业设置口径过窄，不利于人才培养，毕业后难以适应多变的工作环境，难以开拓新领域的工作。所以，他在不同时期总是一以贯之地推动这两方面的改革：
1.改革专业教育，向工程基础性教育方向发展
从前述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教育改革中，充分体现了管致中的这一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在他重返学校领导岗位后，更是全力推动各个专业领域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他对新专业的设置，务求复盖面宽。如1979年他支持在南工首创“电气技术”专业，即是与侧重弱电、面向电子学科的无线电技术专业相对应的，侧重强电、面向整个电气学科而并非面向某一对象的又一个宽口径专业。1983年该专业首批学生毕业，得到社会好评。该专业广泛邀请专家、学者、用人单位评议论证，争取列入教育部当时正在修订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目录》。1984年《专业目录》正式颁布试行，将全国664种工科专业减少到255种，管致中则认为仍然太多，这是为了兼顾一些工业部门和单科性工业学校的现实而采取权宜的宽窄并举的方案，对于南工这样的教委直属院校，则应择宽而取。但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有利于招生、分配和学科在国内的地位等一些现实因素，也只能按《专业目录》设置。如建筑学专业、本可兼容城规、园林等专业，但目录仍分设三个专业，如果学校不分设，会被看成没有这方面的学科，甚至争取不到科研项目，这样势必对学科发展不利，故只能照挂牌子，而在培养过程中，则仍应着眼于宽口径，在低年级统一安排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高年级再按专业方向，各有侧重。其他专业亦大体类似。这一做法，在南工称之为“窄进窄出宽培养”，在1985年南工实行学分制修订教学计划时体现了这一精神，作为拓宽专业的第一步；第二步为适当时机，按专业类(或按系)招生，1989年无线电系率先实行，1992年东大全面推开；第三步待国家教委再次调整专业目录时，再按拓宽了的专业招生。1993年，国家教委又一次调整专业设置，工科设150余个专业。1997年，进一步拟议拓宽专业口径，压缩专业数量，工科减为64个专业，并提出只设十余个专业的“引导性专业目录”，其专业口径与国际上通用的大体相当。管致中时已77岁，他应邀参加东大召开的教学工作会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一条即是希望东大尽可能向引导性专业目录靠，实行“宽进宽出宽培养”，在这个问题上，管致中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向前看的。
2.改革学科结构，向理工文管综合大学方向发展
40年代，管致中在中央大学就读，当年中大院系设置之多、之全，为全国高校之冠，“泱泱大风”，给他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这种文理科和应用科学综合设置的大学里，学生受到的不仅是本系科的教育，同时亦受到一种综合的学术环境的薰陶。”一所重点大学应该具有综合性的学术和文化环境，这对学生的文化素养、趣味情操等的培养都密切有关。同时，现代科技发展趋势高度综合化，重点高校应当走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之路，搞单科独进是不行的。”50年代院系调整忽视了这个问题，他始终引以为憾。要在“文革”前改变现状，是难以想象的。“文革”后，思想解放，南工领导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自己的一些办学主张，开始提“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继而进一步提“理工文结合”。在师资班基础上办了应用数学专业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1983年管致中接任院长，抓住了南工被确定为全省高校改革试点单位的契机，于1984年由主管教学副院长王荣年经教务处制订了全校系科、专业调整改革的方案，经审定逐年实施，除工科按“三个面向”精神增设一些新兴学科外，增设了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系和专业，如“将原基础科学系分设为数学力学系和物理化学系；将马列主义教研室和教务处所属的文史组扩建为社会科学系，以后又增设了哲学与科学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在专业方面，先办了物理实验技术专修科，进而增设了应用物理专业、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和建筑管理工程专业，还办了精细化工专修科和科技情报专修科。1987年又将外文教研室、体育教研室分别扩建为外国语言系和体育系，并且成立了管理学院。使南工走上了多学科综合发展的道路，在修订的《南京工学院1990年前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到2000年前把我校建设成为国内第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作为总的奋斗目标。
在管致中离任前，1986年10月20日，南工正式以(86)政字第404号文向国家教委上报《关于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的请示报告》，强调更名既从南工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更是从长远考虑，体现不仅限于理工结合，亦要文理渗透的综合发展的办学思路与道路。以后，经韦钰院长多方努力，终于1988年5月7日获国家教委以(88)教计字076号文批复“同意将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为学校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管致中孜孜以求的愿望初步实现。1988年，南工更名东大后，管致中还应学校相邀，担任“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半年，进一步规划东大专业、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方案。南工从一所工科学院发展至今日的东南大学，初步构成了多科性综合大学的框架，管致中竭尽了自己的心力。
这里，还须补叙一下，管致中主张办综合大学的思想，决非仅从南工一校出发考虑，他认为综合大学代表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而院系调整后我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university），不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80年代中，他在一些有关会议和报刊上多次呼吁，要认清高校综合性的发展趋势，希望我国及早规划，在“七五”期间以及在本世纪末应各建成一批大学。恰逢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也在报刊上发出同样呼吁。考虑到我国的现状，要将原有的单科性学院(五、六十年代，我国所谓的“大学”，也只是文理学院)改办成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需要一个过程，而现有学校联合或合并则可发挥综合优势，且可提高办学效益。南工、南大本属同根生，人缘既亲，地缘又近，如能合并，则可加速进程，尤为理想。两校领导会商后均有共同愿望，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刘忠德也力促其成，几经磋商，成立了几个工作小组，分别就可行性、组织机构和学科机构进行论证探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后来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
3.改革教育层次结构，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管致中认为，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应有分工，作为重点学校主要培养本科生以上高层次人才，而我国研究生的比例太低，南工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南工土地面积太小，而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南工的发展，在学生数量上与兄弟院校竞争不具优势，应在教育质量和更多培养研究生方面着力，国外有的学校研究生人数接近甚至多于本科生，我们可以借鉴。他又认为作为重点学校应当既是教学示范单位，又是科学研究基地，成为“两个中心”。而重点学科则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点，是重点大学的基础。据此，南工必须有若干个重点学科。在他担任领导职务后亲自负责抓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自1981年至1986年先后三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博士学位授予点14个，有博士导师27名，硕士学位授予点37个。而研究生与本专科生在校生之比，在1983年为1∶1525，至1986年升为1∶657。研究生规模的迅速扩大，要求对研究生的管理与培养相应加强，南工研究生管理机构，1983年先从教务处内的研究生科独立成为研究生处；1985年又向国家教委申报成立研究生院，1986年4月获国务院批准，南工成为全国33所设有研究生院的重点大学之一，为研究生教育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抓重点学科方面，南工在1981年受教育部委托建立8个重点学科，在此基础上，学校要求还有一些科研工作及实验设备条件较好已有相当水平的学术领导人、已基本形成学术梯队、有明确科研方向的学科，积极争取任务，组织人力，加快步伐，争取早日成为重点学科。通过系、所申报，管致中组织学术委员会和相关的院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逐一听取汇报，进行审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陆续又确定了12个校重点学科。这些学科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必要的扶持，除个别学科外，均于“六五”、“七五”期间先后被批准为博士点。1988年经评选，建筑设计、通信与电子系统(含信号、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这四个学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78年以来，10年耕耘，南工从单纯培养本科生，发展到能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学术地位显著提高，是一个质的飞跃。
4.改革领导管理体制，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南工作为江苏省高校全面改革试点单位，1984年秋，经教育部和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试行院长负责制。管致中认为实行院长负责制首先要就为什么要实行这个制度和怎样去实行这个制度，统一认识，明确做法。他认为实行院长负责制的目的主要是有利于党委“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建立个人负责制，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和克服官僚主义”。“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政关系，有关学校的重大决策和兴革问题，党政应该事前共同商讨，供校长作出最后决策的参考。在其他方面党政双方各司其职，各有侧重，也并不是互不相关，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再者，“校长负责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好形式，作为审议机构的校务委员会，还有原有的学术委员会等，所有这些机构的职责分工及其和校长的关系，都要具体明确”。同时，“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行政指挥系统，和相应地实行系主任、所长负责制”。南工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于1985年10月正式试行。南工的党政关系原来就比较协调，根据《院长负责制试行办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制度，职责分明，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加快了改革、发展步伐。事实上南工是通过试行院长负责制，建立和完善了从研究参谋(党办、校办、高教研究所)、咨询审议(院务委员会)、讨论决策(党政联席会)、贯彻执行(部门、系、所)到监督反馈(教代会)等一套完整系列的管理体制，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的。
管致中长校期间，还和党政领导一起商讨，从南工实际出发作了大量基础性建设工作，如：为适应社会对教育和科技之需求，将原属教务处的业余教育科划出，建立成人教育学院；建立科技服务部，面向社会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将原属科研处的学报编辑室划出，改为学报编辑部；经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署批准创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将原属教务处的电教中心独立，成为南工电教中心；成立档案馆等。将一些业务机构与管理机构分离，以利于更好地独立、开展业务工作，为一所大学完备地发挥功能，奠定了基础。
三、管致中的情操与个性
管致中崇尚真理，心地无私，为人正直，兼具学者、革命者的气质，他谦虚谨慎，朴实无华，严以律己，平易近人，他作风严谨，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凡作决策，必深思熟虑和广泛听取意见。他讲话鲜有惊人之语，但却句句是实话实说，著文不求文采华丽，但遣词造句，总是恰到好处，分寸确切。一般在同志们心目中，他是一位敦厚长者。但管致中还有其不易为人直接感知的方面：他视野开阔，看问题往往从长远着眼，有前瞻性。如前述，在对院系调整的后遗症问题，便较早地看到；对学科的改革和建设，不断有新的观点、见解和方案提出，均反映他的远见卓识。他思维严密，考虑和部署工作，有系统性。如前述院长负责制的试行，便不是简单地看作党政分工，而是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由于他凡事均是经过理智的分析，因此做起来便具有极强的坚定性。他所从事的几个主要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均是需要坚韧不拔长期努力才能见效的；在更改校名问题上，也是认定了便决不后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在历次运动中，他总是坚持党的原则立场，不观风看潮，不推波助澜，不整人；1957年南工整风反右，院党委讨论在教授中划定右派时，他提出要慎重；在党内斗争中，当有人从“左”的方面错误地批判院长汪海粟的正确路线时，他不随声附和；在有关会议上，对人错误批判、错误定性时，他不计后果，投了反对票；他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后，虽然保留一些看法，但信仰始终如一，仍然积极努力，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沉着坚定地接受着历史的考验。有的同志说他是稳健的改革派，有的同志说他柔中有刚，兴许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他的个性特征。
管致中是1983年接任院长的，是年他已六十有三，根据中央干部“四化”的要求，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过渡性”的安排，他的任务就是要在前任拨乱反正、恢复整顿，迈出新步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同时为学校长远发展明确方向，制定目标，作出规划，打好基础和创造条件，他是这样做了。另一方面还要与党委一起物色好接班人。当经过组织考察，确认韦钰为比较合适的院长候补人选，终于在1986年12月被任命为南京工学院院长，管致中继往开来，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