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段沉甸甸的历史，至今回忆起来，令人既深恶痛绝又感慨万端。
“文革”后期，高等学校中的干部和师生们虽仍身处逆境，但已逐步觉醒，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了迂回曲折的、公开或半公开或秘密的抗争。
这里记叙的就是林克在南京工学院长校两年半时间（1974年11月～1977年5月）里，为稳定南工局势，保护师生不受伤害所作的努力。他使人们在黑暗中见到一线曙光，内心稍感踏实；他和全校师生共同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
1974年末，“文革”已进行了八年多，无休无止的动乱，将人们折腾得心力交瘁。满腔怨愤，无处发泄；满腹狐疑，无法倾吐。八年多来，学校的领导班子(包括革委会及工、军宣队的领导成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广大师生员工虽然除了对国家的前途及命运忧心忡忡外，还对学校的命运同样百般忧虑，但是对学校领导人几乎不抱什么期望。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风风雨雨里，林克于1974年11月走马上任，担任了南工革委会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当时，党的核心小组及革委会内部，正如一团乱麻，思想分岐，派性严重。由于党政不分的一揽子领导体制，事无巨细，均须核心小组讨论决策；于是，每天开会，甚至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地开会。一开会就众说纷纭，不是小吵就是大闹，有些争吵内容还传播至群众中引起混乱。校园里则连一块安静的教学、生活环境都难找到，更何谈其他建设与进步!?
林克上任，既没有交接班，也没有欢迎仪式；人们都用疑虑、不信任的心态及目光，注视着他的到来。校园里还流传着“路不平，灯不明，心不齐，人不顺，上课不打铃，林克也不灵。”这样的顺口溜。
51岁的林克默默地骑着自行车报到上班。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两件让他震惊的事：第一件是学校东门口贴着一张署名“工农兵学员”的通知，勒令革委会某副主任到指定地点参加会议。“文革”前，林克担任过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在工矿企业担任过领导工作，从未看到过用这种勒令的口吻向领导发开会通知，他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怎样复杂的环境。第二件事是无线电系学员与人防的同志发生了斗殴纠纷，双方扭打到他面前，让他表态评定是非，林克当即冷静表态：“我今天刚上班，不了解情况，等我组织调查清楚情况后再说话。从现在起，不许打架，谁动手谁负责”。就这样，暂时平息了这场紧张的纠纷。林克在往后一些日子里，更是亲眼目睹一所知名度高、办学极有成就的老高校，变得如此秩序紊乱，人心涣散，问题成堆，冤案不少，班子不强，工作艰难，感到十分痛心。
他先从人们不满意的几件小事抓起，布置革委会副主任陆子敏负责抓紧修平道路，修复配电房，使路灯复明；并推行上课打铃责任制，保证上、下课按时打铃。这几件事虽小，但办得及时，颇得人心。可是，对当时几近瘫痪的领导班子，对涣散的人心，该如何对待呢!?对来自上面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又该怎样执行呢!?师生员工拭目以待。
林克在校两年半的时间，大体可分两段：前一阶段在1974～1975年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全国抓整顿、稳定局势的大环境下，林克抓住有利时机，首先从整顿核心小组的“软、懒、散”入手，同时抓落实政策，以稳定全校局势，使教学、科研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和较为正常地开展。后一阶段是1976年春发生“南京事件”、“南工事件”、“天安门事件”的前后，林克竭尽所能地稳住了当时相当严峻的“追查”形势，保护师生不受伤害。
林克到校后，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广泛地做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干部及师生员工们各方面的意见；并且着重了解核心小组成员各自不同的想法和存在的问题。有些人在校时间较长，且执行政策一贯偏“左”，群众中缺乏威信，自感在南工新账老帐较多，想调离学校；有些人刚调来学校不久，见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感到难以开展工作；有些人原单位未落实政策，到校后与军代表关系紧张，工作也不安心；一些造反派头头还要为自己的山头着想。总之，核心小组成员各想各的，思想互不见面。如此心态及状况，怎能正常开展工作!?群众又怎能满意!?
林克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情况，并得到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同志的支持，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分析评价校内形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学校状况是：路线不端正，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如何改进?他提出从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状况入手，并明确了指导方针：以安定团结为主线，回顾过去，不算旧帐，相互交心，重新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大事集体讨论，小事各自负责。加强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核心小组内部议事可充分讨论以至争论，但一经形成决议或作出决策，要维护大局，遵守决定，并不准随便背后议论。同时，明确工宣队不是和革委会平行的机构，而是在核心小组领导下工作。
对当前工作，制定了三项任务：
1.解决班子软、懒、散问题，加强核心小组领导；
2.排除干扰，落实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做好教学、科研工作；
3.使用、安排干部，调整、充实机构，使工作正常化。
这些措施自然也会遭到非议，有人就说林克是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林克无暇顾及这些，1975年上半年，他用了很大精力整顿领导班子。
整顿初见成效，正气开始抬头。核心小组开会改变了争吵不休的局面，意见和做法有分歧时，林克从维护学校安定的大局出发，尽量使之统一到按教育工作规律办事的正常轨道上来。由于分工明确，大小事有专人负责，减少了推诿扯皮现象，教学秩序渐趋稳定，开门办学及科研、生产工作也取得一些进展。
在“教育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尽管来自上面的路线方针是错的，但林克依靠学校中熟悉教育规律的教师和干部，不作紧跟，不作根本性的变动，如对学习上海“五七公社”及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只作了一般号召，没有作出什么具体部署，事实上采取了观望及拖延的态度。在改革教学组织体制及实行半工半读方面，林克始终持谨慎态度，总是先行试点，不作全面的、大刀阔斧的变动及推广。学校也未全部以典型产品为中心安排教学体系，而是在专业课教学时，以典型产品来联系实际。同时，较早地抓了编写新教材的工作。“文革”前期所编教材主要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大部分删繁就简，并贴上一些政治标签，且多是仓促编成，质量和水平自然有所下降，以后也逐步被淘汰。“文革”后期，林克支持有关教师注意研究外国教材及科研情况，凭藉学校以往编写教材的优势，努力提高编写质量，终致延续到“文革”后，全国统一组织编写教材的主编，其数量南工一直名列前茅。
林克主校期间，尽心竭力，迂回曲折地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而稳住学校局势，避免学校在教学体制、教学秩序及教学质量等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失及破坏。“文革”期间，全校师生员工身处逆境，坚持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完成了多项科研任务，其中大部分是“文革”后期完成的。在此基础上，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29个项目获科技成果奖；另有20个项目获江苏省科学大会奖。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倾注着林克的心血，与当时学校中相对说来有个稍为宽松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林克非常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1975年所抓的大事之一，就是为清查“五·一六”平反，落实政策。此前，全院约有500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竟占当时全校教职工总人数四分之一以上，其中被迫害致死者就有3人(土木系2人，机械系1人)。事实表明，全属子虚乌有的冤案，广大群众对这么多人无端被施以专政，均为之愤愤不平。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如不澄清，学校工作难以开展。林克在核心小组会上表态：“清查‘五·一六’的问题要作为一级党组织来承担责任，我们核心小组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布置成立专门班子，集中一定人力和时间，为清查“五·一六”落实政策。
以后在多次讨论落实政策问题时，林克均强调：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前一阶段落实政策时，虽然否定了“炮打”，但仍挂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这就是落实政策不彻底，也是错误的，需要彻底平反。
核心小组有成员检讨自己在清查“五·一六”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林克坚持原则，纠正其说法：“不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核心小组要承担责任。”
通过大量的工作，1975年4月4日，中共南工革委会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作出了平反决定，对个人和集体均予以政治平反。林克还解剖麻雀，亲自为土木系一位在清查“五·一六”中自杀身亡的熊崇书同志落实政策，制定了五项具体而实在的措施，给予死者家属以很大慰藉。
在仍然执行极“左”路线大形势下的平反，自然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可是，林克为落实政策所作的努力，对稳定当时惶惶不安的人心，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1975年5月，林克还提出：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同样要纠正。这种愿望，在那时自然不易实现。
值得惋惜的是，正当林克在1974年末至1975年所作的初步整顿，刚显成效，“四人帮”就把全国的整顿工作诬蔑为“复辟”和“右倾翻案风”，南工的整顿和全国的整顿一样，同遭夭折。核心小组内，还有成员提出责难：“整顿领导班子软、懒、散的提法，本身就是否定‘文革’，与邓小平的提法一样”。林克被迫检讨：“对斗争不理解，思想跟不上”等等。
1975年底，全国形势急剧变化。1975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自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批邓”等一连串罪恶活动，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
林克自然要遵照上级指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但他仍然从稳定局势出发，布置做些表面文章，他部署“大辩论”的具体做法为三个字：学、批、赞。全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批判会、汇报会、展览会，大字报专栏，看似热火朝天，实质上都是纸上文章，没有什么具体而实在的内容。
这一阶段，林克的处境十分为难，他多次在核心小组会议上表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态，还多次检讨自己对斗争不理解、不得力，思想上保守，跟不上形势，感情上接受不了。最后的表态当然是要紧跟形势，加强领导。他在表示要按中央文件、省委指示办事时，也隐约地提出：“现在斗争很复杂，我们头脑也要复杂一点。”
实际上，“不理解、不得力、跟不上形势”的又岂止林克一人!?“四人帮”种种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人们通过大量事实，逐步认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险目的，极“左”路线也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从怀疑、不满以至产生了抵触、抗争的情绪，大家再也无法忍受“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了!
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全院师生员工无比悲痛，人们列队前往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纪念馆，沉痛吊唁周总理。1月13日，全院召开了悼念周总理大会。愤怒而觉醒了的师生，不顾“四人帮”的淫威，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总理无限敬仰、爱戴和缅怀之情，并以曲折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之意。
1976年3月下旬，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的师生，借清明节纪念周总理的名义，在南京地区点燃了反对“四人帮”的熊熊烈火。南京大学率先冲破“四人帮”的禁令，抬着花圈游行至梅园新村进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还在校园内外贴出许多矛头针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及标语。与此同时，南京工学院校园里也贴出了不少内容相似的大字报及标语。
建筑系11731班是当时校园里最为活跃的一个小群体。他们以班级名义刷出了20多条矛头直指“四人帮”的大标语，如：“横扫一切害人虫”、“悼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用鲜血保卫红色江山”等等。他们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观看、抄录此类标语的人群特别踊跃，广大南京市民纷表赞赏、响应和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该班共产党员王献祥等人，他们把听到别人的议论及自己思考的问题，经共同讨论写成了一张标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3月31日贴在学校东大门口。“十个为什么”的主要内容(摘要)为：
1.为什么悼念总理的影片至今不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
2.为什么要把纪念总理的某些照片去掉?为什么总理逝世后，连一个回忆录、一篇纪念性文章也不见发表?
3.为什么总理刚逝世，丧事还未办完，追悼会还未开，全国人民处于极度悲痛的情况下，就忽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注：“梁效”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
4.为什么有人竟敢在2月6日的大参考上造谣诬蔑、陷害敬爱的周总理?
5.为什么上海《文汇报》几次露骨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6.为什么有人竟敢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清华大学私自乱点中央负责同志的名达11人之多?
……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工农兵学员
1976年3月31日
这份大字报，像一颗炸弹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是民意，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大字报随即被传抄至南京街头及外省、市。
南京的情况引起“四人帮”及其爪牙极大的震惊，他们叫嚣：“南京的大字报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4月1日，“四人帮”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指示立即采取措施，要全部覆盖有关大字报及标语，并指出要追查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大字报“十个为什么”成为他们要追查的江苏三个重点大字报之一。
1976年4月1日，无线电系以学生会的名义，在大礼堂举行了悼念周总理大会，其他系和单位的师生自发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沿途群众热烈支持，影响很大，“四人帮”在江苏的爪牙为此惊慌失措，加紧对学校领导人林克施加压力，责令揪出“幕后策划者”。
江苏省革委会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南京地区高校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其中安排两个单元时间(下午、晚上至11时)专题讨论两份大字报，主要讨论“十个为什么”是什么性质的大字报。会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反革命性质的大字报，也是“南京事件”的组成部分；有人要求林克表态，先定其性质，至于作者是不是反革命，可再审慎研究。林克当即表示：“这张大字报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性质的，作者没有反革命基础，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干部，为首者是共产党员，动机不是反革命。他们贴在校园里，是别人传抄出去的”。林克明朗地采取了保护学生的态度。省革委会某领导人就“动机与效果”问题与林克进行了整个下午的辩论，会上气氛严峻，压力很大。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主持会议，他发言很少，也不表态，倾听各方意见，到会议结束时说：暂不定性，首先要调查清楚事实真相，以及有无幕后策划者，并要求南工尽快写个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他同意林克对此事的表态。
在南工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对所谓“南工事件”曾作了反复讨论，分歧也很大。工宣队的一位成员认为：“‘十个为什么’是反革命性质的大字报，那些大标语也是反革命性质的，因其矛头指向党中央，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具体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有的核心小组成员认为：“有一股反革命逆流，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认真追查，追查就是行动。本校已追查到政治谣言1300余份，对‘十个为什么’和一些反动标语可以批，时间安排在省的批斗大会以后。”还有的成员认为：“‘十个为什么’是谣言的总汇，是保邓的，矛头对准党中央，影响很坏。因此，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有的成员还认为：11731班的问题不是偶然的，集中发生了五大问题：(1)刷“反动标语”，(2)写“反动诗词”，(3)张贴大字报“十个为什么”，(4)张贴《文汇报》，(5)到火车站刷标语。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无线电系游行是参加了反革命大合唱，是反革命逆流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都可以点名批判，要彻底查清，不能空对空，这是政治大搏斗。其中有一人在传达省里开会情况时还说：兄弟学校已为此拘捕了6个学生，并认为：我院已处于关键时刻，一定要追查到底。已有人对领导进言：领导现在要防止“右”的东西，再不转变，就是立场问题，即使转过弯来，还有个紧跟形势的问题。但是，核心小组占大多数的成员则认为：“十个为什么”、“大标语”、“无线电系游行”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可以暂不定性，先把事实及幕后策划者调查清楚再研究定性问题。时任建筑系党总支书记的罗莹在多次汇报11731班的问题时，始终强调事实已调查清楚，是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议论后写的，未发现与其他人串联、共谋，也未查出有幕后煽动、策划者。当时几个年轻人虽违心地一再作检讨，但一口咬定：没有后台，没有幕后策划者，更没有受谁指使。
众说纷纭，关键就在掌舵的第一把手，如何在情况十分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既要执行上面的指示，又要稳住“小环境”的局势，并尽量保护师生不受伤害。应该说，林克当时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他为保护师生可说是煞费心机，竭尽全力。由于彭冲在省的专题讨论上同意了林克的表态，林克就顺应这一基本定调，并依靠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干部及师生，应付来自上下左右及内部的舆论攻势及政治压力。
林克如实地传达中央及省里的各项指示，组织大家学习重要文件及有关文章，部署开展运动的计划、动员及检查，多次主持排查“南工事件”的有关问题，反复讨论研究其性质，但从未定性，强调定性要十分慎重，重点是查清楚有无幕后策划者，重大问题要请示省里。其中还穿插布置了学习革命理论，召开理论研讨会，于是，大、小型批判会、讨论会日以继夜地召开，大批判专栏一期接一期地刊出，舆论声势轰轰烈烈，但并无具体行动。林克却在不断地承担领导责任，不断地检讨自己对运动领导不力。
在1976年5月连日召开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林克的一次长篇发言表露了他当时的心态。他说：“对南工的问题，我有些吃不准，因为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具体的人，具体人要具体分析，重点是打击幕后策划者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正确执行政策，才有利于发动群众，制服敌人。对每一具体事件的性质，我从未表过态，但学校运动有什么问题，主要由我负责……我顾虑很多，既要研究事情的性质，也要讲究政策，如掌握不好，就会扩大打击面。对‘南京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认识了(注：当时中央已确认“南京事件”为反革命性质)，但对‘南工问题’的严重性尚认识不足……因而措施就不够有力。”
林克坚持岗位，顶住压力，始终保持谨慎、冷静的态度，采取敷衍和拖延的办法，沉着应付来自上面的追查，应付来自核心小组内部的某些责难和分歧。例如，核心小组在讨论是否同意11731班外出参加毕业设计时，有人不同意让他们外出，但林克以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计划为由，同意建筑系党总支的安排，推迟一周而仍让其外出。
在林克的悉心保护下，全院在所谓“南京事件”、“南工事件”中，没有任何人被捕、被拘留，没有任何人受到任何处分，正常的教学计划基本上仍能照常进行，这在当时是极难办到的事。
时至1976年11月，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仍未对“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而林克就凭藉“四人帮”已彻底垮台的东风，在校内明确表态：“对‘南工事件’的性质暂时仍不能表态，要向省里请示，但可对事件的当事人说清楚：“不影响毕业分配和今后使用、不影响入团、入党”。从而使牵涉“南工事件”的所有学员均卸下了包袱，正常读书，顺利毕业，并按期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十个为什么”的作者，有几位至今仍在校任教，已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的高祥生、杨维菊，提起这段历史犹激动不已，对当时院、系领导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及措施，至今铭感在心。
“南京事件”是中国及南京人民为埋葬“四人帮”的前奏曲，也可说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先导，在南京市、江苏省以至全国人民中，均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南工师生员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及行动，亦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林克在那段时间处变不惊，以其胆识与谋略保护了师生，实际上也就是支持了这一正义斗争，值得称道。
粉碎“四人帮”不久，林克即调离学校，1977～1984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1984～1990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90年8月，主动退出领导岗位，身居二线后曾兼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复旦大学为林克离岗举行的干部欢送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对林克多年担任高校领导工作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价。
“文革”后期，高等学校中的干部和师生们虽仍身处逆境，但已逐步觉醒，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了迂回曲折的、公开或半公开或秘密的抗争。
这里记叙的就是林克在南京工学院长校两年半时间（1974年11月～1977年5月）里，为稳定南工局势，保护师生不受伤害所作的努力。他使人们在黑暗中见到一线曙光，内心稍感踏实；他和全校师生共同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
1974年末，“文革”已进行了八年多，无休无止的动乱，将人们折腾得心力交瘁。满腔怨愤，无处发泄；满腹狐疑，无法倾吐。八年多来，学校的领导班子(包括革委会及工、军宣队的领导成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广大师生员工虽然除了对国家的前途及命运忧心忡忡外，还对学校的命运同样百般忧虑，但是对学校领导人几乎不抱什么期望。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风风雨雨里，林克于1974年11月走马上任，担任了南工革委会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当时，党的核心小组及革委会内部，正如一团乱麻，思想分岐，派性严重。由于党政不分的一揽子领导体制，事无巨细，均须核心小组讨论决策；于是，每天开会，甚至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地开会。一开会就众说纷纭，不是小吵就是大闹，有些争吵内容还传播至群众中引起混乱。校园里则连一块安静的教学、生活环境都难找到，更何谈其他建设与进步!?
林克上任，既没有交接班，也没有欢迎仪式；人们都用疑虑、不信任的心态及目光，注视着他的到来。校园里还流传着“路不平，灯不明，心不齐，人不顺，上课不打铃，林克也不灵。”这样的顺口溜。
51岁的林克默默地骑着自行车报到上班。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两件让他震惊的事：第一件是学校东门口贴着一张署名“工农兵学员”的通知，勒令革委会某副主任到指定地点参加会议。“文革”前，林克担任过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在工矿企业担任过领导工作，从未看到过用这种勒令的口吻向领导发开会通知，他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怎样复杂的环境。第二件事是无线电系学员与人防的同志发生了斗殴纠纷，双方扭打到他面前，让他表态评定是非，林克当即冷静表态：“我今天刚上班，不了解情况，等我组织调查清楚情况后再说话。从现在起，不许打架，谁动手谁负责”。就这样，暂时平息了这场紧张的纠纷。林克在往后一些日子里，更是亲眼目睹一所知名度高、办学极有成就的老高校，变得如此秩序紊乱，人心涣散，问题成堆，冤案不少，班子不强，工作艰难，感到十分痛心。
他先从人们不满意的几件小事抓起，布置革委会副主任陆子敏负责抓紧修平道路，修复配电房，使路灯复明；并推行上课打铃责任制，保证上、下课按时打铃。这几件事虽小，但办得及时，颇得人心。可是，对当时几近瘫痪的领导班子，对涣散的人心，该如何对待呢!?对来自上面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又该怎样执行呢!?师生员工拭目以待。
林克在校两年半的时间，大体可分两段：前一阶段在1974～1975年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全国抓整顿、稳定局势的大环境下，林克抓住有利时机，首先从整顿核心小组的“软、懒、散”入手，同时抓落实政策，以稳定全校局势，使教学、科研工作逐步得以恢复和较为正常地开展。后一阶段是1976年春发生“南京事件”、“南工事件”、“天安门事件”的前后，林克竭尽所能地稳住了当时相当严峻的“追查”形势，保护师生不受伤害。
林克到校后，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广泛地做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干部及师生员工们各方面的意见；并且着重了解核心小组成员各自不同的想法和存在的问题。有些人在校时间较长，且执行政策一贯偏“左”，群众中缺乏威信，自感在南工新账老帐较多，想调离学校；有些人刚调来学校不久，见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感到难以开展工作；有些人原单位未落实政策，到校后与军代表关系紧张，工作也不安心；一些造反派头头还要为自己的山头着想。总之，核心小组成员各想各的，思想互不见面。如此心态及状况，怎能正常开展工作!?群众又怎能满意!?
林克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情况，并得到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同志的支持，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分析评价校内形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学校状况是：路线不端正，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如何改进?他提出从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状况入手，并明确了指导方针：以安定团结为主线，回顾过去，不算旧帐，相互交心，重新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大事集体讨论，小事各自负责。加强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核心小组内部议事可充分讨论以至争论，但一经形成决议或作出决策，要维护大局，遵守决定，并不准随便背后议论。同时，明确工宣队不是和革委会平行的机构，而是在核心小组领导下工作。
对当前工作，制定了三项任务：
1.解决班子软、懒、散问题，加强核心小组领导；
2.排除干扰，落实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做好教学、科研工作；
3.使用、安排干部，调整、充实机构，使工作正常化。
这些措施自然也会遭到非议，有人就说林克是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林克无暇顾及这些，1975年上半年，他用了很大精力整顿领导班子。
整顿初见成效，正气开始抬头。核心小组开会改变了争吵不休的局面，意见和做法有分歧时，林克从维护学校安定的大局出发，尽量使之统一到按教育工作规律办事的正常轨道上来。由于分工明确，大小事有专人负责，减少了推诿扯皮现象，教学秩序渐趋稳定，开门办学及科研、生产工作也取得一些进展。
在“教育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尽管来自上面的路线方针是错的，但林克依靠学校中熟悉教育规律的教师和干部，不作紧跟，不作根本性的变动，如对学习上海“五七公社”及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只作了一般号召，没有作出什么具体部署，事实上采取了观望及拖延的态度。在改革教学组织体制及实行半工半读方面，林克始终持谨慎态度，总是先行试点，不作全面的、大刀阔斧的变动及推广。学校也未全部以典型产品为中心安排教学体系，而是在专业课教学时，以典型产品来联系实际。同时，较早地抓了编写新教材的工作。“文革”前期所编教材主要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大部分删繁就简，并贴上一些政治标签，且多是仓促编成，质量和水平自然有所下降，以后也逐步被淘汰。“文革”后期，林克支持有关教师注意研究外国教材及科研情况，凭藉学校以往编写教材的优势，努力提高编写质量，终致延续到“文革”后，全国统一组织编写教材的主编，其数量南工一直名列前茅。
林克主校期间，尽心竭力，迂回曲折地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而稳住学校局势，避免学校在教学体制、教学秩序及教学质量等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失及破坏。“文革”期间，全校师生员工身处逆境，坚持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完成了多项科研任务，其中大部分是“文革”后期完成的。在此基础上，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29个项目获科技成果奖；另有20个项目获江苏省科学大会奖。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倾注着林克的心血，与当时学校中相对说来有个稍为宽松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林克非常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1975年所抓的大事之一，就是为清查“五·一六”平反，落实政策。此前，全院约有500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竟占当时全校教职工总人数四分之一以上，其中被迫害致死者就有3人(土木系2人，机械系1人)。事实表明，全属子虚乌有的冤案，广大群众对这么多人无端被施以专政，均为之愤愤不平。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如不澄清，学校工作难以开展。林克在核心小组会上表态：“清查‘五·一六’的问题要作为一级党组织来承担责任，我们核心小组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布置成立专门班子，集中一定人力和时间，为清查“五·一六”落实政策。
以后在多次讨论落实政策问题时，林克均强调：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前一阶段落实政策时，虽然否定了“炮打”，但仍挂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这就是落实政策不彻底，也是错误的，需要彻底平反。
核心小组有成员检讨自己在清查“五·一六”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林克坚持原则，纠正其说法：“不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核心小组要承担责任。”
通过大量的工作，1975年4月4日，中共南工革委会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作出了平反决定，对个人和集体均予以政治平反。林克还解剖麻雀，亲自为土木系一位在清查“五·一六”中自杀身亡的熊崇书同志落实政策，制定了五项具体而实在的措施，给予死者家属以很大慰藉。
在仍然执行极“左”路线大形势下的平反，自然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可是，林克为落实政策所作的努力，对稳定当时惶惶不安的人心，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1975年5月，林克还提出：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同样要纠正。这种愿望，在那时自然不易实现。
值得惋惜的是，正当林克在1974年末至1975年所作的初步整顿，刚显成效，“四人帮”就把全国的整顿工作诬蔑为“复辟”和“右倾翻案风”，南工的整顿和全国的整顿一样，同遭夭折。核心小组内，还有成员提出责难：“整顿领导班子软、懒、散的提法，本身就是否定‘文革’，与邓小平的提法一样”。林克被迫检讨：“对斗争不理解，思想跟不上”等等。
1975年底，全国形势急剧变化。1975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自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批邓”等一连串罪恶活动，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
林克自然要遵照上级指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但他仍然从稳定局势出发，布置做些表面文章，他部署“大辩论”的具体做法为三个字：学、批、赞。全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批判会、汇报会、展览会，大字报专栏，看似热火朝天，实质上都是纸上文章，没有什么具体而实在的内容。
这一阶段，林克的处境十分为难，他多次在核心小组会议上表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态，还多次检讨自己对斗争不理解、不得力，思想上保守，跟不上形势，感情上接受不了。最后的表态当然是要紧跟形势，加强领导。他在表示要按中央文件、省委指示办事时，也隐约地提出：“现在斗争很复杂，我们头脑也要复杂一点。”
实际上，“不理解、不得力、跟不上形势”的又岂止林克一人!?“四人帮”种种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人们通过大量事实，逐步认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险目的，极“左”路线也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从怀疑、不满以至产生了抵触、抗争的情绪，大家再也无法忍受“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了!
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全院师生员工无比悲痛，人们列队前往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纪念馆，沉痛吊唁周总理。1月13日，全院召开了悼念周总理大会。愤怒而觉醒了的师生，不顾“四人帮”的淫威，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总理无限敬仰、爱戴和缅怀之情，并以曲折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之意。
1976年3月下旬，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的师生，借清明节纪念周总理的名义，在南京地区点燃了反对“四人帮”的熊熊烈火。南京大学率先冲破“四人帮”的禁令，抬着花圈游行至梅园新村进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还在校园内外贴出许多矛头针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及标语。与此同时，南京工学院校园里也贴出了不少内容相似的大字报及标语。
建筑系11731班是当时校园里最为活跃的一个小群体。他们以班级名义刷出了20多条矛头直指“四人帮”的大标语，如：“横扫一切害人虫”、“悼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用鲜血保卫红色江山”等等。他们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观看、抄录此类标语的人群特别踊跃，广大南京市民纷表赞赏、响应和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该班共产党员王献祥等人，他们把听到别人的议论及自己思考的问题，经共同讨论写成了一张标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3月31日贴在学校东大门口。“十个为什么”的主要内容(摘要)为：
1.为什么悼念总理的影片至今不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
2.为什么要把纪念总理的某些照片去掉?为什么总理逝世后，连一个回忆录、一篇纪念性文章也不见发表?
3.为什么总理刚逝世，丧事还未办完，追悼会还未开，全国人民处于极度悲痛的情况下，就忽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注：“梁效”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
4.为什么有人竟敢在2月6日的大参考上造谣诬蔑、陷害敬爱的周总理?
5.为什么上海《文汇报》几次露骨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6.为什么有人竟敢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清华大学私自乱点中央负责同志的名达11人之多?
……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工农兵学员
1976年3月31日
这份大字报，像一颗炸弹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这是民意，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大字报随即被传抄至南京街头及外省、市。
南京的情况引起“四人帮”及其爪牙极大的震惊，他们叫嚣：“南京的大字报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4月1日，“四人帮”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指示立即采取措施，要全部覆盖有关大字报及标语，并指出要追查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大字报“十个为什么”成为他们要追查的江苏三个重点大字报之一。
1976年4月1日，无线电系以学生会的名义，在大礼堂举行了悼念周总理大会，其他系和单位的师生自发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沿途群众热烈支持，影响很大，“四人帮”在江苏的爪牙为此惊慌失措，加紧对学校领导人林克施加压力，责令揪出“幕后策划者”。
江苏省革委会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南京地区高校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其中安排两个单元时间(下午、晚上至11时)专题讨论两份大字报，主要讨论“十个为什么”是什么性质的大字报。会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反革命性质的大字报，也是“南京事件”的组成部分；有人要求林克表态，先定其性质，至于作者是不是反革命，可再审慎研究。林克当即表示：“这张大字报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性质的，作者没有反革命基础，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干部，为首者是共产党员，动机不是反革命。他们贴在校园里，是别人传抄出去的”。林克明朗地采取了保护学生的态度。省革委会某领导人就“动机与效果”问题与林克进行了整个下午的辩论，会上气氛严峻，压力很大。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主持会议，他发言很少，也不表态，倾听各方意见，到会议结束时说：暂不定性，首先要调查清楚事实真相，以及有无幕后策划者，并要求南工尽快写个调查报告送到省里，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他同意林克对此事的表态。
在南工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对所谓“南工事件”曾作了反复讨论，分歧也很大。工宣队的一位成员认为：“‘十个为什么’是反革命性质的大字报，那些大标语也是反革命性质的，因其矛头指向党中央，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具体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有的核心小组成员认为：“有一股反革命逆流，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认真追查，追查就是行动。本校已追查到政治谣言1300余份，对‘十个为什么’和一些反动标语可以批，时间安排在省的批斗大会以后。”还有的成员认为：“‘十个为什么’是谣言的总汇，是保邓的，矛头对准党中央，影响很坏。因此，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有的成员还认为：11731班的问题不是偶然的，集中发生了五大问题：(1)刷“反动标语”，(2)写“反动诗词”，(3)张贴大字报“十个为什么”，(4)张贴《文汇报》，(5)到火车站刷标语。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无线电系游行是参加了反革命大合唱，是反革命逆流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都可以点名批判，要彻底查清，不能空对空，这是政治大搏斗。其中有一人在传达省里开会情况时还说：兄弟学校已为此拘捕了6个学生，并认为：我院已处于关键时刻，一定要追查到底。已有人对领导进言：领导现在要防止“右”的东西，再不转变，就是立场问题，即使转过弯来，还有个紧跟形势的问题。但是，核心小组占大多数的成员则认为：“十个为什么”、“大标语”、“无线电系游行”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可以暂不定性，先把事实及幕后策划者调查清楚再研究定性问题。时任建筑系党总支书记的罗莹在多次汇报11731班的问题时，始终强调事实已调查清楚，是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议论后写的，未发现与其他人串联、共谋，也未查出有幕后煽动、策划者。当时几个年轻人虽违心地一再作检讨，但一口咬定：没有后台，没有幕后策划者，更没有受谁指使。
众说纷纭，关键就在掌舵的第一把手，如何在情况十分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既要执行上面的指示，又要稳住“小环境”的局势，并尽量保护师生不受伤害。应该说，林克当时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他为保护师生可说是煞费心机，竭尽全力。由于彭冲在省的专题讨论上同意了林克的表态，林克就顺应这一基本定调，并依靠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干部及师生，应付来自上下左右及内部的舆论攻势及政治压力。
林克如实地传达中央及省里的各项指示，组织大家学习重要文件及有关文章，部署开展运动的计划、动员及检查，多次主持排查“南工事件”的有关问题，反复讨论研究其性质，但从未定性，强调定性要十分慎重，重点是查清楚有无幕后策划者，重大问题要请示省里。其中还穿插布置了学习革命理论，召开理论研讨会，于是，大、小型批判会、讨论会日以继夜地召开，大批判专栏一期接一期地刊出，舆论声势轰轰烈烈，但并无具体行动。林克却在不断地承担领导责任，不断地检讨自己对运动领导不力。
在1976年5月连日召开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林克的一次长篇发言表露了他当时的心态。他说：“对南工的问题，我有些吃不准，因为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具体的人，具体人要具体分析，重点是打击幕后策划者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正确执行政策，才有利于发动群众，制服敌人。对每一具体事件的性质，我从未表过态，但学校运动有什么问题，主要由我负责……我顾虑很多，既要研究事情的性质，也要讲究政策，如掌握不好，就会扩大打击面。对‘南京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认识了(注：当时中央已确认“南京事件”为反革命性质)，但对‘南工问题’的严重性尚认识不足……因而措施就不够有力。”
林克坚持岗位，顶住压力，始终保持谨慎、冷静的态度，采取敷衍和拖延的办法，沉着应付来自上面的追查，应付来自核心小组内部的某些责难和分歧。例如，核心小组在讨论是否同意11731班外出参加毕业设计时，有人不同意让他们外出，但林克以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计划为由，同意建筑系党总支的安排，推迟一周而仍让其外出。
在林克的悉心保护下，全院在所谓“南京事件”、“南工事件”中，没有任何人被捕、被拘留，没有任何人受到任何处分，正常的教学计划基本上仍能照常进行，这在当时是极难办到的事。
时至1976年11月，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仍未对“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而林克就凭藉“四人帮”已彻底垮台的东风，在校内明确表态：“对‘南工事件’的性质暂时仍不能表态，要向省里请示，但可对事件的当事人说清楚：“不影响毕业分配和今后使用、不影响入团、入党”。从而使牵涉“南工事件”的所有学员均卸下了包袱，正常读书，顺利毕业，并按期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十个为什么”的作者，有几位至今仍在校任教，已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的高祥生、杨维菊，提起这段历史犹激动不已，对当时院、系领导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及措施，至今铭感在心。
“南京事件”是中国及南京人民为埋葬“四人帮”的前奏曲，也可说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先导，在南京市、江苏省以至全国人民中，均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南工师生员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及行动，亦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林克在那段时间处变不惊，以其胆识与谋略保护了师生，实际上也就是支持了这一正义斗争，值得称道。
粉碎“四人帮”不久，林克即调离学校，1977～1984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1984～1990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90年8月，主动退出领导岗位，身居二线后曾兼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复旦大学为林克离岗举行的干部欢送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对林克多年担任高校领导工作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