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简称“校联”)是中组部认定的解放前我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注一)，在母校光辉的历程乃至范围较广的革命事业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笔者有幸作为该组织的发起人和核心成员之一，为了说明其来龙去脉，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个人进入母校后参加革命的情况。
我是在１９４１年秋被录取到当时已迁移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学习的。那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除残酷屠杀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强化了对国统区革命力量的镇压，使包括中大在内的许多革命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分共产党员被迫撤退。后来从党史材料中获悉，当时我党南方局研究决定，为了在国统区继续开展工作，可以仿照解放战争中打游击战的经验，即在某地区或单位只要有个别党员，即可团结周围的进步分子形成一个据点开展工作。这样，在南方局青年组的运作下，于１９４２年夏在我校成立“中央大学据点”。据该历史材料的记载，我班同学魏泽颖同志为“据点”的核心成员，我为基本成员之一(注二)。至１９４４年前后，组织上决定，在“中大据点”的基础上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当时老魏向我提出，毕业后最好设法留校工作，以便在当时政治上相对较弱的教师中开展工作。据此我在１９４５年秋本科毕业后报考并获录取为农艺系研究生，后因教学工作需要并兼任助教。老魏离校前介绍我同工学院电机系当年毕业留校的郑还同志相识，协同开展工作。
在１９４５年冬至１９４６年春这段时间中，我们结合当时形势开展了一些革命活动，如在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后发动教师写抗议书和慰问信，发动教职员工参加在重庆“一·二五”反内战争民主大游行，《双十协定》签署后，为“三人小组”物色介绍我方的中英翻译员等，通过后面这项活动结识了当时秘密在校主持该项工作的黄可同志。
１９４６年夏秋间回到南京，郑还同志已于１９４６年春赴解放区，一时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除从事教学工作和业务进修外，兼任了由中大进步教授涂长望主持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干事工作。那时，在南京以中大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１９４７年夏，“五二〇运动”后不久，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学委副书记的黄可同志找到我，并说：为了加强中大教师和校外校友的工作，南京市委学委请示市委后决定，在中大校友中建立一个类似学生中“新青社”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以便于与学生方面配合开展民主革命斗争，他并交待“科协”的事就不必管了。经商议，初步设定“校联”核心组由四人组成，除我们两人外，一位是工学院机械系助教何赐文同志(１９４５年经我介绍充当翻译员时已与黄河相识)，另一位是我班同学连登立同志(他学生时期思想进步，其父系孙科手下大员，毕业后在中山陵园管理处工作)，这些设想经上级同意并确定黄可同志为核心组组长。
核心组最初几次碰头会都是在连登立父亲在山西路的公馆里开的，很安全，主要是讨论组织建设问题，规定吸收新会员须经一会员介绍和核心组讨论通过，学生中的新青社员毕业后留校或留在南京便于联系的单位工作，可直接转为“校联”成员。在公馆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就连登立背着组织利用他父亲的关系活动赴美留学一事进行了适当的批评帮助。从此核心组减至三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下旬，“校联”成员十余人在另一较为隐蔽的场所举行了一次仅有的全体会议，正式宣布“校联”的成立。会上谈论了形势和任务，还唱了革命歌曲，情绪热烈。以后的活动大多是按成员所在的学院分布分组进行，有些不便编组的同志由核心组确定专人单线联系。在那段时间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是“校联”活动的主要内容，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新民主主义论》每小组都得到两三本，有时还有一些新华社电讯。这是经组织安排由职工张世樑、周鹗等几位同志，在四牌楼水电组的一间小屋里深夜刻印和收录新华社从邯郸的广播，所作出的默默奉献。
至１９４８年春，“校联”成员已发展到二十多人，我和何赐文同志已相继入党，上级决定撒销“校联”核心组，校内校外工作分开，我负责校内教职员工作，何赐文负责社会青年工作，“校联”组织也由二人分头领导，对上单独与黄可联系。
在上级领导下，校内“校联”的活动，它的组织建设，乃至党的建设工作，基本上是围绕当年下半年开展的护校运动进行的。当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国民党当局眼看败局已定，便加紧策划各部门和单位逃离南京。中大校方也制作了大批木箱发至各系和单位，催迫将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装箱，准备搬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发动全体党员和“校联”成员，加强群众工作，宣传搬迁对学校的不利，拒绝装箱，并安排一些同志个别拜访知名教授以影响拥有学校相当权力的教授会的意向，同时通过先院系后全校的办法建立起“中大助教联合会”，发表以反对迁校为主要内容的严正声明，从而进一步团结和推动广大青年教师和职工拒绝装箱工作。到这年冬，迁校之说基本上已偃旗息鼓。
至这一年十月下旬，中大教职员中，党员已增加到１０名左右。黄可同志前来碰头时，首先表达了上级对我们前阶段工作的肯定，接着传达了二点组织决定：一是正式成立中大教师党支部，黎洪模、宋览海、林醒山三人为支委，黎任书记；二是南京其他几所高校包括金大、药专、东方语专、国民党政治学校的教师党组织或个别党员亦由我负责联系。他还谈到在市党委下成立了管辖高校学生系统、高校教师系统、中小教系统以及新闻出版社部门的文委会等事。
１９４９年元月上旬，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当局为了负隅顽抗，通知各部门和单位成立“应变委员会”。教师党支部根据上级关于利用“应变会”为我所用的指示，发动党员，“校联”成员以及进步教授积极参加校、院两级“应变会”的工作，这可以说是护校运动的第二阶段，其主要活动是争拔应变经费，购置生活物资，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到了三四月份，着手准备各单位的基本情况材料，以供解放后接管工作参考，南京解放前夕，通过“应变会”组织青年教职工和学生日夜巡逻，维护治安，防止破坏。
此外，在一二月间，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确定宋览海、朱克贵两同志加强南京科研部门的工作，他们会同所在单位的“校联”成员和进步人士如陈伯敏、许杰等同志，积极开展护所和准备基本材料等工作。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人民争放军胜利渡江。中央大学和南京其他几所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以及中央研究院绝大多数研究所大多数科学家们都留下来了。大家以万分喜悦的心情迎接南京的解放。４月２７日，我有幸会同黄可和何赐文同志参加了南京军管会召开的有第二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以及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时任南京军管会组织部长的陈修良出场并讲了话的盛大会师大会。会后中大教师党支部和“校联”的成员(当时党支部共有党员２０人，“校联”成员约６０人)都积极参加了接管会工作，黎洪模、郑玉林等四五位同志被调到南京军管会文教委会工作，以后也参加接管小组被派出进行接管工作。
１９４９年７月，南京市开始筹建新民主义青年团，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原南京地下市委文委书记王明远同志召集全体“校联”成员开会，他在讲话中对“校联”的活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些工作为南京的解放，特别是为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及其他不少单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回到人民的手中作出了贡献。并对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忘我的工作表示感谢，在会上他宣布“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全体成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他并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前进，为新中国的建设作了更多的贡献。
(注一)：见中组部干审字(１９８９)１７３号文件。
(注二)：１９８５年南京党史办公室告知，他们为编写一份关于我国解放前学生运动史实而到中央档案馆查找资料时，在王若飞１９４５年乘机带回延安(途中失事)的材料中，找到文中引用的有关建立“中大据点”的记实。这一消息并经我当时所在单位安徽农学院党组织调查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