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来，因军阀争据政府要津，连年战乱不绝。同时列强侵占权益，日趋加剧，尤以日本窥视我东北领土，积极推进。内忧外患，激发了青年们读书兴邦的情操。我于１９２７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后来的扬州中学)结束高中二年级学业，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招收预科学生，即设法前往应考，幸经录取，返乡报知家人，至为欢跃。是年秋勉筹费用，晋京入校，开始我关键一生的大学生活。
第四中山大学源远流长，肇始于三江师范学堂，光绪廾九年(１９０３)由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位于鸡鸣山下，依六朝时代国学故址设校。１９０５年总督易人，改校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由李瑞清任监督。李号梅庵，热心办学，倡导和培育了俭朴、勤奋、诚笃的学风。后来在校园西北隅建有梅庵，即系纪念其功绩。内有六朝松，历时千余年，今仍健在。１９１５年随民国推行新制，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江谦任校长，留美哥伦比亚大学郭秉文为教务主任，逾四年郭继任校长。１９２１年扩建为东南大学，综合文理与农工商教育等学科，健实发展，声誉卓著，蔚为东南最高学符。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九所江苏境内高校合并组成第四中山大学(依革命军进展顺序，在广州、武汉、杭州、南京先后设立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中山大学)。由张乃燕任校长，统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哲、教育、工、农、商、医九个学院。次年２月政府决定各省大学依据地方命名，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学生群起反对，认为此名局限于江苏省，易为江苏学阀争夺把持，引起风潮，学生将校牌抬到附近成贤街教育部，拒绝接受。我那时在校亲睹其事，至为兴奋。如此纷扰逾月，嗣经党国元老江苏籍吴稚晖建议，当局决定将校名改为国立中央大学，风潮始息。校长仍由张乃燕担任，设八个学院，将原有的哲学院并入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及社会科学院改称理学院、法学院。
张乃燕系留法化学博士，为人谦和，当时北方政局混乱，知名学者云集南京，经虚心广为延揽，到校授课，形成全国最优越的大学教师阵容。我住校研读四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１)，专业经济，系主任叶元龙，他讲课深入浅出，轻松动人，尤具行政管理长才，在对日抗战期间，转任重庆大学校长。系内有教授马寅初，教货币银行保险等学科，兼任中国银行顾问。他秉性刚正，对国府财政主管宋子文、孔祥熙徇私贪财，攻击不遗余力，传一度遭当局软禁于南京附近的汤山。平日生活有序，不论寒暑，均以冷水取浴，经常显得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另有教授何浩若，系叶元龙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同窗，得经济专业博士学位后，续在美西部炮兵学校攻读，二十年代返国，首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跟随革命军转进南京，经叶元龙延请授经济学原理及经济思想史，他为人爽直，快人快语，讲课颇生动，听之颇饶兴味。此外政治系亦颇多名教授，如王世杰授比较宪法，后来任国府外交部长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鲠生、张奚若、钱端升等授国际公法、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等学科，均富盛名，后来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并积极参政，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创始骨干。另法律系谢冠生授法理学，不带讲稿，循循善诱，感人至深，后来到台湾任国府司法院长。以上属法学院，其他学院亦名师辈出，如数学系的胡刚复、物理系的吴有训、化学系的曾昭伦、电机系的顾毓琇、土木系的陆志鸿、中文系的黄季刚、哲学系的宗白华、历史系的缪凤林、地理系的张其昀、西洋文学系的张歆海、教育行政系的程其保、社会学系的孙本文、艺术系的徐悲鸿……均属一时之选。提起徐悲鸿，不仅画艺超群，并曾宠爱一天才学生孙多慈，后来对日抗战发生，他们相偕到桂林，徐登报宣布与原配蒋碧薇离异，意欲娶孙，奈孙家父母坚不予同意，致好事未成。后孙到台湾，任教师范大学，徐由重庆转北京，主持艺术学院。还有名诗人徐志摩亦曾于１９２９—３０年在中央大学授西洋文学。他有一得意门生陈梦家，系我同班学友，与另一同学方玮德协同徐先生办新月诗刊，展示新诗篇幅。张乃燕于１９２９年卸任校长，政府派桂崇基接任，因其党性过浓，学生群起反对，未能到任。改派段锡朋，同样遭拒绝，曾被殴打离校。后于１９３０年派由留德地质学家朱家骅任校长，始稍趋稳定。
在１９２７—３１年期间，适值国府建立伊始，高层人士争权倾轧，时有所闻。先是宁汉分立，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庭抗礼，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吴稚晖等拥蒋，改组派的陈公博周佛海等崇汪。另元老胡汉民又与蒋介石不睦，纷争无己。同时国际方面，日本觊觎我国领土，野心日益显著，除在山东残杀我外交代表蔡公时，阻延革命军北上，并积极侵占东北，终致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皇姑屯车站炸死总督张作霖，囊括土地权益。那时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正策划剿灭共军，对日容忍，不予抵抗。少帅张学良遁迹关内，亦无斗志。学生闻之，悲愤异常，中央大学位居京都，时有联合其他城市学生扩展游行抗议运动，一度曾遭政府军警屠杀，并不气馁。另在社会文化方面，当时左翼作家批评政府论著，风行校园，深得学生赞同。我等习经济的除在课堂上听讲古典经济学说外，课外多喜读社会主义书籍，期能加以评比。
总之，我在中央大学的四年，校内外情势变幻多端，一方面幸得名师教导，奠定了此后读书研究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多难，蕴育了潜在的抗争意识，这对于我的一生，具有深切的影响，往事未已，至今犹深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