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年的“抗争”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年的“抗争”？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校里本来就是那种气氛。原来老的知识系统、老的教师碰到一个新的时代，年轻人非常强烈地想要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些老人家做事在年轻人看来很僵化、很迂腐，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你抗争得有人愿意跟你一起，80年代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年代，有点天真，有点理想。
不仅是年轻人有点理想，很多老教师也有点理想主义。大家在不同的时期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现在大家一起商业化了，想要抗争估计很难了。
记者：能不能就老教师的理想主义举一个例子？
我经常说的一个例子，刚入学的时候，我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见到了钱钟韩先生（时任南京工学院院长）。钱先生鼓励我们对老师提不同意见，你可以看到，一个校长用这样一种精神在鼓舞他的学生跟老师们抗争，这个是不同寻常的。
记者：可不可以说，在您进校之初，钱先生对您影响最大？
是的，他基本上是那时候我的一个楷模。
记者：现在呢？
我现在仍然觉得那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抗争的力量就是说学生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学习，而是一种自主的、甚至带着一种自强自觉的学习。这种抗争不是简单的，而是说学生是有可能比老师学得更好。
记者：换句话说，师未必贤与弟子？
对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老师们很可爱。一些爱好理论的老师碰到我经常会问：“最近在读什么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老师问学生读书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可能读的书比他们多。
记者：有可能反哺，是吗？
对的，完了之后，他们想知道我在读什么，然后他们也去读。
记者：还有没有其他可爱的老师？
我大三的时候，做了一个《仙岳宾馆》，做完之后，王文卿老师喜欢得不得了。他就一直努力想找个甲方把我的作品盖起来。为了这个事情，他好几年一直在到处找甲方，希望把这个项目实现了。
记者：后来找到甲方了吗？
后来没有真正实现，但是我毕业设计还是他带的。后来我们计划在黄山设计一个宾馆，他就让我做主创。做完这个设计以后，他也一直在努力，希望业主把这个项目造起来。
记者：王老师对您非常认可。
对的，老师帮助学生实现作品，这是很罕见的。
记者：其实就是帮您实现理想。
对，我说直率一点，不像有的老师，学生做完之后，把学生作业拿过来，挂自己的名字去实现。而他想让自己学生的作品实现，所以我说他可爱。
记者：您觉得齐康老师可爱吗？
齐老师很像孩子，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当时我们偶尔也有讨论，他对最新的动向特别关注。我有一段时间在读现象学方面的书，他立刻让我把这些书拿给他看。那是1985年、1986年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内读这类书是很早的。
齐老师其实对我是蛮放（任）的，包括我写那样的论文，如果没有他的宽放，我也不可能去写。其实我写好了之后，连稿子都没给他看，就把它印出来了。
记者：齐康老师对您硕士的毕业设计是怎么评价的？
当时他没有评价，没有说怎么样。但是他没有反对，虽然那篇文章写得很激烈。我不知道评委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最后是全票通过。我知道，关于那篇文章有剧烈的争吵，说明大家必须要通过争吵来定夺。
记者：您本科毕业的时候为什么选了齐康老师？
因为他是属于创作做的比较多的建筑师，我觉得对于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一定是做建筑，因为建筑是一个实干实用的学科。我记得齐老师见我第一面就说：“我知道你，你是一匹野马！”
让青年学生早日步入自由状态
记者：从学生到老师到院长，您经历了抗争———沉默———实践三个过程，您是否认为现在您在学术上已经达到了自由的状态？
在创作上我觉得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学术和创造是两条平行线，不能够简单地裹在一起。
记者：那学术上呢？
学术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坚持一种持续的思考。其实不是说你想学术就学术，在我看来，现在很多大学教授都不是在搞真正的学术。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学术需要自己的思想、基本的立场和观点，要有自己比较清晰的思想线索。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就谈不上学术，那只能叫学究。
记者：您一直说自由的状态很重要，现在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引导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早日步入自由状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我之所以很怀念80年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大解放。我经常干的事情，是组织年轻学子和老先生们做集体辩论。那个时候，老先生们愿意跟我们做集体辩论。今天还会有老先生愿意跟年轻人做集体辩论吗？
记者：恐怕很难。
恐怕是很难的，我觉得至少能够恢复到那个状态，那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学院来说是这样，对学生也是这样。那时候有清新的空气，至少我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把学术和人事一定要分开。当时我们就提出来要把学术和人事分开，我希望我们不要步前几辈的后尘。
记者：当时你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老师讨论？
就是大家各亮观点，很激烈的。我经历过好几次。
记者：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记得86年在重庆，那是很激烈的一次。那是在全国建筑学专业研究生第一次大会上，我们对面坐的是全体《建筑师》杂志的老编委。
记者：就什么问题讨论？
具体的问题，我说一句你就知道了。在那次辩论中，我站起来提出了中国建筑的“三无”———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
提出来之后，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虽然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否定性说法，但是辩论会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喝到酩酊大醉，还是很可爱的。
记者：讨论出结果了吗？
不需要明确的结果，重在讨论本身。
关于南京以及四牌楼校区的建筑特色
记者：您曾经讨论过北京、上海、苏州、杭州、香港等地的建筑特色，能不能请您讨论一下南京以及四牌楼校区的建筑特色？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带有历史感的、真实性的城市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我特别喜欢我们四牌楼老校区，因为那是一个二、三十年代的校区一直保持到今天。人是不能没有历史的，没有历史就是生活在真空里了。
我很难过看到南京市区发生的这种所谓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完全可以在城外另辟新城，没有必要在老城区做这样的改造，但是中国很多城市都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现在想回头很难，所以我们非常悲痛。
记者：您最喜欢四牌楼哪个建筑？
四牌楼很多建筑我都很喜欢，中大院肯定是最喜欢。大礼堂、老图书馆我都非常喜欢，每一栋我都很喜欢。
培养建筑师从娃娃抓起
记者：现在有一个说法，学建筑应该从娃娃抓起，很多人主张从小培养建筑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中国来说，现在尤其需要从小培养建筑师。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有特别巨量的建设，导致建筑活动以及城市规划活动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变化时期，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偶尔会出现，正好被我们碰上了。在这种时候，建筑不只是建筑，建筑里面带着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等。对建筑这种东西的意识的培养，包括我们现在呼吁的传统建筑的保护特别重要。
我记得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乡镇干部站在一片废墟上，他很无辜地说：“我真没看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来，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拆了它你们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意识里，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像磁带被洗掉一样，他整个脑子是被洗过的，他完全没有感情，你就知道这种意识和感情的培养确实需要从童年开始。
我小时候曾经长期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对四合院有很深的一份感情。当我今天看到我们家四合院被敲出两个大洞，就要被拆掉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记者：您的传统文化理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就像我们从齐老师的画中可以看出，那么重要的建筑其实并不张扬。大礼堂跟周围环境融合得很好，不像现在很多张牙舞爪的建筑，那些建筑趣味败坏。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今天比过去好，明天比今天好。大礼堂所代表的那个年代的趣味就比现在的趣味好，今天不是处在文化的高位线上，而是处在低谷中。
我的传统文化理念是在东南大学形成的。建筑业界一向认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是中国最保守的建筑学院，保守有时候有保守的好处，它确实有一种很凝重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看你有没有能量消化得起它。尽管在那个年代，我在东南的时候大家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主要不在中国的东西上。我在大学时代算是异类，很少有学生在那个年代对中国自己的东西感兴趣，都是狂热的追求西洋的东西。我觉得东大的气氛给了我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时候教我美术的金允铨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很少有学生每个礼拜去老师家，我从本科时代起就每周去金老师家一次，到他家吃点东西。那时候我们伙食费很低，到他家蹭顿饭，然后喝顿酒。他会拿出张旭、怀素、王铎这些名家的字，和我一起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