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部长之怒”揭科技腐败链(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吕乃基参与科学网讨论)

2013-10-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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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4 广州日报(第A8版)


  中国科研创新投入居世界第三

  科研经费“潜规则”成腐败新重灾区

  科协调查仅四成用于项目本身

  教授心声:工资低没项目没法“体面”

  “我感到很愤怒,也很痛心,更加感到十分的错愕、愤怒。”

  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痛心科技腐败”,新华网发文“从39份审计报告看科研腐败”直指科研腐败,科研经费被借“发财”,大到出国旅游、购置汽车,小到充电话费、交通卡等形式流失科研项目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以下简称,R&D经费)投入达10298.4亿元,跃居世界第三,科研人员经费人均支出31.7万元。但早在2004年,中国科协公开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众多高校、研究机构中,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有40%,其余60%资金去向不明。

  然而,在一些科研人员看来,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大多科研人员工资低,没有项目“报销”无法体面生活,面临人格尊严与现实生活的纠结,是腐败的基础原因。

  文/本报记者 王丹阳

  万钢爆家丑

  过万亿科研费面临潜规则

  10月20日,中国科学网举办了一场网络大讨论。研讨的主题是:钱,该怎么花?这是国内最权威的科学综合类网站,对于“钱”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研讨。相比大众网站,科学网的网友抑或嘉宾,基本都是学术圈里的人。

  事件起源是9天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对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提问,主动“自爆家丑”:一位知名的环境领域专家和一个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

  这位非党员的部长,用了“两次痛心”表达了对科研腐败之怒与经费管理不透明,并认为记者对科研腐败的提问太过客气。随后,新华网根据这个问答,推出了“部长之怒”报道,通过整理39份公开审计,用多达过亿元的案例,痛斥“吃喝拉撒睡,都能挤占科研经费”。

  例如,2013年山东省审计报告显示,山东省教育厅所属的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为9.43亿元,但资金流向未细化,仅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2011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在科研经费中列入工资福利费532万余元;交通运输部在2010-2012年,从15.56亿元的科研经费中列出人员工资与补贴收入1.86亿元。

  中国一年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根据本报查阅,国家统计局9月底出炉的报告显示,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投入高达10298.4亿元,成为世界第三,位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领先位置。中国人均科研人员经费支出也达到31.7万元,比2011年增长了1万多元;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5600.1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5%。

  而去年正是中国科研经费投入在历史上首个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年份。按照目前增长,中国这个“科研投入大国”都将面临过万亿元科研经费如何不被“潜规则”挪用的问题。

  典型案例

  谁是下一个“段振豪”

  实际上,早在万钢愤怒、新华社痛心前,国内部分科研人员腐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1年,当年中科院候选院士、此前通过“捐精门”轰动全国的原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段振豪,就被该院监察审计部门,以在科研项目立项申请与执行全过程负责的职务便利,贪污过百万元移送司法机关。

  根据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从2002年至2011年的9年间,段振豪与其负责报销的行政秘书车春兰以报销科研项目经费为由,使用虚假的票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骗取科研经费共计人民币124万余元。此外,段振豪单独贪污5.85万元。2012年年底,北京高院二审时,最终判处段振豪13年有期徒刑。

  项目立项

  “官商学霸”控制的人情圈?

  近年来,公开审理、曝光的科研经费贪污案件中,也以“官”、“研”、“商”三者勾结,将科研经费中饱私囊最为典型。

  2011年,云南省财政厅农业处原副调研员陈锐平,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教授许继宏,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原局长周华清,因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国家项目资金648万元,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6年、10年。

  该案中,官员陈锐平、教授许继宏等先以多人名义共同入股成立了一家能源公司,随后以企业发展产业项目为名,向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林业厅申报“中央科技推广项目”等多项科研资金共计300万元。此外,他们还先后多次将相关单位的项目资金,通过异地转移、骗取等手段进行贪污。

  客观来看,“官”、“商”在科研腐败中的加入,与科研经费的构成息息相关,具有先天性。

  以2012年R&D经费为例,政府资金经费2221.4亿元,占全社会比重为21.6%,各类企业经费投入7842.2亿元,占全社会比重达76.2%。正是“官”、“商”大量进入,使得原本在象牙塔里的科技人员不得不去跑关系、拉项目。

  参与科学网讨论的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吕乃基认为,拷问科研经费怎么花,首先是钱该怎么合理派发。

  “大权在握、拥有资源的"有关部门"近来握有的资金越来越多。而设立各种称谓、奖项和名目繁多的基地,制定相互套叠、环环相扣的游戏规则,是其实行控制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有关部门有权任意调整,并拥有最终解释权。”

  吕乃基认为,当前的游戏制度不改,科技人员只能在一条险路上求生存。“在制度的安排下,越来越多的人竞相或不得不挤上"华山一条路":把获取资金和学术"制高点"奉为最高目标。”在科学网研讨中,一些年轻学者认为,正是“学霸们”控制了科研经费的派发,想要项目就要拜门头,甘“为奴为仆”出苦力,才能“向上跑”,而“跑”的费用最终还要在科研经费中找回来。

  在2009年出版的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中,并没有延续首次报告中有关资金使用的敏感问题。但在对申报过财政支持科研项目的科技工作者中,有41.8%认为财政项目申报过程中存在“拉关系、走后门严重”,38.4%认为存在“审批程序不透明”。

  美国科研

  经费贪污少滥用多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苏州大学财经学院教授董洁林,对中国科研为何产生科研腐败的所感更为复杂。

  一天,曾在报刊上发表中美学术研究不同的董洁林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在电话里,陌生女人说,她丈夫是一位从美国回到中国高校工作的海归,几年时间,从一个谨小慎微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满嘴谎言、贪污科研经费的“坏人”。但她屡劝不住,担心害怕,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继续担心,要么举报丈夫,要么离婚。

  那个陌生女人说:“我在美国待了几十年了,价值观已经固化,况且我们从来不缺钱。你不知道受良知折磨、加上担惊受怕是什么滋味,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以一个正直、高尚的父亲为荣。”她和丈夫之间没有二奶或小三,她想举报丈夫,但怕丈夫回不了美国,更怕丈夫要进监狱。

  作为美籍华人,在美国读书、开展学术研究,又在中国任教的董洁林,对科研经费使用很有切身体会。

  事实上,相比美国,中国的科研经费申请、使用的相关规定更为严苛、详尽,报销过程也更为繁琐。但相比中国科研项目立项过程中“有黑幕”、贪污多,在美国,人们谈论的主要问题一是研究人员所处的单位对科研经费提取的管理费用太高,二是科研会议费用太多,且大多在风景优美之地,科研人员有用纳税人的钱旅游之嫌,但贪污却很少。

  例如,2011年,有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做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一些科研项目看上去很可笑,没有科学价值;2.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职业操守有问题,例如上班时间看黄色录像,利用参与会议旅游,个别人接受被资助人的礼物等;3.基金管理不够严格,很少审计科研人员的资金使用情况。

  而比较中美科研经费政策,一个显著差别是美国科研经费的相当比重用来为科研人员发工资和福利,而中国的科研经费是不能或很少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奖金与福利的。

  而董洁林认为,正是工资低造成从科研经费报销一些非科研发票这种“潜规则”盛行的经济基础。而对于参与科研的企业,科研经费只能买设备而没有相应的人员工资配套,于是很多参与科研的企业也只好普遍违规。

  教授心声

  工资太低无法有尊严活着

  在更多学术界人士看来,科研腐败的根本问题是绝大部分的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低,不得不靠科研“报销”生活,不得不“跑”才能生存。经济学家梅育新最近正因科研腐败火了一把。他在一周前,发表了《反对科技部长与新华社联手扼杀中国科研》的文章,被不少大学教授认为敢于说出了科研腐败的真问题。

  梅育新在文章写到,他不否认有些科研经费使用中存在问题,骗取、滥用科研经费投向不正当用途。但根本问题是, “我国的现实是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中研究人员正项薪水很低,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与他们为形成自己劳动能力所作的投入不相称。须知目前的北京面向普通人家的一个月嫂都敢要价月薪八千,一个普通保姆可以坦然要价月薪四千,就这样还供不应求;而博士毕业十年的正教授、研究员正项月薪几何?”

  梅育新认为,恰是基本工资收入低,使得像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这样的重量级科研单位,在比国外同行收入少4~5倍的情况下,不得不在科研经费中列入工资福利费532万余元,而被审计部门视为“违规”。更严重的就是,严苛、复杂的报销制度,让更多科研人员无法专心工作,不得不“钻研”如何报销。

  广东一名青年学者说,早在10年前,学校就已经默许从各类经费中“报销”。为了能顺利报销,他的生活就是处处开发票,甚至向别人要票。生存尊严或是生活现实成了摆在更多学者眼前的一道门槛。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举例,目前,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基本工资甚少,课题费、基金、奖励、津贴等名目繁多的收入所占的份额与时俱进,成为一部分人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单靠过千的基本工资收入,特别是对没有任何头衔的副职称和讲师以下者,在大城市生活,不要说体面二字,如果是孩奴、房奴,可能连马斯洛的最低生存需求都保障不了。”聂辉华说。

  2004年,中国科协公开出版的首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虽然,该报告对其余资金去向未做明确说明,但被广泛解读为科研资金的流失与挪用,也就是俗称的贪污。

  台湾

  数百教授陷入假发票案

  去年11月底,台湾彰化地检署以贪污治罪条例第五、第六两条起诉了彰师大两位教授。

  根据起诉书,这两位教授分别以耗材、维修之发票,购买了价值30余万元(新台币,下同)的仪器与3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买A物报B物”。

  随后,因开假发票陋习,台湾多个大学教授被起诉。

  直至今年1月,台北市调查处查出,涉案的公私立大学教授共350人,其中以台湾大学涉案教授人数140人居冠,且连前台湾“研考会主委”叶俊荣、台大法律系教授林明锵等知名学者,都曾在调查名单之列。

  办案人员粗估,台湾涉案教授人数高达7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