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凌晨，孙忠良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
作为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的专家和教育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忠良这个名字在微波领域如雷贯耳。
孙忠良院士曾获“献身国防科学事业荣誉证章”、“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原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原总装备部某专家组专家。人们都知道孙院士做的是大事，但是由于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人们眼中的孙院士一直精力充沛、和蔼可亲。他永远元气满满，永远不知疲倦。他朴实无华，看起来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傅”；他大公无私，总是把年轻教师的成长记挂在心上；他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
只有孙院士身边的人才知道，这位超然脱俗的老院士已经被癌症折磨了很多年。多年前，孙院士顽强地战胜了胃癌病魔。去年，他又罹患肺癌……
孙忠良院士1936年8月生于上海，1955年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自此，他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离开过四牌楼2号。
1960年，本科毕业的孙忠良留校任教，1978年晋升为讲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毫米波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孙忠良院士解决了毫米波领域中的一系列难题，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应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曾完成毫米波体效应振荡器系列等重大研究项目，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重大成果；他提出的体效应谐波模式振荡器的工作原理，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接受和推广。
1991年至2003年，孙忠良院士担任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东南大学电磁场与微波学科负责人。作为实验室的“大家长”，孙忠良院士时时刻刻为实验室的发展而操劳。
高瞻远瞩，为建立东南大学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立下汗马功劳
东南大学老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悲痛地说：“我和孙院士是校友，也是同学。我多年来一直看着他默默地、克己地奋斗，敬佩至极！ 冬天得知他生病，还和他通了一次电话，没想到是最后的告别。哀哉！”
在东南大学毫米波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崔铁军看来，孙忠良院士为整个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崔铁军说：“没有孙院士等前辈的高瞻远瞩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东南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1980年，一个德国天文代表团到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当外国友人看到毫米波射电望远镜时，惊讶地询问其中的毫米波本振来自哪个国家。
当德国朋友得知毫米波本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制造”时，代表团成员纷纷觉得特别意外。实际上，那个毫米波本振就是出自孙院士之手。由于在开发毫米波频谱上的突出贡献，孙忠良院士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东南大学申报建设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参观了其他老师的实验室之后，评审组没有发现需要的亮点，准备“打道回府”。
在时任校长韦钰院士的挽留下，评审组一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位于中心楼里的孙忠良院士实验室。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专家组发现了一件宝贝——为“七五国防重大预研项目”研制的集成前端。
评审组眼前一亮，当即表示将考虑在东南大学建设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经专家组会议评审通过后，1991年年底，东南大学正式启动建设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东南大学建设的第一个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国家投入的5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美元外汇建设资金。
2005年，学校动员教授们申报国家“973项目”，孙忠良院士以70岁的高龄牵头申报国防“973项目”。孙院士不辞劳苦，和项目组成员一起奋斗。结果项目的申报非常顺利，2007年项目申报成功。这个项目的研发成果非常丰富，研制出当时国际领先水平的900GHz亚毫米波收发前端。这是孙忠良院士继在八毫米和三毫米波段的开创性工作后，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眼高手高”，能很快让废旧电路变废为宝
弟子们说：“每次去找孙院士，他不是在搭电路就是在测电路。”2011年，看到安检领域普遍使用价格昂贵的美国L3成像仪，孙忠良院士非常着急，他计划研制价格低廉而性能相当的毫米波成像系统。孙忠良院士亲自画系统框图、做电路、搭建系统。
孙院士的一位学生曾说：“我们对孙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常看到孙老师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我们调不好的、快要报废的电路调好了。”“非常神奇的是，孙老师亲手做的毫米波电路能工作，而换作他人做就是不行！
实际上，这神奇之处就在于孙院士对各种电路的工作机理、数理模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因为孙院士对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和大信号模型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才会对电路中出现的现象了然于胸，在电路调试中显出神奇的“超能量”！
2012年，76岁高龄的孙忠良院士成功地研制出价格低廉的毫米波成像系统原型。通过这个项目，团队的系统设计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忠良院士殚精竭虑，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后的心愿是构建价格更低廉、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为此，他在住院期间还多次跟同事讨论此事，约定出院后一起完成这个系统。没想到，这件事变成了永远的遗憾……
孙忠良院士一直特别勤奋，他每年只有年三十和初一不去实验室，经常在实验室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白天黑夜连轴转。
孙忠良院士住在丹凤街，他家离学校只有五六百米。如此近的距离，他也做不到每天回家。有一次，为了赶一个项目，他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吃住都在实验室。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窦文斌教授说：“当时正值盛夏，孙院士身上汗味特别大，他在心无旁骛地工作，完全没有觉察到。”
八十年代后期，在时任校长韦钰院士的支持下，孙忠良院士曾承担国防科工委的一个高难度项目。在项目进行到后期联调的时候，碰到诸多困难。他们要在指定的恶劣环境条件下让电气指标全部达标，一连调了好多天，都没有完成任务。
孙忠良院士要求大家连续作战，必须取得成功。窦文斌等老师和孙院士一起鏖战，但是只有孙忠良院士时刻保持清醒状态。有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在大家纷纷困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孙院士大叫一声：“调好了！” 窦文斌说：“孙老师做完项目回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说明他不是不累，是强打着精神！”
孙忠良院士的博士生杨非副研究员回忆，孙院士习惯手写论文，然后再请他誊抄。孙院士每次交到杨非手上的纸质稿都整整洁洁、字迹清秀，丝毫没有涂改的痕迹。
杨非一直为老师的草稿一点也不“草”而纳闷。有一天，他发现在孙院士交给自己的稿子之外，还有一份真正的草稿。
杨非说：“我那天才知道，孙院士每次交给我的稿子都不是真正的草稿，他已经誊抄过一遍。”杨非建议孙院士以后直接给自己草稿，这样节省时间。
孙忠良院士说：“我重新抄一遍，也是在顺便检查，保证不出错，也方便你誊抄。”孙院士每次都叮嘱杨非帮忙看看有没有错别字。但是，杨非从来没有发现过孙院士的错误。
能屈能伸，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
作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孙忠良院士的专业水平闻名遐迩。然而，在上世纪中后页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孙忠良院士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失意、灰色的回忆。但是，孙忠良院士每每跟年轻人谈起那段日子，总是显得极其乐观和从容。
钱澄教授说：“孙老师常常眉飞色舞地向我们介绍，他能一口气挑一百多斤的担子；还研究出一套独特的配食方法，把牛养得很壮实……”
有一段时间，孙院士被从农场调回学校。几个月后，当他返回农场时，农场的牛争先恐后挤到牛栏边缘，用鼻子拱他，可见孙院士平时在牛身上投入了多少辛劳和情感。
弟子们说，孙院士无论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琢磨得很透。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他永远保持着十分乐观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孙院士总是微笑面对，举重若轻。
关心后辈，从学习科研到工作生活都记挂在心上
孙忠良院士的学生不算太多，他非常追求质量，总是毕业一位博士再新招一位。但是，他对每个学生和身边的青年教师都倾注了极大的爱心和热情。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志宁一直记得和孙院士初次见面时对他的叮嘱：“第一，我们做工程的，研究理论是为了解决工程问题。第二，不要把发表论文看得太重了，要发展技术。”
实验室技师朱成钰师傅从1986年开始和孙院士一起工作，深深钦佩孙院士的人格魅力。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人事处的一位老师好奇地问朱成钰：“老朱啊，你和孙院士什么关系呀？这么热的天，孙院士为了你评技师的事，来我们处里两趟了……”朱成钰说：“我之前并不知道孙院士为我的事这么费心，听说了以后特别感动！”
杨非博士毕业留校，一时无法解决住处，孙院士获悉后，自己想办法帮杨非在学校附近借到宿舍，让其安心工作。几年后，又安排杨非出国访学，还早早地询问他钱够不够用，帮他申请经费，叮嘱不光要开拓眼界，还要学真本领，按期回国。
杨非清楚地记得初次见到孙院士时的情景：微波楼的小院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落下来，两位中老年“师傅”坐在树下聊天喝茶。年轻一点的师傅问：“你找谁？”杨非回答：“孙院士。”问话人指着身边的另一位“师傅”说：“诺，这位就是！”杨非大吃一惊，原来大名鼎鼎的孙忠良院士如此朴实！
如今，那位做大事的“老师傅”走了，带着他对母校的深情、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唐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