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13 解放日报
 
    刘遵义教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双赢”，但在剖析何谓双赢、如何双赢之前，我却首先要讲一讲何谓“双输”。为什么？因为非常遗憾却又非常现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很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些“双输”的局面。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博弈论中常常拿来举例的“囚徒困境”。

　　有两个囚徒，A和B，都想逃跑，且具备逃跑的能力和条件，但面临两种不同的行动选择。一种是在知道对方想逃跑后，把消息报告给监狱长，可因此获得一个奖励，比如减刑；另外一种就是谁都不通知。就是这两个选择。也就是说，假如A要逃出去，B去通知监狱长的话，A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受到很严重的惩罚，B则会受到奖励，反之亦然。但假如两个都要逃出去，而且两个人又都不通知监狱长的话，那么两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离开监狱。但事实上，往往由于以上两位互相之间难有协调或沟通，因而无法知道对方确切的想法，一旦双方之间没有互信，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此出现：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变卦，最终通常还是做出了最无需冒险的选择———通知监狱长，因为总没有错，至少还能得奖。这个经典的例子揭示的是，日常生活中，由于没有一个协调的机制或者一个互信的基础，大家往往很容易会选择一个双输的策略，而并非一个双赢的策略。

　　在如今这个现代社会中，“双赢”的策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几乎是每一个政治领袖的梦想。因为，“双赢”意味着在其决策及运行中，每一位成员都能从中受益或获得进步，这样的策略显然也是会受到每个人欢迎的。而且，如此一来，社会的和谐程度也会增加。但是，究竟如何去实现双赢？尤其，这中间不能忽视的是，虽然双赢策略对大家都有利，但具体的利益究竟如何分配？等一下我将通过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要实现双赢，究竟该如何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实行双赢策略一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又需要哪些条件？大家一听就会明白。其实，“双赢”的智慧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国际贸易

　　经济学中有一个叫“比较优势”的理论，就是说假如两个国家之间在没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进行贸易，双方都会得到好处，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肯定会有人问，为什么常常还是有那么多人反对自由贸易？甚至在有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还相当严重？

　　原因在于，国际贸易是两头进行的，如果其中一方增加出口，出口所在的行业就会扩张，一扩张，相关行业的就业和利润就会增加。但贸易是有进有出的，出口的时候你可以扩张，但进口的时候呢？与这些进口并行于相同的竞争跑道上的本地行业和业务就会相对地萎缩。所以，在每一个国家开放贸易的时候，一定是有利也有弊。但总的来说利是大于弊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崇尚自由贸易并不断从中获益。这一点也是不断被事实证明的。于是，下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让大家都受益，让每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也就是实现“双赢”呢？

　　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可以把由于出口增加的好处，通过资源或者利益“再分配”，分一点给那些因进口受到影响的行业，以期实现进、出口不同行业之间的相对平衡。主要就是政府可以做一些工作。一个是政府可以向出口商收税，然后拿去补贴那些受进口影响的行业。还有就是可以将进口执照授予那些受进口冲击的本地企业，赋予他们进口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能从进口中赚得利润，从而补贴他们受到冲击的部分。比如在美国，汽车行业就受到很多进口汽车，比如来自日本、韩国的进口汽车的竞争压力，直接使其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小。但与此同时，如果美国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本土汽车企业可参与汽车进口贸易，然后再授予他们一个进口执照，那么这些企业就能用从进口赚来的利润去补贴工人、生产。这样一来，由进口引发的贸易不平衡也就迎刃而解了。

　　国际贸易往往是国家之间产生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上这个例子启示我们，其实只要好好处理，所谓因国际贸易产生的“输家”完全有办法成为新的“赢家”。

　　经济特区

　　大家也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这也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当时其实经济特区的设立，是有意把它们同其他国内经济适当分开。因为经济特区里面主要是外商的直接投资。当时在深圳就有很多海外的厂商去那边投资，而特区跟国内其他地区之间是不能自由流通货物的。从特区要运到国内其他地区的话，还有要缴税等种种限制，从非特区到特区的话也有种种限制。所以基本上是分开的。

　　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内地还处在计划经济阶段而且总体上各种物资都比较紧缺，不想让特区影响计划经济的部分。因为一旦两边能够流通，就会出现特区去国内其他地区买原料，而国内就会缺原料，计划就不一定能完成的情况。而假如特区的东西能够卖到国内，也会有问题，会影响国内市场的销售计划，所以结果两边是完全分开的，分开就不会互相有影响。唯一内地跟特区的关联就是工人是从内地过去的，而且当时中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所以特区用几百万人，对当时拥有四五亿劳动人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讲，不是问题。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架构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之初，与中国其他非特区之间没有什么交叉的互动。这样就保证了计划经济部分不会因特区的存在受到冲击。但这样一来，你再想深一层，就是说特区的设立对中国内地来讲是纯粹的好处，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不但内地不少工人现在到特区找到了工作，而且特区对当时的整个国内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当然，后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但在最初的时候，“经济特区”这样一个制度设计确保了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的部分还可以发展，而特区的建立对其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这个也算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猪肉周期

　　猪肉价格大家都很关心，去年早一点时价格就非常高。受到猪肉生产周期的影响，差不多是一年左右，很多国家猪肉价格波动都很大。一般说来，如果今年猪肉的市场价格高，那么来年农户的养猪积极性便会高涨，大家都愿意养猪。到明年这个时候，市场上的猪肉必然供大于求，价格肯定下跌。价格高时，城市低收入家庭不堪重负，吃不起猪肉；价格低时，农村养猪户的收入又得不到保障。美国人为此还专门开发了一个术语，叫做猪肉周期（Pork cycle）。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是很难靠市场自己去调节的。而且这个问题不光局限在猪肉市场，其他农产品也差不多有同样的问题。当然，天气的因素也是可能造成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这时候，就需要由政府站出来缓和这个矛盾了。具体该怎么做？其实早在汉代，我们的先人就用古老的智慧解决了这道难题。“常平仓”是当时的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与此类似，到了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不如这样来化解猪肉周期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可以和农户签订协议，允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收购农户不少于500斤猪肉，到那个时候，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协议规定价格，农户可以选择自由交易，不卖给政府，或者只卖一两百斤给政府；反之，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协议规定的价格，农户则有权在自愿的前提下把500斤全部卖给政府，以保障自己的收入。而政府则可以把收购的猪肉储存起来，待到价格过高时投入市场，平抑物价。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农户的利益，又确保了稳定的市场供应，为尽可能保持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双赢。

　　棉花期货

　　棉花的期货市场，也是一个创造双赢的制度框架。比如说，我想在新疆种棉花，但由于我不知道等到收成时，也就是未来一年，价格是高是低，收入是不是足以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假如没有期货市场，也没有一个政府保护价，那么我可能就不敢种。但只要有了期货市场，那好，我可以把自己生产的棉花变成期货卖掉，到时直接交货就是，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因为我知道无论到时价格如何，我都最少能卖500斤，至少过得去。另外，假如我在上海，想要开纱厂。那么我就要买机器，要盖厂房、接订单、请工人，而棉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料，没有棉花，纱厂就不能运作，但是假如到时棉花价格太高，我接了订单就会亏本，工厂就会做不下去。所以我需要一种“保证”，就是说到时棉花价格不能太高，太高的话我一定就做不成功了，于是我就会到期货市场买棉花期货，确保原料，这样子的话我才敢去建厂房、买机器。不然的话，生意根本就不敢做。

　　可以看到，有了期货市场，就为原料和生产商双赢创造了条件。于是，种棉花的人就可以安心地去种棉花，开纱厂的人因为知道了原料的价格，也就可以心里比较踏实地投入下一步的生产。期货市场的建立，为双方创造了一个有效的避险机制，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期货市场都是有用的，或者说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为什么？棉花期货市场的稳定跟其出产的周期性有关系，每年种它就有个保证。但你说石油期货市场有没有用呢？我个人觉得作用不大。因为从勘探到生产出来一桶油，起码是十年，所以这个期货市场是不会增加供应的，更何况，对于石油生产而言，能供应的产能往往已经是固定的。所以原油期货市场大部分是投机性的操作。除非我有一个炼油厂却没有上游油源，那我一定要向人家买油来炼，这样我还是应该买远期期货，不然的话就是纯粹的投机了。所以要解释一下，并非所有的期货市场都是好事，有些期货市场对社会并没有太大贡献。

　　住房贷款证券化

　　下面要讲的，是自有自用住房市场。之所以强调“自有自用”，因为现在有不少住房是投资性的，比如有些人有三四套房子，这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对中国来说，自有自用住房的需求非常庞大，所以让“居者有其屋”也应成为政府的一个目标。自有自住有许多的优点。首先，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增强大家的安全感。其次，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更珍惜、爱护并适时维修自己的房子。这无疑对社会和谐稳定也会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当前的挑战在哪儿？主要就是如何使广大的阶层，包括低收入阶层，都有能力拥有自己的住房。具体怎么做？我想，第一，要允许人们以长期贷款的办法来买房，可以让他们用35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来还房贷。每个月的供款低了，买得起房子的人也就多了。第二，要有长期的固定利率，否则一旦利率上升就有很多人供不起房子。固定利率就是现在到35年之后每个月的供款都已经知道了，不会有高低，也不会付不起，只要有工作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假如有了这样一类贷款，就一定会增加需求，有需求，市场自然就会有供应。

　　但问题是，银行现有的长期存款是无法弥补长期贷款的缺口的，那么这部分数额庞大的贷款从哪儿来？办法是，还得把住房贷款证券化。很多朋友肯定马上会问，现在美国已经因为住房贷款证券化的事搞得经济一团乱麻，你还要提搞证券化？但我想，尽管美国在这方面犯了错、吃了亏，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的确，这次金融危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做错了很多事，但基本上，自有自用住房的证券化在一定的规则下还是有用的，长远来看，这也是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最佳途径。因为，假设没有证券化，大部分市场化的商业银行是无法支撑起长期的固定利率贷款的，而且面临相当大的利率风险。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证券化如何创造双赢或者多赢？办法就是银行可以把这些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包裹起来，在证券化之后，卖给人寿保险公司或者养老基金，也可以是将这两者配合起来。因为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的资金都是长期的，大多数劳动者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都会有三四十年的养老金积累，而养老金机构只有在此期间进行投资，才能确保给缴款人以回报。当然，养老金机构的投资可以很多元，但住房贷款绝对是个很好、风险又不大的投资。通常自有自用住房的不良贷款率非常低，而且因为是自有自用，贷款人一般不会停止供款，因为一旦停供，就要另找房子租住。

　　所以，通过住房贷款证券化，中低收入群体能买得起房，银行也没有太大风险，养老基金也有了好的资产。这是个双赢甚至多赢的策略。当然，还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才能成功地使整个自有自用住房市场得以健康运作。

　　双赢需要换位思考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能否双赢要考虑到每一个参与者的利益，而不是说，不需要考虑人家，只考虑自己就够了。真正要实现双赢，以下几点可以说是必要条件：第一，需要很多的合作和协调，不然的话双赢不会自然发生。第二，所有有份参与的人都需要有一点规范性，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个协定，对于这个协定，大家可以选择不遵守，但如果不遵守的话，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最后，双赢的实现还需要有一个执法者，或者无论隐性、显性都要有个机制，让大家能够根据协定履行协议，才会达到预期的结果。此外，中国有句老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大家都做到这一点的话，也能对实现双赢有所帮助，甚至还可以替代一部分执法的功能。当然，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行为伦理主要还是一个文化上的传承，未必对所有人都有效，所以，学会换位思考很重要。如果大家都能习惯性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就会更容易找到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双赢策略，捕捉到实现双赢的机会。

　　最后，再通过几个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例子，帮助大家回味一下通过双赢达到和谐的智慧。

　　一个例子是说，现在全社会都很关心大学生就业，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怎样把职业训练和就业机会结合起来呢？其实，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要训练科学家、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的，那毕竟还是少数。美国是这样做的，通常学校去问一些大企业，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随后，学校就根据企业的需求招生、设计课程和相应的学分制度。然后再去找学生来自己这边念书，只要是念得好，保证他有工作，甚至说，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我就把学费还给你。这样一来，学生的利益顾及到了，学校更有目的地展开教学，而雇主也从中受益，愿意进一步配合学校的教学、实习。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持有不少美国债券，最近关于要不要抛，该不该持有，大家讨论很多。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没有卖是正确的。因为在非理性的恐惧面前，一旦你抛掉的话，不仅什么东西都收不回来，卖不出什么好价钱，还可能给美国的债券市场造成波动。据我了解，目前在其他东亚地区，譬如我国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日本银行、新加坡的监管局其实都有不少美国债券，但大家暂时都没有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对大家的共同利益是有帮助的。现在假如有一家先卖，这个市场就乱了，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暂时不动、先看一看是最好的策略。现在可能有个默契，大家都心照不宣，都觉得不卖比较好。这是事实，也是一个双赢、多赢的策略。当然，目前这方面是没有人去执法的，主要还是靠自律。只有大家都有这个认知，才不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选择，走上双输、多输的路。

　　最后，我想讲讲如何借钱给外国人做生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们大多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也带来了技术、先进的市场开发经验和经营管理模式。但如今，由于中国现有资金、外汇储备都非常多，每一次外资进来，无形中就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所以，我在想，以后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贷款给他们呢？也就是说，以后他们不需要带资金过来，只要带技术和管理经验过来就行。

　　这样做，好处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老外们不用考虑汇率的变化，很好地帮助他们规避了风险。尤其在货币汇率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样的举措肯定深得人心；其次，我们中国的银行也等于是在流通充裕的背景下，为自己找到了很多优质的客户。所以这又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借贷之前，必须由对方的总公司提出担保，也就是说，今后五年、十年之后的汇率风险他们不用过于担心，但经营上的风险还是要他们自己承担。
  
思想者小传
    刘遵义 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获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1969年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成为首位被斯坦福大学授予“李国鼎发展经济学教授”称号的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发展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