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晚，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作客我校人文大讲堂。头顶费尔茨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光环，身兼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等数职的丘成桐著作等身、学识渊博，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还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数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为期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里，邱成桐谈古论今、纵横中西，以一颗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针砭时弊，把脉当代中国教育。他说：“虽然我身在美国，但是我对于中国教育的评价都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的。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法国教育的问题，我不会去说的”。
　　应该培养出一批40岁以下的顶尖青年学术领袖邱成桐认为年轻学术领袖可以激励其他年轻教授和学生奋力向前，目前中国尤其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者。他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父母都把孩子送出国门。大量优秀的年轻男女跑到西方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在异国他乡成家立业了，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丘成桐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和浙大皆在极度困乏的环境中做出了一流的成就、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他把这一切归功于大批年轻教授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来，他们正当盛年，热心将其所学传授给学生；同时，他们血气方刚，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的研究方向。他说，在美国有很多30出头、40不到的顶尖学者，中国也应该加大对年轻人的支持力度，让更多的青年一代脱颖而出。
　　他认为，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提倡在大学本科阶段加强通识教育，他说，过度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只会扼杀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在他看来，文艺是科学家前进的重要工具，古往今来的著名科学家往往兴趣颇多、涉猎广泛。他说，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年轻一代必须学会品尝。要建立一套道德标准，要培养他们为人类服务的情操，要激发他们追求真善美的激情。学者的责任，是带领公众去赏识艺术及人文。丘成桐说，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只有按自己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才会取得彪炳史册的成绩。当下国内的年轻教授，很多人都以得到海外教授的赏识为荣。有些人为讨好来访的教授和迎合国际口味而刻意剪裁自己的研究体系，有意装扮自己的学术面貌，甚至对自己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兴趣放到一边，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教育应该真正与世界接轨邱成桐认为，中国教育不仅应该环顾四周、放眼全球，还应该真正与世界接轨。他说：“当年苏联抢在美国前面发射了人造卫星，美国人就加倍努力，在随后的几年里完成了难度更大的登月工程。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其他国家的刺激和激励。”丘成桐说，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胸怀天下的情怀。古时大学又称“大讲堂”，意指一个接待世界各地学者及学生的地方。在大学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教授，往往更容易擦出火花。美国的大学自上世纪起就采用了一种开放的政策，敞开大门接受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英学者来此交流学习。他认为，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有雅量去容纳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
　　在他看来，目前访问中国大学的学者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来华学习的全日制学生与美国相比数目还很少，来中国研读理工科的学生更是屈指可数。另外，如今大部分中国学生对阅读英文书籍仍然力不从心。同时，西方的经典著作，无论是关于文学、哲学、科学还是工程的书籍，已被翻译为中文的都寥寥无几。邱成桐说：“科学无国界，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聘请外籍专家参与我们的各种教育评审体系，他们的加入可以使得我们的评审更加公正客观。显而易见，同行之间的相互评审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因为研究基金和学术地位谁都想要。广延名师，有利于培养本土大师！”
　　大学应该按照教育的规律办事，而不拘泥于社会需求邱成桐说，大学固然要为整个社会服务。但是，应该由大学自身去决定社会需要什么，而非盲目地满足社会的要求。必须分清哪一类教育是社会要求的，哪一类是社会真正需要的。目前有一些大学盲目依从捐款者的“市场需求”办事，这有悖于教育的宗旨和规律。他认为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应该引领社会潮流，而不是盲目跟风，在外界的驱使下迷失方向。中国的大学应该专注于发展跨越基本科学、工程技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综合领域。他指出，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项目中，由政府管理的研究极少，大部分获奖项目都是科学家在无意中“妙手偶得”的。应该给科研人员充分的学术自由，培养宽松的研究环境，让科学家有充分的选择研究项目自由。就算有些人的研究理念和方向与众人大相径庭，也不要去横加干涉。
　　邱成桐指出，过去很一段长时间，在中国做研究的教授都认为他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从事研究，对教学不屑一顾。他觉得大学应该强制性地要求每个教授必须教课，因为适量的教学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与年轻人的交流和碰撞中，教师往往会受到启发，进而获得创作和研究的灵感，这就是“教学相长”。他呼吁国家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他说：“我们现在对精英大学的投入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非常少的。没有充分的经费支撑，很难做好研究”。邱成桐还呼吁给著名学者“松绑”，他认为现在中国的资深学者大多公务缠身，琐事繁多。他反对“学而优则仕”的做法，他认为学者应该潜心研究，尽量少给他们安排行政事务，因为繁琐的行政公务必然会使学者分散精力，不利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丘成桐说：“我在哈佛是数学系主任，那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轮流做庄，所以在我们那，担任系主任每人都有份。”
　　教育贵在质优而不是量大邱成桐说，现今时代通讯快捷，这很大程度减轻了中国学者孤立的局面，但是却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他说：“对于教育来说，质量是第一位的”。举例来说，现在要寻找咨询或参考材料，比过去容易许多。但是在网络上刊载的评论和文章以快为主，它们往往缺乏深度。由于时间有限，人们没有深思熟虑，就妄下结论。往往思想还没有酝酿成熟，便被匆匆上载。网上的研究论文错误频繁，正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在他看来，来源于网上的东西质量往往不高，要做高水平的学术，不能依靠网络。他提醒中国学者在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的同时留意到它的缺失。
　　他说，大学的扩招要慎之又慎。在美国，有很多学生和家长希望哈佛也多招一些新生。但是这些学生和家长的希望往往会落空，因为考虑到学生的质量问题，哈佛一般不会扩招，或者顶多多招一、两百个。他说，过去一些年，我国的大学确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丘成桐批评了一些高校以培养高官为目标的做法，他认为学校可以对自己的毕业生在政界大有作为引以为荣，但是不应当把培养高级官员作为第一要务。他说：“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毕业生能当上政府的高官，但是他们更看重学生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他认为，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不能看其一时之功。所以，当下时髦的大学排名是不足取的，或者说其科学性有待商榷。他认为大学应该高瞻远瞩，诱导培育新的发明，发展可能影响深远的思想。哪怕这些发明和思想开花结果需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日子，也值得等待。丘成桐认为，总体来说，当代中国的教育还是有善可陈、可圈可点的，只要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正，那么我们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建立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