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严谨　堪为师范

        为此，暑期学校为讲师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大会一结束，学生们挤在食堂，禁不住纷纷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特别是杜威、胡适，有人大失所望地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个瘦老头。”有人说胡适不像个学者，“倒像花牌楼（今太平南路一段）的商人”。但大家对梁启超却普遍印象较好，首先是他的谦虚态度，不似胡适等人讲话目空一切。

        在学生们眼中，梁启超是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梁启超此时暂住在成贤街校舍中，每逢到了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欢去拜访他。大家发现，他不仅为人谦城，而且治学勤恳，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

        梁启超的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写文章，左手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此外，他每天还要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而且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在与学生们交谈中，他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这句话来勉励他们。在勤恳治学方面，梁启超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

        由于大师们各有千秋的讲学，很快发展到学员们自下而上的自由评论。

        对于学员们对教授们提出的疑问，东南大学的杨杏佛教授都有问必答地作出了相应的答解。而梁启超对此则多方回避，甚至表示矜持，以“我不能赞成”一词来作应付，从而又引起许多学员在“学者态度”上的争论。有人主张真理愈辩愈明，应大力提倡杨杏佛教授的学者态度；有人则认为多言多败，应永远保持虚衷自守，对政治“三缄其口”的戒律。这些话很快传到了梁启超耳里，他很敏感，立时郑重地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而是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改错。”经他这么一表态，学员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此涣然冰释了。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全体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会，当时正是盛暑时节。鸡鸣寺当家的老和尚见到梁启超到来，十分高兴地捧出文房用具索求墨宝，梁启超略为沉吟片刻，便奋笔写下了陆游的集句：“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从中不难看出这位昔日政坛骄子对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仍怀有不满情绪。作品完成时，喜得这位老衲连说：“小寺一定要把任公的墨宝藏之名山，垂之千古。”

        联欢会上，一位学员趁梁启超高兴之际，向他提问：“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

        梁启超听了顿时庄重起来：“我认为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二千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趣味人生　洒脱坦荡

        这一年（1922）的夏天，梁启超还为东南大学暑期班学员作了一次颇有趣味的专题讲座——《为学的趣味》，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

        他认为，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什么叫趣味呢？梁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他认为除此之外，像赌钱、吃酒、做官之类的事在做时或许有趣， 但并非能以趣味终。输了钱如何？吃酒吃病了如何？没有官做了又如何？因此，他提倡做学问，认为“学问的本质能趣味始，以趣味终……”他自认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噜，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成为梁启超一生勤奋地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

        梁启超对于东方精神文明的精华——佛经同样有精深的研究，他在南京讲学的后期，几乎每天都由成贤街坐车到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聆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授佛学，风雨无阻，连小病也不旷课。据他自己说，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就是从佛经和儒书中领略得来的。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约有半年时间，除东南大学以外，他还常常在晚间到金陵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中学等校作演讲，许多立论非常精湛，引起广大听众极大的兴趣。1923年1月中旬，他离宁北上，给南京众多学子们留下了深深的怀想。

（摘自2007年3月10日《江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