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我一直想为韦钰校长写一点文字，不是写科学家的韦钰，而是写校长的韦钰。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始终认为，在东南大学近百年的历史上，韦钰应属于那最有建树的校长之列。记得韦钰在出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前，曾在一次会上说过，她在任校长期间，实际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改校名，一是建了浦口校区。这是她的过谦之词，其实她为东南大学所做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但即使只是这两件，也足以使她名垂校史。历史就是这样，人们回忆往事，永远只是记得那些曾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和成就了这些事件的人物。仿佛是茫茫雪野上的一条漫漫长路，那些使人铭记在心的人与事就像一座座路碑，而路碑之间留下的则是一片迷茫的印象。
我常想，当校长(其实也包括所有真正承担着领导学校重任的人们)是艰辛的，因为他(她)承担着所有办学的艰难和重负；然而当校长又是幸福的，因为他(她)最有资格享有学校的光荣和事业的辉煌。一个人只要为一项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就不应该被忘记，更何况那些对学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校长们。韦钰就属于那在学校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使人难以忘怀的一位校长。
韦钰就任校长的七年(1987～1993)，是东大近百年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期间，学校基本完成了由单一工科院校向以工为主、工理文管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的过渡(以由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为标志)；新建了浦口校区，解决了困扰学校多年的土地问题，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各项评价指标在全国高校中的位次明显上升；许多改革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对外交流、横向联合空前活跃；基本建设、财政实力大大加强；师生的精神面貌亦有很大改观，东大的各项事业和学校的综合实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是同前任领导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在任党政领导班子的团结奋斗，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拼搏分不开的，但毫无疑问，韦钰在这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她以她科学家的敏锐和教育家的眼光，以她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超乎常人的精力，以她独特的个性和工作风格，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给这一段东大的历史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使她无可争议地进入东大百年校史中最有建树的领导人的行列。
一、韦钰的办学思想
一个成功的校长一定有他自己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有时并不一定以专著、论文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反映在他对学校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校情的深刻认识上，反映在他领导和管理学校的实践活动中，反映在他对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机遇的把握上，反映在他的决策水平和对工作的推进能力上，这一切又最终必然反映在学校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上。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韦钰是一位成功的校长。人们现在想到韦校长，多是记得她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一面，而忽视了她所做的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她的那些对东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办学思想。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了解东大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当然，系统地研究和评价韦钰的教育思想远不是这篇文章可以做到的，但我还是觉得有责任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我尽可能把她的一些原话“辑录”下来，这样虽然可能枯燥了些，但无疑更真实。
韦钰是1985年下半年出任主管科研和外事的副院长的，按一般惯例，院领导的排序是以任职先后排列的。可韦钰不同，国家教委任命时就明确她是“第一副院长”，大家也清楚她是要“接班”的。
我1986年4月到校办当秘书，开始和韦院长接触并不多。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少在办公室，要么是带着有关部门和系所的同志在外面跑项目、争课题，要么是在系里(她当时还兼任生医系主任)搞研究、带学生。她在学校有关会议上，除了自己分管的工作似乎也不大发表什么意见。但从她不多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从那里起，她已经在思索学校存在的问题，在胸中勾勒南工未来发展的大计了。1986年下半年，我受命与高教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搞学校的“七五”规划，由于工作的原因，有较多机会听到韦钰对学校发展的意见和想法。印象最深的是9月30日，韦钰在高教所和我们差不多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根据我当时记的笔记，她主要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我对前景不是很乐观，始终有强烈的危机感。跟其他兄弟学校相比，南工落后了”
“人才培养光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这样绝对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最重要的是素质和能力培养。说实话，南工这些年培养出的拔尖人才很少，现在想提拔一个学科带头人都不容易，是知识水平不够?不是，总好像缺些东西。要为国家出力必须有一定的素质，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安于现状，不断进取，不这样就不能前进，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容易满足。再就是要有献身精神，有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如果很自私、很狭隘，这样的人很难有大的成就。没一点献身、牺牲精神，就不可能有事业的成功。我们办学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单是给学生一点知识，要培养素质和能力，培养一种执著追求科学的精神，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会对他们的一生起作用。教学改革不是在课时上增增减减，而是要大刀阔斧地改、新时期的人才观要转变”。
“南工现在办学还是太封闭，有些教师捧着一本教材十多年不变，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知道国家现在需要什么，企业需要什么，更不了解国际上的情况，水平怎么提高?!一定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加强与社会、与企业、与国际的联系和合作，加强横向联合”。
“现在最缺的是人才，是学科带头人，要加快青年人的培养，让他们早一点接班。我们现在有全国影响、可以进入高决策的人才太少，学部委员、全国学会理事级的人太少，缺少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
韦钰谈得最多的还是科研和学科建设，她说：“从历史上看，我们学校一直比较重视教学，与其他兄弟学校相比，不是差在教学抓得不够，而是科研落后了。我们小的东西很多，但大的、上水平的、能得大奖的项目很少，新学科、新项目上得不快，设备、课题过于陈旧。恐怕还有认识上的问题，没有把科研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后来她在院务会听取汇报时又一次说：“关于教学和科研的问题现在还在争来争去，总说不明白，可事情很清楚，不搞科研，水平就提不高，不仅教学上不去，教师上不去，实验室上不去，人才培养也上不去，学科建设就没有基础。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南工要上去，只抱着教学不行，科研必须上去。”
显然，南工下一步怎么干，韦钰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韦钰的任命是1986年底到的，正式宣布已是1987年初了。她一上任就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节奏之快，直让我们这些跟班的头晕。我记得，她一上任，就让我为她约集中年教师、青年教师等一连串的座谈会，一开就是半天。她口问手记，谈锋甚锐，教师们也都侃侃而谈，有建议，有牢骚，一古脑地向院长倾吐出来。韦钰还自己或上门、或约请一些老先生听取意见。我想，她是在有意识地了解院情，了解各层次的教师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对院领导的希望和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将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她在把大家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做映证。
不过那一阵子，她忙碌最多的一件大事是筹划学校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她要求每一位副院长要上台讲分管工作的现状，谈下一步发展的思路。她还把我找去，跟我详细地谈了她对1987年学校工作的一些想法，要我帮她准备一份材料。她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认识上的问题，谈观念的转变。发言要偏重思想发动，但要触及实质，讲清问题，亮出观点，提出思路。她说得很快，很流畅，一切似乎都成竹在胸。和我谈完，她当晚就去北京出差了。
1986年是个多事的冬天，连绵的学潮直至发生了高层的变动。就在韦钰回来的前一天晚上，中央台播放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消息，在老百姓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人们多少有些惴惴不安。早上我去机场接韦钰，一见面她就问，会议准备好了么?材料带来没有?我递上材料，忽然傻头傻脑地冒出一句：“你还准备讲吗?”“为什么不讲?”她反问。“胡耀邦辞职了……”我嗫嚅着。她笑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改革总不会错。”
战略研讨会如期举行。韦钰首先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她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南工必须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分析了学校面临的形势后，她强调要正确看待大好形势与危机感、紧迫感的关系，要居安思危。她说危机感是一种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种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紧迫感就不会有责任感，就不可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南工要搞上去，必须抓人才培养。要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造就一大批真正有才能、素质好、有开拓精神的人才，但人才的选拔培养不能靠钦定、恩赐，而是要在竞争中考察，看政绩，看成果。要坚持实事求是，平等竞争，让青年人和能人脱颖而出。
二是要真正实现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韦钰说，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各个部门也有自己的任务，但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学校要出第一流的人才，这个产品比物质产品更重要，不光是在学校，还要看他几十年里为国家服务中所起的作用，没有高度的责任感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要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提倡全院一盘棋，无论是教务处、科研处，还是总务处、基建处，衡量你工作如何，关键是看你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做得怎么样。韦钰在这一部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谈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问题，虽不像在院务会上说的那么尖锐明白，可大家都听懂了，会后有人总结说，韦院长是提出“以科研为先导”。韦钰从来不这么说，也不让在文件中这么写。但打那以后，学校里关于教学、科研谁先谁后，关系如何如何的争论却从此告一段落。而科研对学校的重要性及这场争论的意义，在几年之后才真正显现出来并更深刻地为人们所理解。
三是走联合的道路，把南工办成开放型、有活力的大学。韦钰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南工要从国家的需要、学校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加强与大企业、大工业的联合与合作，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学科发展；要加强学科间的联合，科研项目的争取要一致对外，形成拳头，不要搞窝里斗，这样才能争取大项目，出大成果，才能形成一种气势，办成大事情。南工的发展必须走横向联合的道路，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
四是民主办学、科学管理。她说，要把负责制和个人说了算区别开来，实行民主决策、科学管理。要坚持以法治校，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发扬民主，按程序办事，不因人事的更替而改变。要说清楚坚持必要的制度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不能因对一个人的仁慈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加强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但不提什么院里分权、系里集权。现在到处喊权、权，就是不谈责任。首先是责权一致，谁有责任谁有权力，而不是谁有权力谁说了算。
关于自己，韦钰也讲了一段话。她说：“我们都是从普通教师上来的，过去谁都没当过领导，谁也不是神仙圣人，要把工作做好还是要靠制度，靠大家的智慧。我要求自己做到“以诚待人”，这个“诚”就是诚实、诚恳、忠诚。诚实就是襟怀坦白，实事求是，自身要正，带头遵守制度，遵守纪律，不搞不正之风；诚恳就是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关心人，爱护人，关心每一个人的发展，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忠诚就是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忠于职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
韦钰的讲话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掌声，那掌声中蕴含了大家对她的深切期许。我之所以用这么多的篇幅记下这次讲话的内容，是因为这篇讲话实际上可视为韦钰正式上任后的第一篇“施政纲领”，而以后几年里她做的许多事，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思路的萌芽均发端于此。在这次研讨会上，还明确提出了学校“七五”期间的奋斗目标是：把南工建设成为“国内第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大学”。这次研讨会是南工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如果把东南大学比作一艘轮船的话，那韦钰这位新船长上任，已正式宣布点火起航了。
韦钰一上任就非常强烈地突出了科研工作在学校中的重要性，以极大的精力推动科研的发展。她在多个场合提到，科研和学科是息息相关的，科研上不去，学科也上不去，教师水平提不高，最终也会影响到教学。一所学校的地位，说到底是看你的学科地位和水平。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批一流的学科。如何搞好学科建设是始终萦绕在她心头的首要大事。但学科建设是涉及到学校各个方面的一项综合性工作，在环境、条件困难比较多的情况下，从何入手，选择哪个方面为突破口?韦钰选择了科研。针对当时有的学科坐在家里定方向、伸手向上要条件、满足小打小敲搞课题的现象，韦钰明确要求，从院长到系主任、到教研室主任、课题负责人，要眼睛向外，主动出击，到校外去争课题，在主动为企业、为部门服务中获得经费上的支持。她身体力行，与当时分管科研的顾冠群副院长一道四处奔走，凡是学校的大项目，凡是需要和部里、省里打交道，凡是有重要人物来南京，她都亲自出马，极力争取游说。她深知京外的学校在争项目上有多困难，要让人家认识你、了解你、相信你，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不得不跑“部”前进，所以她一年不知要跑多少趟北京。在校内，她大力推动学科间的合作，鼓励突出重点，上大项目。成立了由无线电系李嗣范教授为主任的科研和重点学科规划建设委员会，由顾冠群副院长为组长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领导小组，在全校逐步形成了“以科研带学科”的共识。在1990年4月的全校科研工作会上，顾冠群代表学校作出了以“3255工程”为主体加快科研发展的具体部署，所谓“3255”，是指三项重点攻关任务、两项新技术、五项高新技术应用开发项目和五个重点科研基地(实验室)。至此，我校科研工作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在教学上，由陈笃信副校长牵头，成立了由前院长管致中教授为主任委员的学科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对全校的院系设置、专业调整、学科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逐年付诸实施。直到现在，我校教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那时确定的大思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虽说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但由于长期坚持，循序渐进，又始终保持一定力度，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韦钰任期内，学校的科研、教学都有长足发展。科研经费由1986年800多万元上升到1992年的5500多万元；博士点由14个增至20个；硕士点由38个增至52个；国家教委首次评定的全国重点学科，东大上了4个，并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为主的九大科研基地。在办学方面，新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突破了单一工科的办学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综合发展的办学格局；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在全国性的教学改革成果评奖中，东大的获奖数在全国工科院校中名列前茅。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与学校领导集体的团结奋斗分不开，但韦钰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她明确的办学思想，清晰的工作思路以及她强有力地推进工作的能力，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想特别记一笔关于1989年1月在江都召开的系主任工作研讨会的情况，这也是学校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韦钰对学校的凝聚力、价值取向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
像每年一样，一到年初我们就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干部研讨会。韦钰把我和高教研究所的章未、李忠实找去，商量研讨会的议题。她出了三个题目：(1)在新形势下如何从学校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统一认识，把握时机，把学校工作的注意力真正放到培养人这个根本任务上来；(2)探讨一下当前要办好东南大学需要倡导一种什么精神，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的关系问题；(3)如何通过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她要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为会议准备一些参考资料，特别提到关于“东大精神”的问题，她认为“现在不提精神不行了”。记得我们根据她的要求，找了一些领导的讲话，有关书刊杂志文章的摘录，还有清华大学曾晓萱关于MIT教育改革的文章和北大、浙大以及美国西点军校等有关“学校精神”的资料，编印成册，作为会议学习材料。
研讨会的开幕式上，韦校长首先作会议的主题报告，基本上是围绕她给我们出的三个题目讲的，显然她事先作了认真准备。她说，现在改革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一些社会大环境，如教育滑坡、教育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困难、社会腐败现象、分配不公以及学潮(这里她主要指的是1988年底发生在南京河海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冲突酿成的学潮)，对发展教育不利，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这些都给学校师生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带来冲击和困难。而这些又不是学校自身能解决的。但学校可以通过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小环境。所以，我们提出要把学校工作重点真正放到培养人这个根本任务上来，要在抓好学科建设的同时，抓好校风、学风建设，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青年教师的培养。
她说：“我感到这几年，我们在排除‘左’的干扰，重视人们物质利益的同时，忽视了精神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一些干部、教师和学生中出现的缺乏事业心、责任感，缺少奋斗精神以及在物质利益上盲目攀比的现象，又决不是靠物质刺激、靠多发奖金可以解决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学校是不能靠金钱维系的。一个学校要有凝聚力，必须有它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韦钰提出要研究究竟什么是‘东大精神’，在新形势下应赋予它什么样的内涵。她明确提出，在当前必须确立一流意识，形成与我们奋斗目标相适应的‘东大精神’，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倡导责任、奋斗和奉献精神。”
韦钰关于“东大精神”的讲话，后来实际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写进了纪要，并作为当年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校开展了大讨论，对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我想再提及1993年2月11日，韦钰在全校中层干部会上的一次讲话，题目是“关于学校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韦钰离任前的一次讲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她对自己几年校长工作的总结，为叙述方便，我把她的一些原话“拼装”在一起：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中心任务，教育教学改革是学校改革的核心，教学改革也好，科研改革也好，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最终是反映在学科建设上。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会对教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有冲击的一面。教育如何适应这个转变，如何抓住这一时机，利用它积极的一面，减少它的负面效应，是我们下一步改革中应注意的。东大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发展，有了很大进步，正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最后几年我校的改革一直没有中断，但重点真正是去年转过来的，确定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去年我们发了《关于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今后进行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提出了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这样做?道理很清楚，过去条件不具备，我们得扫清外围，粮草先行，解决机制和大家的生活问题。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1978年到1992年，首先是拨乱反正，教改开始起步，试办了一些新专业。1985年搞了学分制，实行三学期制，现在对三学期还有争议，但核心是为了搞真正的学分制。1985年到1990年，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打开学校大门，提出‘以联合求发展’，与社会接轨，同大中企业、地方政府、兄弟院校、科研单位搞联合，就是想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我们提出抓学科建设必须先搞科研，以任务带学科，以科研促学科发展，不这样提行么?‘六五’科研下滑得厉害，经费很少，重点实验室挂了零蛋，拿什么钱建学科?我们提出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成拳头，抓大课题，抓基地建设，与企业联合搞科研，都是为了带出一支队伍，把学科搞上去。这几年科研经费上得很快，六年翻了七倍，总经费上了亿(原话)，也形成了一些重点科研基地，有了一批大项目，论文数也上来了，这么大的发展，除了主观努力外，与科技体制改革有关系，从学校讲就是实行课题负责人负责制，建立了竞争机制。
“我们这些年还注意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坚持走综合大学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它的经济就不可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样的人才必须有较高的素质，是全面发展的。因此我们提出管理学科、人文学科介入工科人才的培养，我们与南医联合发展生命学科，成立理学院、文学院……；一个最重要的动作是改校名，表明我们走综合发展道路的决心。二是抓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与生产脱节，成果转化率低，这是我国高校的一个弱点，我们想在这方面走出路子来，在全国最先搞了科学工业园，搞了孵化器，都没有成功，有一些经验教训。后来我们又搞了‘工业发展与培训中心’，现在国际上认为这是高校与社会接轨培训学生最先进的形式之一……，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们花了大气力，付出了学费，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有成功的地方。
“这两年我们连续搞了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三大块’改革，抓校办产业，抓后勤社会化，是感到，不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不理顺关系，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没有钱，许多工作就做不下去，学校发展就很难进入良性循环。现在进行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也是这个出发点，这是一项相当深刻、涉及面很广的改革。”
韦钰最后说：“回顾几年的改革，最大收获是锻炼了一支干部队伍，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师生员工对改革的承受力大大加强。学校抓住机遇向上‘跳’了一步。”
要概括韦钰的办学思想是件困难的事，但从上面简要的叙述中已可看出，韦钰是有自己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办学思想的。而且，她始终是以一种极大的热情去推进学校的改革和事业发展，去实现自己的思想，使东大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抓住机遇，抢占先机，获得主动。
二、韦钰与改革
韦钰任校长期间，东大的改革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项大的改革举措或大的活动，如果按年代简单列举，仅比较重大的就有：
1986年进行了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韦钰时任主管科研的副院长。
1987年对学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进行改革，实行“累积计分制”。
1987年下半年提出“以联合求发展”的思想，大力推进横向联合、拓宽办学渠道，加强与企业和兄弟高校的联合与合作。
1988年进行了机关改革，对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和调整，实行严格的定岗定编，经过改革，机关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一年学校还完成了更改校名和纪念校庆这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1989年和1990年，由于受学潮和“六四”风波的影响，学校没有搞大的改革，但却完成了浦口新校区建设这一重大工程。仅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新区征地(包括换地)900多亩和一期工程建设，使90级新生按时进入新区上课，创造了学校建设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集中力量抓了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初步形成了学校九大重点科研基地，校办产业也有很大发展。
1991年，我校作为国家教委的改革试点，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进行了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高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2年，又在上年改革的基础上，按教学科研、校办产业、后勤服务“三大块”深化学校综合改革。
1993年，也是韦钰任校长的最后一年，我校又在全国高校中最先进行了招生及奖学金制度的改革。
这些改革和重大活动一项接着一项，把大伙“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可也正是这些改革，打破了学校原有的沉闷和平衡，激发了大家的斗志和办学的活力，增强了竞争意识和争一流的意识，促进了学校加速发展。当然，这些重大改革的决策最终是由校党政领导班子集体共同做出的，许多具体方案的制订和操作是由分管校长书记负责的，各部门单位的同志也付出了许多辛劳。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几乎这所有改革和重大行动的思路和最初想法都是韦钰提出的，最后的决心都是韦钰下的，而这些改革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取得比较好的结果，也是与韦校长强有力的领导风格，她的不间断压力包括严厉的批评催促分不开的。一句话，韦钰能做成事，她总是能把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一旦目标确定，无论困难多少阻力多大，都坚决前行，这实在是作为一把手最宝贵的素质。
关于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情况在这里我只说几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韦钰担任校领导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当时的背景是，1986年国家改革科研拨款体制，取消“皇粮”，使学校的科研管理必须随之改变，科研任务的争取成了首要的问题。当时的改革主要是针对科研项目“小、散、少”和教师争课题不够积极的情况，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及时调整科研方向，强调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学校工科优势，集中力量抓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主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二是实行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制，使课题负责人在人、财、物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前者反映了韦钰关于科研工作必须顶“天”立“地”的一贯思想，就是要发挥优势，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她以后提出的以任务带学科、抓横向联合、抓大项目、建重点科研基地建设等等，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如果说这是科研发展战略一次重要转变的话，那么实行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则是着眼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项重大举措。现在看来，谁争取到的课题谁负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可当时推进这项改革却并不容易。当时科研实行的是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负责制，经费使用、人员调配、设备添置都是头头说了算，在第一线争项目、搞科研的人没什么权，因此不少教师不愿出去争课题。韦钰是搞科研出身的，深知其中弊端，所以一上任，第一刀就指向这里。我记得她在许多场合都举过孙忠良的例子。那时孙忠良还只是无线电系微波教研室的一名普通副教授，在校内没什么名气。可他搞科研有一套，以他为主研制的导弹末制导器件(“毫米波体效应二极管及振荡器系列”)项目，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孙忠良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要助手没助手，项目经费也支配不了，有人还说他理论水平不够高，论文太少，因此教授也提不上。韦钰说，“你说孙忠良水平不够高，可人家国防科工委就认他，他去要项目就给，别人去就不给，他能做得成东西么。现在的科研管理办法不对头，争项目的、干活的没权，完不成任务还要负责任，你叫他哪来的积极性?应该定个规矩，谁争取到的项目谁负责，人由他去聘，经费也由他支配，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国际上都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我陪《新华日报》记者去采访她，她又说了这个观点，并指名要我们去采访孙忠良，说应该好好宣传一下在第一线搞科研的同志。后来学校发文，正式实行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制，虽然有不少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有想法，认为这样一来科研没法管了，可学校坚持推行，很快也就为大家接受了。这两项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科研事业的发展。
韦钰历来重视青年人的培养。还在她当系主任时就说过，要让青年人站在我们的肩上，把他们尽快推上去。在她的生医系就聚集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在科研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为此，《人民日报》记者朱维群还写过一篇通讯。我也多次听她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只是过渡的，学校的未来主要靠青年人，今后学校之间的竞争关键看谁的青年教师成长得更快些。”她当校长后，立刻抓的一件大事就是推行职称评审改革。过去我校的职称评审有点像体操竞赛评分或歌手比赛，组织一群评委给申报职称的人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出的平均分再排出一二三。这样评审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评审缺乏客观标准，论资排辈，人为因素越来越重。当时主管人事工作的朱万福副院长和人事处的同志搞了一个新的职称评审改革方案，建议职称评审中实行“累积计分制”。建议出来后，在全校反响不一。韦校长一上任就催促他们尽快出台，并要求把方案发给全校的每一位教师征求意见。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强调工作实绩，减少人为的印象分，加大教学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在职称晋升中的权重，规定35岁以下的副教授，40岁以下的正教授属特批，不占系里指标，打破论资排辈，鼓励青年人冒尖。这项措施一出台，就受到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欢迎，教学科研积极性大大提高。记得改革当年就评出仲德昆、钟秉林、何野、黄可鸣四位特批副教授。结果出来后，韦校长兴奋地说，“谁说青年人不行，我看有些是很不错的。”她还让校刊专门登了这几个人的介绍，在校内可谓轰动一时。以后几年又很快评出陆祖宏、尤肖虎、王炜、洪伟、樊和平等一大批年轻的副教授、教授，使教授队伍的平均年龄明显下降。职称评审工作韦钰一直亲自过问，这个“权”她是一直紧紧抓住不放的。所有特批的高级职称她都逐一过堂，并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后来干得都很不错，大多成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不少还成为博士导师和学校、院、系领导。现在许多青年教授回忆起来，都很感激学校的政策，感谢韦校长，说如果不是这一改革，他们的高级职称还不知熬到哪年。
我在韦校长身边多年，特别佩服的一点就是她的直觉极好，敏锐、准确，常常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对各种机会也能及时把握，并迅速做出决策。这大约与她长期严格的科学训练有关，再就是一种先天的素质，这是学不来的。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我们成为教委的试点，后来又出了那么多“风头”，实在有很大的偶然性。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韦钰捕捉机会的意识和推进工作的能力。
1991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江苏代表团参加讨论，谈及高校改革问题。铁映同志说，现在反映教师待遇太低，可提高待遇得有个说法，要把人减下来，把效率提上去，打破“大锅饭”，拉开分配差距，这样才好加钱。他还说，北京的高校太集中，搞起来风声太大，想找两所京外的学校试点，条件要差不多，本身基础要比较好，还要地方政府支持。作为试点，可以给点特殊政策，国家给点钱。韦钰当即和南大的曲钦岳校长表示愿意承担试点任务，在场的江苏省领导沈达人、陈焕友、孙家正也表示省里支持。回校后，韦钰立即传达部署改革，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她和陈万年书记任组长。但是当时究竟具体怎么改大家心里一点儿没有谱，恐怕连韦校长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可不清楚归不清楚，韦钰给我们工作班子下的任务却是明确的，“4月15日前拿出初步方案，月底教委来人听汇报，5月全校动员征求意见，6月组织实施，7月初完成聘任并兑现新的分配方案”。真不知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朱万福副校长差不多天天都陪着我们加班，冥思苦想，讨论修改，编造方案。每写好一稿就交给韦校长和其他校领导看或开会讨论，打回来再重新修改，上上下下地征求意见，弄得大家晕头转向。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思路倒也慢慢理清了。开始我们考虑的重点是分配制度改革，校务会议讨论时，大家觉得不妥，提出应加上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块，分配制度应是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韦钰的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后来她提出应该把聘任作为这次改革的核心，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新的工作量计算办法和聘任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后来把这次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概括为，主要是进行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通过严格的定岗、定编和聘任制，调整、优化队伍，根据工作实绩和承担的任务拉开分配差距，并从学校实际出发，推进住房、医疗和退休养老制度改革。
4月底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和直属司司长陶遵谦来校听汇报时，基本肯定了我校的做法。不过开轩同志的一句话也让我们有些泄气，他说：“两校改革先走一步，为教委和国家提供一个思路，不给特殊政策，改革才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作用”。不给特殊政策，就意味着不给钱，不给钱岂不白忙一场。可活儿已经干到这份儿上，想后退也不行了。再想想教委领导的话也不是没道理，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的确不改不行了，迟改不如早改，就是要通过改革提高办学效益。接着又经过宣传动员、反复征求意见，统一认识，多次修改方案和聘任办法等阶段，全校教职工真正发动起来了。我记得光是总方案前后就改了12稿，从初稿到定稿除了标题没变，开始说的话到最后已找不到几句了。由于宣传发动比较充分，方案又比较可行，真正实施反而倒快了，整个聘任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顺利完成了，也没什么人闹。这次改革使学校大大出了一回“风头”。1992年1月，国家教委在南京开现场会，东大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全国有10多家新闻单位报道了我校的改革，那几年全国总有几百所高校来东大学习参观。
关于这项改革的内容和具体做法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韦钰的决策方式以及她在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据我多年的观察，韦校长在许多事情上，并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决策的，而是凭着对各种信息的基本判断，根据经验和敏锐的直觉，及时捕捉机会，看准了，确定方向和基本目标后，就开始启动。因为在她看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时机稍纵即失。至于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或选择什么路径，这不是她主要考虑的事，要么交给她的副手，要么干起来再做调整。
1992年下半年开始筹划，1993年正式实施的“招生及奖学金制度改革”就是这样。当时大家都感到学生培养方式和奖学金发放有问题，一是学生学习缺少积极性，“60分万岁”的现象严重，尤其是“公费生”和“自费生”差距太大，公费生进校后学得再差也不交钱，自费生学得再好也要交钱，似乎有些不公平；二是专业设置和教师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有的专业多年招不满学生也不肯调整，教师对教改缺少积极性。为此，校务会进行专门讨论，认为应当改革，但怎么改并不是很清楚，班子里意见也不大一致。最终还是韦钰下的决心，并指定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胡凌云负责这件事。胡凌云接令后就抓住我们和他一起调研搞方案，中间也遇到不少困难，主要是一些职能部门的头儿不热心，部分系和一些中学也有担心，怕招生受影响。韦校长一直很坚决，对涉及国家教委和省里的问题，她都亲自出马，争取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政策上的支持。当时陈笃信副校长分管教学，也很关心这事，不但自始至终参与意见，而且几乎逐字逐句修改方案。这项改革在全国高校中产生很大反响，国家教委相当重视，直属司的陶司长、陈小娅多次来校了解情况，改革实施后，又专门派人到新生中做调查，生怕有“闪失”。现在想来，全国高校所谓招生“并轨”，其实是我校最先做起的。后来胡凌云说，“这种事关键是一把手要下决心，具体事儿我们做。”可下决心有时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要看得准，决心大，遇到阻力也决不动摇。
三、韦钰的工作风格
我发现，凡是有个性、能干成事的领导者，“故事”都特别多，韦钰就是如此。只要同她打过交道，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朱万福书记曾经描述过韦钰的性格，他说，“韦校长最大的特点是强烈的争一流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没有私心，为了工作不怕得罪人，这方面我们不如她。”这恰恰点出了韦钰工作风格中的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快”，一个是“强”。快，来源于她时时感觉到的紧迫感，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事情做不完，于是高密度，快节奏，临机专断，决不拖泥带水。强，是她强烈的一流意识，对工作的高标准，一旦目标确定，便强力推进，严厉督察，压力层层传递，让每个人的弦都绷得紧紧的，不敢懈怠。
韦钰的工作节奏特别快，事也特别多。除了学校管理外，还要搞科研，带研究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她的五花八门的兼职总有几十个。我们算了一下，她每年差不多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时间在学校。所以，只要她一回来，就从早到晚日程排得满满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们开玩笑说，只要“老板”一回来，机关就鸡飞狗跳，大家上厕所都一溜小跑。韦校长出差，历来都是一下飞机就到学校，有时大家就在会议室等着，进门就开会。那些年，叫食堂把饭送到会议室，连轴儿开会是常事。星期天她都是去实验室，很少有例外。我曾几次见她中午不回家，就开水加面包当一顿午餐。有一次她带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从巴西访问回来，住在清华甲所，事先就让陈万年书记带有关人员到北京和她会合。当天晚上清华的张孝文校长、方惠坚书记请吃饭，饭后她立即招呼大家开会讨论研究问题，第二天一大早向国家教委滕藤副主任汇报，下午走访各个司局，晚上单独飞返南京。到家后，立刻由小车连夜送她去杭州，赶第二天上午召开的生物医学方面的学术会，下午开完会，又连夜赶回南京。她当校长的几年间，我们就是看着她始终是以一种冲刺的速度工作着，强度之大，连我们青年人都吃不消。我想，除了她身体比较好，精力特别旺盛外，一定还有一种精神在支撑她。可毕竟太累了，她头上的白发明显增多，人有时也显得憔悴。
用现代心理学术语，韦钰毫无疑问是属于强力型的领导。她意志坚定、精力充沛、善于把握大局、办事果断迅速，对下属要求严格，有时近乎苛刻。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办事推诿拖拉，交待的事情必须立刻就办，决定的事就全力推行，达不到她的要求便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你，即使是“爱将”也不迁就。
我记得很清楚，1988年搞校机关精简，学校决定各处室人员减少三分之一，在做过调查摸底和宣传动员后，各单位自报所需的岗位和编制数。谁知报上来的计划，个个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没一个是主动减人的，表现好的是不增不减，有几家居然提出要增加编制。出现这种情况，机关改革工作小组只要向校务会议报告。韦校长说，这很简单，校办、党办、组织部、人事处四家(工作小组单位)先减，然后你们再去减别人，如果有单位领导真的觉得有困难干不了，可以提出辞职，而且，这次精简人事处不管安排，各单位自己找落实单位，“自己孩子自己管”，人事处只负责办手续。这一招果然厉害，各单位的头儿见韦钰动真格的了，知道顶不过去，便纷纷出动忙着给要走的同志谋个好去处。那会儿全校的定编还没开始，找落实单位还不算太难。也有真想不通、不想动的，当时有一位处长就认为自己部门任务重，工作特殊，不肯减人，还放出风来，说如果一定要减他的人，他就不干了。这话传到韦校长的耳朵里，虽然韦钰平时很欣赏他的工作，但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她通过一位副校长传话过去，困难学校了解，但希望他能服从学校改革大局，如果真不想干也可以，打个辞职报告上来。后来这位处长并未真的辞职，人也减了下来了，事后他也承认，人减少了更精干了，并没有影响工作。
韦钰推进工作不但坚决，而且善于层层传递压力，她也注意宣传动员统一思想，但决不是没完没了地作思想工作。我曾经问过她，“有的处长说你布置任务要求太高，他们感到压力太大了，你干嘛不找他们好好谈谈，把道理讲清楚。”她说，“没压力干不成事情，更干不成大事。我不是不懂要作过细的思想工作，也不是说不出道理，而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每个人做每件事都要和他们讲一通道理，我就不用做其他事了。”有一次她还说过，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权力的再分配，不可能每个人都满意，只能从国家大局出发，从全校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看准了就坚决干下去。一项改革启动时只要有60％的人赞同就可以实施，还有30％的人让他们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认同跟上来，剩下的10％的人如果实在想不通也没办法，不过那无碍大局。
由于韦校长对工作要求严格，批评起下属也不大讲情面，所以大家都有些怕她。有一年年底，我像以往一样到各系、处去了解情况，为年终总结做准备。许多系主任、处长都抱怨校长活儿压得太紧，“训”人太厉害了，有时一点儿不给面子。我向韦钰汇报时委婉地反映了这个意思，“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也够辛苦的了”。韦钰瞪了我一眼，“好人做不成事有什么用?如果光是辛苦，工作上不去还是没尽到责任。”这其实反映了韦钰一贯的观点，就是衡量一个干部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工作实绩。她认为，对干部严格要求，压担子，是对事业负责的表现，也是爱护一个干部。她最不喜欢的就是不做工作，又到处抱怨的人。她批评人并非出于个人好恶，而是看你工作如何，而且往往越是承担重要工作，越是离她近的人挨她批评越多。
不过韦钰并不是什么时候对所有的人都严厉。一般说来，她对系主任就要比对处长们客气一点，对老先生则相当尊重，对学生更是有些“宠爱”了。在我的印象里，凡是学生的来信，不论是本校的大学生，还是外地的中学生，她都要秘书帮她一一回信，对信里提出的要求，也常批转给有关领导或部门，要求尽可能予以解决或答复。她任校长期间，每年都同学生对一两次话，学生会或团委举办活动邀请她，只要有空总是尽量参加。学生们也热爱她，每年开学典礼、每年校庆或元旦之夜的联欢会上，只要她一出现，学生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为自己的校长骄傲。她还常常出现在“六一”儿童节幼儿园的联欢会上，当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围着她大喊“韦奶奶好!”时，她会笑得合不拢嘴。
韦校长对老领导、老先生十分尊重，她就任校长后，专程拜访老领导汪海粟、刘雪初，聆听办学之道；对钱钟韩、管致中、孙卜菁、王荣年等前任领导更是有什么大事一定事先听他们意见，每逢校庆之类的重大活动总是请他们坐主席台前排；她撰文记述恩师陆钟祚生平，以表学子崇师之心；对陈章、李剑晨等老前辈，也不忘为他们九十华诞举行祝寿活动，彰扬他们对学校所作的业绩。我从没见她对老先生发过火，倒常常有求必应。比如韦校长有个规矩，要找她必须事先预约，有些人没预约找上门，她会很干脆地下逐客令，“你没有事先预约，我不见。”可对老先生们找她，这一条便自然取消。记得已故的李嗣范教授有一次去北京参加国务院学科评审组会议前，要找韦钰谈一次，当时韦校长特别忙没能及时安排时间，李先生火了，打了个电话到校办，说，“你们告诉韦钰，她要是不见我，我就不去北京开会了。”韦校长听了报告苦笑一声，“怎么办，那就请他下午一上班来吧。”下午一上班，我们就见李先生穿着一件很神气的绿格子呢茄克，挟个大皮包进了韦校长办公室，过了一会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建筑大师齐康教授也是享有这种“特殊待遇”的一位，老先生性子急、脾气大，一有事儿就找校长，有时开着校务会也能闯进来，韦钰这时忍耐性特别好，总是和颜悦色地听他把话讲完。
还有一件事给人印象很深。1988年夏天南京奇热，36℃以上的天气连续了近40天，大家都在苦熬，老先生们更是受不了。看到这种情形，韦钰和陈万年书记立刻紧急召集校务会议，决定把有空调的专家楼全部腾出来，让六十岁以上的正教授、离休干部住进去避暑，身体不好的还可以带老伴儿，凡是愿意去的到党办报名。决定一出，老先生纷纷报告，都说校领导做了件大好事，否则这个夏天怕过不去了。以后这成了学校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夏天连续高温36℃超过一个星期，就开放专家楼让老先生避暑，家里有困难的还可供应中晚餐，适当收些伙食费，后来榴园建起来条件就更好了。只是这些年空调日渐普及，天似乎也不那么热了，这条规矩也就无形中取消了。
韦钰任校长后，十分重视规章制度建设，让校办把各单位岗位职责和全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汇编成册，发到全校，要求上上下下按规矩办事。她还要求通过学校公报、简报等形式，把学校每年的工作目标、重要统计数据、一些重要文件等向全校公布，使大家都知道。学校的各种委员会、领导小组等专家咨询、横向协调组织也主要是那时建立起来并逐渐上正轨的。她还自己带头并要求各位副校长，每年年终向全校中层干部和教代会常委述职，接受民主考评，一连坚持好多年。
韦钰在东大学习工作三十多年，从一个学生、普通教师到校长，对东大的情况和人头很熟，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但她当校长后仍很注意调查研究。她正式出任校长没几天，就要我为她约集召开中年和青年教师座谈会，以后连续六年，每年元旦过后都是如此。另外，她还要求我们校办，每个学期结束前，都要下到各系处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详细的备忘录交给她。在每出台一项改革或调整一项政策时，一般也都要组织调查论证，经过上下几次反复。当然，韦钰也和许多强力型的领导一样，有时不那么爱听反对意见，尤其是她已经决定了的事。偏偏高校的教师凡事喜欢论个理儿，你从道理上说不服他，他就没完没了地和你较真。1992年，学校搞“三大块”改革，韦钰提出系以搞教学科研为主，开发创收主要由学校的经济实体如东大集团去搞，教职工生活待遇的改善主要由学校承担，系里不能办实体。韦钰的想法是系主任的精力应主要放在教学科研上，不要老想着挣钱，另外，从实际情况看，系里办公司成功的几乎没有，大多是肥了个人，学校和系里什么都拿不到，反而牵扯了系领导很多精力。可系主任们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学校搞科研管理改革，把权力放到课题组了，科研经费系里管不着；现在搞“三大块”改革，学校把创收权力又收上去了，系里没钱就一点调控能力都没有，学校给的那点钱又不管用，实验室怎么建设，机关的人怎么养，连日常应酬、学生活动都成了问题，牢骚大着哩!我们下去听意见，如实整理了个材料交给韦钰，她一看就不高兴了，“他们在会上为什么不说?”其实她也知道我不会“谎报军情”，可这么激烈的意见还是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于是她又叫胡凌云再找一些人征求意见，面广一些，包括总支书记。胡凌云知道她的脾气，开会时叫我作了详细的记录，会后把原始记录都交给她，她看看还是这些意见，才不说什么。那以后，她也对相关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关于系里不宜办公司的观点仍基本没变。
我校从1985年起试行校长负责制，韦钰当校长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行政会议制度，如每周一次的有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校务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决定学校行政方面的重要事情，是学校行政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审议机构，一般每年开两三次会，主要审议学校的财务预决算和改革发展的重要事项；还有就是校长系主任和校长处长联席会议，一般每月开一次，主要是通报情况，布置工作。再就是每学期定期召开的中层干部会和一年一度的学校工作研讨会，也都形成了规矩和一定的议事程序，并基本坚持下来。虽说在学校工作中韦钰事实上起到主导作用，许多事往往是由她一锤定音，可应该说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她还是相当慎重的。回忆起来，我感到韦钰任校长期间，大多数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东大何以在那短短几年里获得那么快的发展，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当然，韦钰也有失误，也有她的局限性。但实际上，任何领导人的任何决策都是在当时特定环境条件下做出的一种选择，离开这一“实际”去评价短长，当事后诸葛亮毫无意思。比如，现在大桥经常堵车，于是总有人抱怨新区建在浦口是个失误，认为这是韦钰的一大失策。可这一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却很少有人了解。我始终认为，建立浦口校区是韦钰对东南大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作出的虽然不是“最佳”，但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到。
四、韦钰与改校名和建浦口校区
前面我写过，韦钰在回顾自己在学校的工作时，说到她“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改校名，一件是建新区。陈笃信在接替韦钰出任东大校长时，也在全校中层干部会上说过，韦钰同志对东南大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改校名，这标志着我校实现了由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二是建设了浦口校区，解决了困扰学校多年的土地问题，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这件事现在还有一些议论，但历史会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三是改革，东大的改革是全国是出了名的，这些年学校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是与韦钰同志积极推进改革和强有力的领导分不开的；四是科研，东大科研实力进入全国高校十强，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韦钰同志有很大贡献。
应该说陈校长的评价是准确和客观的，现在人们说到韦钰校长对学校的贡献，常常提到的也是这些。关于改校名、建新区这两件事校史上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我这里只想说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也许能有助人们了解韦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说起来，无论改校名还是建新区都不是韦钰最先提出来的，但最后完成却是在她任上。管致中任南京工学院院长时就提出改校名的问题。我记得1986年10月，学校给国家教委打报告，提出更名为东南大学就是管院长让我起草的，关于改校名的四条理由是管院长亲自修改确定的。但改校名的事一开始就不顺利，教委是同意南工改名的，可它希望它属下的四大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统统改为“理工大学”。还有一条教委没明说，但却是我校更名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历史上我校曾经是“国立东南大学”，再叫东南大学便颇有恢复旧校名的意味，而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全国有好几所学校也想改名，都涉及原来的校名问题，教委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凡是有恢复旧校名之嫌的统统不批，事情拖了很久。为此，学校报告打了好几次，韦钰等校领导也在多种场合向教委领导反复说明理由。后来，其他三所学校都改了理工大学，教委也做了一些妥协，同意我校如不愿改为“南京理工大学”的话，也可以叫“东南理工大学”或“东南科技大学”。当时校内对“学院”改“大学”是一致赞同的，但叫什么名字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南京工学院已有30多年历史，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改为“南京理工大学”或“南京工业大学”较易为社会识别和认同，也可显示其延续性。也有同志感到，既然教委迟迟不批，总顶着也不是办法，就叫南京理工大学算了。对此韦钰坚决不同意，她在校务委员会上说，要把学校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走综合化的道路，这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我们既然确定了这个目标，就不要在校名上自己约束自己，学校更名是百年大计，不要过了几十年又要改。我们要改名就是东南大学，否则宁可不改。
当时江苏省的领导对我校更名是积极支持的。原江苏省副省长汪海粟同志，50年代曾任我校党委书记兼院长，他于1988年2月致函国家教委领导，建议准予南工更名为东南大学。我校前党委书记刘忠德同志，1985年调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后一直非常关心学校，在许多事情上给了学校以及韦钰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在改校名问题上，他又起到关键作用。1988年初，他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上任前，专门找了何东昌、朱开轩两位主任谈南工改校名问题，终于得到他们的同意。韦钰得到消息，当即派人去北京，要他们“拿不到批文就别回来”。
教委的正式批复是1988年5月7日下达了，喜讯传来，全校师生及海内外校友无不欢欣鼓舞，可其间曲折甘苦，非亲历其境者难以体味的。
更名庆典的盛况不必多说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东南大学这个名字对于原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老校友有多大的感召力。学校更名后，老校友们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如严济慈、金善宝、吕叔湘、赵忠尧、任新民、黄纬禄、闵恩泽等国内第一流科学家，吴健雄、冯绥安、顾毓、唐德刚等著名华裔学者，以及目前在台湾的李国鼎、余纪忠、虞兆中、楚崧秋等著名人士，都或回母校参加校庆，或致电祝贺，或设立奖学金，或捐款助学，在他们眼里，南京四牌楼校园中的大礼堂、六朝松是他们魂萦梦牵的故园，东南大学才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母校。作为更名后的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作为这一决策的主要领导者和执行者，韦钰是深知其中意义的。
再说建设浦口新区问题。现在由于大桥经常堵车，许多人抱怨新区建在浦口是个错误，却不知为了开拓学校发展新的空间，竟经历了几十年的奋斗，花了几代人的心血。
早在30年代，罗家伦校长就看到中央大学地处市中心。校区蹇促，发展空间太小，车马喧嚣，非适宜办学之地。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拟在南京近郊选址建新校区，这一计划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批准，同意在现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征地2700亩，一期建设费用250万元。不幸刚开工，抗战就爆发了，学校就迫西迁重庆，罗校长建立宏伟美丽新校园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80年代初，刘忠德、管致中担任了学校领导，由于学校事业发展很快，师生人数急剧增加，教学科研用房和教职工住房不敷使用，办学条件空前紧张，而这一切又主要是由于学校校园太小造成的，于是建新校区的问题便又一次提上学校重要议事日程。记得也看了不少地方，如马群、岔路口以及靠江宁的空军气象学院附近等，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没谈成。因为当时南京市有个规划，想把江浦县珠江镇建成南京的“大学城”，希望市区里的大学到那里去集中建新区。可是珠江镇离市区有二十多公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设施不全，拖了很久始终没有一所学校愿去。当时的南京市主要领导有言在先：“市内的土地一寸也不给高校，要去就去江浦”。所以事情就一直僵在那里。
韦钰接任校长后，也把建立新区作为她任期内的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积极筹划，四处奔走。事情的转机是在1987年，中央提出了加快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各地出现了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热潮，江苏省和南京市决定在浦口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当时浦口区区委书记韩庆华提出“要把浦口变汉口”，他清楚地看到，浦口本身科技力量比较薄弱，要改善投资环境，要把高新技术开发区尽快搞上去，必须借助高校作后盾。他主动找到学校。表示希望南工参与浦口地区的开发建设，欢迎南工到浦口建新区，并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韦钰立刻抓住这一契机，多次带领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与浦口区领导会谈，亲自勘察新校址，并积极与省、市有关方面及国家教委磋商，筹划新区建设。翻开那段时间的工作笔记，我发现谈判地、征地、建新校区成了韦钰日程表上的头等大事，占据了她的大部分精力。不仅征地拆迁、规划设计、筹措资金、计划报批等每一件事都极其复杂艰巨，就是校内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主要是感到距离较远、地处江北，交通不便。为此，学校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讨论研究，统一思想。记得在一次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先生参加的校务委员会上，韦钰详细地谈了为什么选在浦口建新校区的原因。她说：“从这么多年与市里打交道的情况看，要想在近郊找地方建新区近乎不可能了。南京市规划的总体思路是沿长江两岸发展，重点是浦口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建在那里，未来的南京国际机场也建在六合(注：后来南京市的规划又做了调整，新机场建在江宁的禄口，江宁开发区后来居上，由于交通和环境的优势，南京建设的重点南移，但那是后话)，因此，今后那里的环境会比较好。从直线距离看，从学校到高新区只有18公里左右，不算太远，主要问题是隔了条长江，要过大桥不大方便。但从长远看，计划中的长江二桥直通高新区，交通会有改善。更重要的是，目前学校的许多困难和矛盾都集中在学校地皮紧张、发展空间过于狭小上。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背水一战，尽快上新区，各种困难和矛盾就会更加尖锐，学校发展就会受到更严重的制约，什么万人招生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什么多学科综合大学，什么改善办学条件和教职工住房就都无从谈起。我们现在是教委36所院校中校园面积最小的学校，在530亩土地上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办成一流大学的!”
应该说，在建浦口新区的问题上，整个校领导班子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校务委员会也是赞同这一决策的，南京市和浦口区以及国家教委也给了我校极大支持，而韦钰的决心和魄力又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1988年4月，国家教委批准我校在浦口建立新校区，国家科委批准我校与浦口区共同建立浦口“科技工业园”，至此，已有80多年历史的东南大学终于在四牌楼校区之外的地方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学校立刻组建新区建设班子，由副校长毛恒才挂帅，按1990年9月新生入学为限，倒排工时，日夜苦战；全校上下，全力以赴，回想起来那情景仍让人激动。新区建设可说是我校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东大人几十年的梦想，几代人的奋斗终于成为现实。
关于建新区的过程不是我要叙述的重点，但我还是想说两点。一是这些年我校在各个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各类全日制在校生已达13000多人，特别是研究生发展很快，博士生、硕士生已达2000多人，提前实现了“九五”规划的目标。学校顺利通过“211工程”预审，进入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高校行列。新区二期工程建成后，仅新区一、二年级学生已达4000多人，差不多等于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如果没有新区，要取得这样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校遭遇困难还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再就是，1988～1989年建新区时，正值国家经济过热之后的调整期，地价和建筑材料相对便宜些。记得当年每亩地的征地费、当地农民安置费连同各种税费只有两万多元，近200亩土地加上一期工程八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总共只花了4000多万元。到1992年新一轮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新区周围的土地一下子涨到近20万元一亩，各种建筑费用也大幅度上升，新区的资产价值等于一下子增值了10多倍。虽然学校因此背了一些债务，但从投入产出的效益看，无疑是很高的，现在若要再建同样规模的新区，远不是四五千万元就能解决问题的了。至于目前交通上遇到的困难，随着长江二桥的建成将会得到很大缓解，从长远看，新区对学校的贡献及地位作用将会更大。
建设浦口新校区无疑是韦钰在校长任期内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东大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始终认为，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作出的唯一合理和正确的选择，是韦钰作为校长对学校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正如陈校长所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这篇文章拉拉杂杂写到这儿，可能已经太长了，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文字的苍白，远未写出我心目中的韦校长。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所所高校的历史汇集而成的，如同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样，一所优秀的大学，一定也有一位杰出的校长，这些校长们(包括那些真正承担领导学校重任的一群人)的历史已成为学校历史的一部分，并将长久地影响这些学校的文化和传统。1989年，韦钰在谈到“东大精神”时，曾说过：“要在学校理直气壮地倡导责任、奋斗和奉献精神。责任就是要承担起对国家、对民族、对学校的责任，就是要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学校的发展而努力拼搏奋斗。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所做的一切将长久地写在东大的历史上，也留在东大人的心坎里。
韦钰是幸运的，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历史时期走上校长岗位的，时代为她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她抓住了这个契机，勇敢地迎接了这个挑战，并展示了她作为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的优秀品质。东大是幸运的，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选择了韦钰这样一位校长，并实现了自己成功而辉煌的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