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中央批准调整南京工学院领导班子，吴觉同志出任南工党委书记兼院长。
时年67岁的吴觉，是一位革命阅历丰富的领导干部。他1928年参加苏北一个进步学生组织，领导过中学生闹学潮；1930年，在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在读大学时加入共青团；1932年20岁时，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选为大学党支部和支部局书记。自30年代至60年代，吴觉同志由从事地下活动，做群众工作，到带兵打仗、组织战勤，到领导大规模建设，一直处于第一线。他指挥过抗日义勇队和著名的淮河大队；先后带头组建过一个营、两个团和两个旅的武装力量，后上升为主力部队；组织、调度过华中战场北线的数十万后勤队伍；率部解放和接管苏北苏南几座城市；还实际承担过组织、领导政务院治淮委员会的工作。其间，在白区，他三次坐过敌人的黑牢；在革命队伍中，也曾蒙冤受屈，被捕和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半个多世纪里，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被称为“开辟和坚持苏北根据地的功臣”、“三省人民治淮的先驱”，可算是经受了各种考验。艰苦的条件，复杂的斗争，困难的处境以及长期挑重担，锻炼出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难怪在南工的欢迎大会上，省里一位负责同志这样介绍说：“吴老是经过几十年革命锻炼的老同志，他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艺术是我辈不能比的。”多年辛劳，加之连续受迫害、受审查，使吴觉同志的身心遭到很大损伤。从60年代起，他不得不长期休息，直到三中全会后，才被恢复了名誉，抱病受命，来南工重新工作。尽管在职时间短暂，但是他的品质、水平和所起的作用，仅从下列几个关键问题上，也可以窥其一二。
一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达十年的破坏中，南工受灾甚重，加上领导人更迭频繁，八年里换过五次，因此，学校各方面积累了不少矛盾，急需解决的问题颇多，真可谓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一年多整顿恢复，学校秩序尚未根本好转，干部、群众思想还相当混乱，停止工作近20年的吴觉，初到这个新战线、新岗位，面临这种新情况，不免感到问题成堆成团，工作千头万绪，究竟该从何着手呢?他跑了几个系，接待了一些人，通过个别交谈和听取汇报，初步掌握了情况，觉得南工任务虽重，问题虽多，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三中全会已经重新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就应当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步步加以贯彻执行。他认为，首先要端正思想路线，如果思想不端正，工作方向就拿不准，在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中就会犹豫、顾虑以至左右摇摆，学校工作就不可能搞好。在党委会上，他征求和同意委员们的意见，当前先抓好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特别是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学好中央文件，深入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弄清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从而大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加快学校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说：“我不是内行，情况也还未摸清，今后，主意大家出，然后分工抓，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这样做，有利于发挥组织作用和集体力量。上下注意发扬民主，不突出个人，既能增进团结，又可少犯错误。现在，工作面宽，党委人手少，每个人分担一个方面，日常工作可直接处理，重要问题集体商定。”
做工作一定要依靠组织，发挥集体力量，对这个思想，吴觉是始终明确而牢固的。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其时，南工党代会已有16年未开了，过去工作未及总结，今后工作没有规划，现有党委委员也只是省委临时指定的五个人，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此，他先后在党委会上提出召开党代会的条件、时机和任务等问题。为了开好党代会，以吴觉同志为首，党委多次进行研究，除作了一系列工作布置，做好组织准备外，特别重视思想准备。
关于如何看待“文革”，吴觉较早而鲜明地提出了完全否定的看法，指出“文革”是一场灾难，决不是什么“几分成绩几分缺点”的问题；而在党代会的预备会议上，他更针对某些同志用错误观点和派性情绪评价我院清查工作，作了严肃的有说服力的发言，批驳了“一派整一派”和为个别人鸣冤叫屈的论调，为开好党代会扫除了思想障碍。会后，他说：“这类思想和论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我的讲话只是暂时起些抑制作用，今后还得靠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加以彻底解决。”
关于如何评价“文革”前的学校工作，吴觉说：“对于‘十七年’已有定论。经过十年动乱，正反对照。我院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关于如何看待学校工作现状，吴觉说：“有人讲‘南工难攻’，这是误解。当然，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有些工作进展不快也是事实，但经过下决心，狠抓一下，如后勤工作，还是有起色的。有人认为南工落后了，我看，对工作总得一分为二，承认落后的一面并没有坏处，不要自己宽慰、原谅自己。为什么不如人家，找出经验教训来就好办，保守自满或悲观失望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群众要求迅速改变学校的面貌，干部要求领导上拿出主意来，这不是埋怨，相反，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这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基础。党和国家给了这么多条件，南工历史悠久，现有基础也不错，我们怀念过去，就应下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关于如何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在起草、讨论、修改过程中，吴觉有多次发言。他说过，“规划是指导工作、动员群众的武器，一定要早定下来。”“规划应考虑四化建设的发展，考虑教育本身的改革，一是学生的质量，一是科研的成果，代表着学校的水准。办学要立足于国内，但还要有世界眼光，看得远些，看发展趋势，瞄准世界最新科学成就，努力赶超。”眼下，学校还应以教学为主。不管学生招多少，提高质量很重要。当然，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的量，如学生、专业、实验室以及科研项目的数量，也不能保证一定的质，两者要配当好，掌握好质与量之间关系的“度”。目前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这不是绝对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还应积极创造条件，按需要与可能，取得数量上的适当发展，力争扩大学校规模，不能机械地与外国某些学院类比，或者囿于现状，把自己的手脚框死。”“推行学位制，是我们高等教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个情况，提示我们要清醒一点，对国内外科技教育形势的发展作充分的估计。毫无疑问，应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80年代的大学，在业务教学上，要提高学生智能的教育，多给自学时间，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专业面宽些，纠正“文革”以来一度忽视智育的偏向，防止片面，强调应用、专业面太窄和单纯灌输。要抓好两大梯队，重视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科研攻关，这样，才能赶上时代需要。”“规划上要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分步进行，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校由以工为主，办成理工结合以至文理工结合，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重点大学。先起个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几次。先订近期的，以后再订远期的，衔接起来。”……规划集中了全院同志的智慧，也反映了吴觉的上述思路。现在看来，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仍未过时，特别是其中关于“理工结合以至文理工结合”的办学思想，对克服理工、文理工分家的弊端，促进学校事业健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吴觉同志对南工的一项贡献。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南工第三次党代会充分肯定了学校过去工作的成绩，总结了历史经验，用三中全会精神统一了党内思想，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会，这对健全和加强党委领导，团结全党，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会上原则通过的五年规划，经过实施和逐年补充之后，已成为后来制订的七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五年规划的制订，使全院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教学、科研一改过去某些分散、自流状态，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也逐步得到改进，南工的发展步伐一天天加快了。
二
吴觉同志来院后，看到学校现状，就考虑到如何发挥行政领导作用的问题。经过集体研究，先推举有经验的同志组成院教学、科研领导小组。接着，他通过组织，表明心意，及时主动地辞去了兼任的院长职务，并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了院行政领导班子。随后，他又强调党政分工，以身作则，十分尊重行政领导的职责和权威，经常支持和鼓励行政领导人放开手脚，独立工作，大胆负责，勇挑重担。当有些人为了行政上的事直接来找他时，他从不轻易表态和直接处理。院部安排就绪以后，对系一级的党政分工，他提倡要趁热打铁，但是工作要做得细一些，于是，党委发讨论稿，开座谈会，一面打通思想，进行试点，一面在行政班子初步调整的基础上，迅速选拔人才，予以充实和加强。党政分工，不能包办，也不能分家，系总支起监督保证作用，支部起保证作用，这在党内和党外、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中，认识并不一致，顾虑也多种多样，而关键是解决党内和政工干部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大小会议上，吴觉曾经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我们这里是一揽子领导，党政不分，过去在地方、部队没有过的。什么事情都拿到党委来讨论，弄得党委整天陷于事务、忙乱，下面不少政工干部也不抓大事，搞代替包办，造成行政干部依赖、等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下去，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怎么能体现得出来?”他还一针见血地提出：“学校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多是知识分子，如果说，过去在政治上不相信知识分子，那么，现在岂不是对知识分子、业务干部的工作能力也不相信了!”从上到下，实行党政分工，强调有职有权，重视发挥行政系统的作用，并明确规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这是南工多年来的一大变化，吴觉同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和促进了这一转变。这样做了，也确实收到效果，从此，党委以至总支、支部，就可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研究工作中带原则性、关键性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委的领导，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在实处。
三
以吴觉同志为首的院党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精神，为了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十分重视落实政策的工作，接二连三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大量问题。
吴觉同志在党委常委和院一级党员领导干部中，提出要首先检查、清理我们自己的领导思想，看看是否符合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的要求。他说：“‘左’或右，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不是‘左’比右好。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上，如果存在‘左’的思想情绪，就看不到落实政策的重要性，就会影响到党的各项政策的真正落实。”他强调指出：“现在，不仅‘文革’中遗留的问题要处理，就是文革前遗留的问题也要处理；不仅冤、假、错案都得及早平反，就是那些定性不妥或处理偏重的案件也要尽快复查。这方面数量较多，情况复杂，可以分批复查。在复查、清理中，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政策规定办事，决不留尾巴。重大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一般问题，由分工的同志去负责处理。”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专门班子的汇报，听取各种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掌握工作进程，在新党委建立前后的两三年中，南工处理了上千件的历史遗留案件，其结果，有力地调动了有关人员的积极性，调整了内部关系，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策观念，增强了群众与党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至今，不少同志对这方面还是深有感受的。
吴觉认为，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处处都涉及政策问题，那怕是做一些具体工作，也往往涉及到如何理解和执行党的有关政策，他经常了解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大家所关切的食堂、住房、浴室等等，几乎成了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的经常议题。他深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从各个方面，诸如工作安排、学习条件、生活待遇、保健医疗以至社会活动等等，加以考虑、落实。为此，党委组织过专门调查，进行过问题排队，并结合上级的工作布署，召集各个系和部门负责人商讨，分清轻重缓急，分工协作来处理。他提出：“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不能全用老办法办事，对牵涉面较广，群众要求迫切的事，要力争迅速解决。”当然，有些事，限于内外因素，办起来和办好了并不容易。他说：“现在办事，要反复磋商，商定了，也迟迟不能兑现。”工作中，为上下左右配合得不够理想，甚至有人背后告状、拆台，他也时有气愤和苦恼。
吴觉来校不久，党委恢复了统战部建制，党内也进行了统战政策再教育，在全省高校中，南工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恢复活动是最早的。吴觉同志曾出席院党委为此举行的庆祝会，并作了热情、恳切的讲话，他充分肯定民主党派及其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就开展统战工作，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了八点意见，表示党委今后一定支持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发展成员，希望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新时期，作为党的挚友，密切联系群众，发挥桥梁和助手作用，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办好学校，作出新的贡献。随后，党委建立了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的关系。在制订规划、商讨工作中，党委认真听取意见，接受批评；而各民主党派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纷纷展开活动，从科技教育等方面为社会发展和学校建设出力，我院统战工作的新局面由此打开。
1980年元旦，吴觉在茶话会上郑重表示：应当把强加在中央大学校友们头上的“伪”字去掉。他说：“中央大学有悠久的历史，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师生们作为不少牺牲和贡献，而教师更是学校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应受到重视，得到信任，不能戴上‘伪’的帽子”。在他的支持下，南工很快组织了以陈章为团长的教授访问团赴美考察，陈章还出席了纽约旅美中大校友会年会，为后来逐步扩大同校友的联系、进行互访和学术交流活动，作了良好的开端。
吴觉有一个基本思想：为了搞好共同的事业，对应当团结的人，团结得愈多愈好。人多力量大，革命事业本来就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他就是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落实党的政策的。
四
吴觉同志多次讲过，我们这些人都属过渡性的，该明智一些，承认“青胜于蓝”、“后来居上”的道理，有点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他自知不能适应未来的学校工作，何时该退该交，心中早有揣度，而当中央强调及早培养接班人以后，后继者该从哪里去找，他就更费思量了。在最初讨论筹建南工新的领导班子时，他说过：“我看，南工这么大，有足够的人才，不相信就找不到合适的。”上级曾经准备从外地调一位负责同志来，他婉言谢绝了，明确主张人选应由自己内部解决，何必他求，也不应他求。他亲自动手物色人选，逐个征询意见，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选拔更是采取细密慎重的态度。在与其他书记、常委共同进行调研、酝酿之后，他要求召开小会、大会，几上几下，提出候选人名单，再请上级派人作实地考核，最后议定、上报。选革命接班人要注重干部的“四化”，既反对论资排辈和阶梯论，又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实践考验的过程，使新的领导班子能较快地配搭起来，并且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为此，他反复探讨，采取了适当的提拔途径和步骤，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让他们多出面和实际主持工作，以求得实际锻炼和群众鉴定。当党委新的领导班子即将建立的时候，他便主动要求自由退居二、三线(未获批准)。新手上来后，他病倒在床上，还不断关心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和下面的反映。中央要求南工输送优秀干部，他也亲自了解，发函推荐。事实证明，在物色培养新手，交班让位过程中，吴觉同志是尽心和无私的，表现了一位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
他说过，选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不及早推选和培养好接班人，我们要犯历史性错误。他希望系和部、处一级新的领导班子也能早点选配好，对此，党委常委曾分工到各系和各部、处，通过个别交谈、了解，召开大小会议，民主讨论和推荐，努力把工作做得早一些、细一些。吴觉说：“选接班人，我们是做了不少工作，可是，还没有一个成套的计划。国家要长治久安，学校也要长治久安。真正了解一个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建立后备梯队的名单，坚持不懈地了解、培养”。
对于我院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吴觉同志既高兴，又感到内疚。他后来说过：“我病倒了，未能亲手参加中层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按工作需要和编制人数，党委还缺少一位副书记，我的责任还未尽到啊!”
五
吴觉同志虽然年老多病，但是他心胸豁达，思想解放。在干部、群众以及领导成员中，曾经因急于改变学校面貌，转为某些灰心失望的情绪。他在常委和行政领导干部联席会上，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南工就是搞不好，讲话灰溜溜，不够振奋，含有消极情绪，这是不好的。过去打游击，遇到困难，右倾情绪就容易抬头。可是，今天的条件大不相同了，有多大困难不能克服的!不该说没信心的话。如说我吴觉不行，这没有关系，不是主要的，我能力是很有限；即使力量再大，个人也不能决定一切，工作总是靠大家干出来的。如果我们从党委常委、正副院长起，能够态度一致，信心十足，讲话办事生气勃勃，就能带动下面，否则层层影响，士气不振，便适得其反了，南工如垮在我们手里，那是要打屁股的，有罪的。”他说：“南工应该搞好，也可以搞好。”要求好好端正领导思想，一扫消极情绪，从上头做起，克服当前存在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他也进行自我解剖。他说：“我来这里是真心实意想做好工作的。当碰到棘手的事，反复研究，采取了措施，仍不能见效，心里就有些苦闷，感到力不从心，出现了急躁情绪，这是不对头的。好在我这个人思想上比较开朗，想不通的，慢慢想来也通了，我工作中有毛病，学校进展不快，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锐意改革，主张因势利导。除了在教学、科研上要破除保守自满，坚持改革以外，提出“学校管理也要改。”“看来，责任制可以推开，大胆地去搞，如教师发聘书，定工作量等等。要适当发些补贴，发点奖金，多劳多得嘛!平均主义、大锅饭要不得。改革管理，教育必须跟上，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绝不能搞金钱挂帅，但是，政治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责任制、物质鼓励加政治思想工作，这样，符合客观要求，比较稳妥。”“我们对事业持慎重态度是好的，但不能过分慎重，变成谨小慎微，观望等待，等人家走过以后再去走，就慢了几步了。重要的是接受历史经验，摸清规律，把工作趋势看清楚。现在，搞生产，建立学校基金，搞些物质奖励，已是一种潮流，要下个决心，订个章程，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搞生产，主要为了教学、科研，也考虑改善教职工的生活福利，教职工后顾之忧解除了，积极性调动起来，自然有利于搞好教学、科研，目的是统一的。”后来，学校也开始发了些奖金、补贴之类，机关也有，而他却坚决不拿，说“我已享受了高干待遇，生活上满可以了。”
吴觉同志为了坚持真理，能直言不讳，不怕压，不信邪，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为整顿学校秩序和纪律，他几经周折，坚决处理了个别下放倒流、无理纠缠的人员。校内有人给予同情、支持也罢，校外有人推诿、扯皮也罢，他一概不理，领导机关存在官僚主义，他就当面摆清事实，据理抗争。一个自杀学生的家属，来校无理取闹，甚至找门路诬告我院有关干部，他几次授意起草报告，上报省和中央，并且准备以个人名义诉诸法律。这类事情虽不大，但也可以看出，为维护学校，爱护干部，在歪风邪气面前，他是敢于斗争，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
吴觉办事有魄力，敢决断，这与他平素注意发扬民主，联系群众，掌握情况，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分不开。他在工作中总想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并把自己的想法坦率提出来，以平等身份，共同商量。在病中，他也从不放过接近群众、了解情况的机会，有时拄着拐杖，气喘嘘嘘地跑到学校看看，找人谈谈，有时则约人到他床前谈心、汇报、开会。为减轻他接待来访的负担，院里准备派一名秘书到他家中去值班，代为处理信访事宜，他不同意，总要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回答问题，做思想工作。他认为，来访者总是带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而找上门的，一般也会通情达理，有些问题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直接关系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不仅不能嫌麻烦、回避，冷淡相待，还应耐心接谈，让人家把话说完，然后设身处地，尽可能予以帮助。生病住院期间，别人去探望他的病情，他却趁机探询学校近况，只顾细问长谈，不顾个人休息，甚至忘了吃饭。他冬春发病时，常常呼吸困难，甚或脸色青紫，需要卧床输氧，事后提起这些，他只是付之一笑，把自己的病痛谐称为“冬眠”。
1978年，吴觉同志被恢复了名誉(注：此时入党时间从何时算起尚未解决，在他逝世后，经组织重新审议才确定)，兴奋中，他曾挥毫题诗一首：人老风霜饱，四化前程好，烈士抛头颅，幸存当折腰。1979年，他壮心不已，谢绝了有关方面的建议，既不想去就较高的职位，也不带一个熟人作帮手，而是身负“打开新局面”的委托，独自抱病前来南工就职。人地生疏，病魔缠身，实际工作只有三年多，他遵循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替南工所作的许多周密安排和雄心勃勃的设想，虽然不能全部实现和很快见效，可是，这位有胆有识，正直朴实的老同志，为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确实是在竭尽心力，瞻前顾后，站好了最后一班岗。
从上述几件事上，不难看出，在一些方向性和重大原则问题上，他能够站得较高，想得较深，看得较远，也把握得较准较紧。在他逝世时，南工党委在上报省委的一件文件中，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对学校工作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吴觉同志在党的指引下，在南工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起了关键性的推进作用。道路已打开，基石已铺设，南工徘徊不前的局面，从此结束。
看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上关于吴觉同志的传记1，再回顾他来南工的这段史实，用“几经风浪干革命，一生坎坷为人民”这两句话来形容他艰辛地度过了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大概不为过份。他在晚年余生中，依靠组织和群众，为南工发展史添上了光彩而重要的一页，又以身作则，以其难能可贵的领导气质，在同志们的心底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和学习榜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吴觉同志就象一支红烛，驱暗照明，炽灼无声，把身上最后的光和热都默默地奉献了出来。
1苗縯蔩：吴觉，刊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胡华主编，198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