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粟同志曾经是南京工学院的首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在我校工作只短短几年，离开学校已数十年，今已人天永隔 ，但早年领导我们工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怀恋不已。
　　汪院长来南工，正是他四十岁盛年时候。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仪表迥然不同于解放初期见到的许多老干部，而更象一个知识分子。实际上，他确又是一个位久经革命锻炼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老同志。他十分热爱教育事业，准备在学校工作一辈子。到校不久，以他为首的校党委，就抓住了学校的关键问题，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南京工学院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合并了若干所大学的有关系科而建立的多科性工程高等学校。当时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的暴风雨已经基本上过去，但政治活动过多的情况仍未消除。汪院长到校后，就着手抓学校的中心工作，控制各种会议和活动，引导全校师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办学上来。1953年，全校从院到系制订了四年教改计划，教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1954年起，又开始抓科研工作，组织科学讨论会，出版学报，明确提出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使科学研究也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列入计划。
　　汪院长正确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52年上半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有其必要性，推动了思想改造，但另一方面，群众运动总难免出现某些偏差，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汪院长明确指出，办好学校要依靠教师，要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为了解决政治运动中遗留的某些问题，他从党内到党外，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党团员青年教师，则教育他们过去搞学生运动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于今后的学校工作。他要求青年教师努力学习，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要尊重老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业务知识。他还就某些人鼓励学生去指责教师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汪院长通过各种座谈会和个别谈心，鼓励老教师们畅所欲言，听取他们对办好学校的意见。他还把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先后分别安排到教研组主任、系主任、副院长等岗位上，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作用。许多老教师都怀有知遇之恩，一位早已调离南工的老教授，在耄耋之年专门从外地赶来看望老院长。
　　对于学生，汪院长明确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并要求全面发展。学校建立了三好生和三好班的评选制度，鼓励学生互相帮助，努力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同时又大力推广群众体育活动。至今东南大学一直是群体活动的全国先进单位，这不能不归功于五十年代就开始的工作。
　　对于机关和后勤部门，汪院长要求他们应该为学校的中心任务服务，他对这些部门的干部说，任何单位都有人事、保卫、后勤等部门，但学校是教育机构，教学是学校的中心任务，所以学校里这些部门的工作必须围绕教学这个中心任务，起保证作用。否则，学校和其他单位就没有什么区别，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当时南工行政部门职工，不断改进工作，主动配合教学，处处关心教师，并以为教学服务为荣。汪院长也注意发挥机关和后勤部门的积极主动性，除影响全局的大事外，在部门职权内的事，就放手交给部门独立负责处理，不多干预。
　　汪院长也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党的力量薄弱，党委决定加强组织发展工作，他除了组织党员学习，亲自讲党课外，还带头承担组织员的任务，与发展对象谈话，担任入党介绍人，把具备条件的积极分子，包括一些老教授，发展入党。
　　所有以上工作，当然都是由当时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师生员工集体完成的，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院长兼党委书记的汪海粟同志。经过了这样一系列工作，又加上五十年代人人要求进步，争相作出无私奉献的精神状态，学校风气良好，师生之间、教工之间关系融洽，工作有条不紊，校誉蒸蒸日上。大多数人都感到心情舒畅，至今犹念念不忘，公认为这是校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1953年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汪院长作了介绍了南工依靠知识分子办学的经验，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汪院长虽已离校很久了，但他仍常关心我校，老南工的人也常去看望他。1988年，南工更名为东南大学，老院长作为贵宾应邀参加庆典，并题词：“台隍枕吴楚之交，师徒尽东南之美。”
　　五十年代前期汪院长在南工所做的这些工作，今天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与后来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所作报告的精神完全一致。但在当时，具有这样观点有这样水平的人还不多，有勇气敢于这样做的人则更少。而在一些“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人看来，这些都是很不顺眼，有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事。1955年，学校先后调入了几位干部，他们自以为发现了重大问题，向上级作了汇报。从1956年上半年起，先是上级党委派员来检查南工党委的工作，在梅庵开了十三次党委会；接着，在省委常委会上，汪院长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在全省高校及科研单位党员干部会上，又对汪院长作了点名批评。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汪院长虽已自身难保，却还是作了很大努力想保护一些同志和老教师。但个人毕竟难挽狂澜，不仅未能保住别人，终于连自己也被浊浪冲出了学校，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当时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是所谓：敌我不分，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执行专家路线，排斥工农干部，强调学校的特殊性，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等。这种把正确的东西加以歪曲，然后无限上纲的手法，那时大家还不大懂得，只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泛滥成灾后，才看清了它的严重破坏作用。历史无情，凡是违反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意志的事物，可能得势一时，然而终究还是要被推倒的。作为曾经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一名干部，特别是作为当时历史的一个见证人，我有幸看到老院长错案得以平反，看到他离开南工后，在党政领导岗位上又发挥了他的才能，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当年我校几位反汪的领头人，后来也都调离了学校。事过境迁，扪心自问，他们中确也有人对五十年代的事发出“不堪回首”的感慨。在大起大落的历史潮流中，人难免一时认识不清，甚至犯点错误，但事后应明辨是非，吸取教训，才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老院长以其坦荡的胸怀、无悔的心情回归道山了，而他的业绩和精神，将长留在我校的历史上和后人的心田中。特别是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的品德、实事求是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作者原是汪公任南京工学院院长时的教务部副主任，八十年代曾任南京工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