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罗先生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於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秋进入该校政治系的学生，他於三十年八月辞职离校，两年时间接触虽不多，但因正处对日战争最艰困的年代，同学们对国事和校事都十分关心，从而对一校之长的种切，也就特别留神注意。
    与罗先生接触频繁，是三十八年入台以后。四十三年秋我担任国民党总裁蒋先生的新闻言论秘书，他是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工作上关联甚多，加之蒋先生有些文字史料方面的事，有时要我问问罗氏的意见，因而师生情谊，日见亲切。
    以我个人亲身体察，看他如何主持中央大学校务，将一所并非顶尖的大学，於不到十年时间，一跃而为战时中国最有名的第一所学府。
    罗氏就任始於一九三二年八月，离职为一九四一年，九年之间，以春秋正富之龄，的确为全校兴革与师生教学投注下无限心力。即使他离职并不是十分自然而愉快的，然而他对学校的贡献，绝对是斑斑可考，功不唐捐。
    如果说是我国教育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谁曰不宜?
    在与罗先生私人谈话中，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办中央大学是一生引以为荣的事。事实上，如追述罗先生平生的学术事功，亦必然以此为基石，而他真正留给后代、留给历史，乃至留给他自己的，似乎也以那一段年期最关重要的。倘使说：那是罗家伦的黄金十年，应不为过。
    罗先生究竟是怎么办中大的呢?当其上任之初，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曾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个概念，如假以时日，他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畜、有教无类的综合性大学，并以之为实验场和发祥地，来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
    他除了提出“诚样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的特色，并订定“安定、充实、发展”三个时期的治校方针，希望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方针一旦确定，跟着实践力行。当其到校之时，正当日本大举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那个时期反日情绪激昂澎湃，校园青年血气刚强，自是反应最敏锐的场所；加之中大处于政治中心的南京，一些外在因素也影响校内安定，於是学潮迭起。
    罗先生以五四健将、过来人的身份，倒是很快将学校安静稳定下来。其时，罗家伦还未到四十，改革企图於安定后勃然兴起。民国二十三年他认为中大地处都市中心，地狭人稠，无发展余地，於是以“建立中大新校址”为职志，事实上也获得当时政府支持。新址选定在城郊，广及八千余亩的一个地方。可惜动工不到两个月，对日抗战全面爆发，一切只有改变。建校不成，罗先生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让学校能在炮火下办下去。
    罗氏认为校名既然是“中央”，自应跟着政府走，这便是他极力主张迳迁陪都重庆的著眼。方向既定，如何使力，乃是大问题，因为一所数十年，师生二、三千人的大学要大迁徒，真是谈何容易。
    凭著他的判断、计划与干劲，在师生共同协力之下，居然不到一年时间，就能在重庆郊区沙坪坝建立起简陋的教室、宿舍与办公房继续上课招生，弦歌不辍，这的确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
    由於这次“大搬家”相当有计划而彻底，图书仪器等固然全无损失，连农学院实践牧场的牛只也迢迢万里，经年余间赶到重庆。这种患难相从的情谊，无形中也增强了师生的向心力。罗校长於是趁机借势，继续求中大的充实和发展。当时政府困难，一切以军事为第一，因此只有克难节约，从自助人助入手。
    综其要略，大致为：
    (一)提升师生的荣誉感，在物质条件远不如原在后方的大学那种情况下，一定要把中大办成全国第一所最受尊重和企望的大学。
    (二)网罗全国最优良的师资，借重庆为首善之区等优势条件，让最好的教授都到中大来。
    (三)增加院系与研究所，兴战时同盟国如美、英等著名学府作学术交流，提高自身学术地位。
    诸如此类措施，二、三年之中，中大果然声誉鹊起。以全国联考为例，差不多积分最高的学生，悉以中大各科为第一志愿，无形中默认中大为当时最大最好的学府。随着中大地位的升高，罗先生个人的声誉也跟著增长。
    可是人总是非常现实的，办公家事往往是非恩怨特别多，连国立大学亦不例外。况且为政治中心的重庆，“泛政治化”虽不若今日台湾，然亦在所不免。
    罗先生正是在此种复杂环境下，慨然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离职不干了。
    凭良心说，以罗氏对学校的贡献，且当其正好一展宏图之时毅然求去，一则是时势弄人，再则更是学校的损失，此所以罗氏去职之后一、二年，学校又转而处於不安定的状态。
    罗家伦先生专攻历史，文学造诣深堪，其才清横溢，爱国忧时，无疑是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有志之士，学成问世之后，更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士人学者，办学如此，问政尤然。
    惟其出入学政之间，是非也跟着缠绕，此正所谓“盛名之下，谤亦随之”。但不管怎样，他办中央大学是绝对成功的，而其有为有守的书生本色，已为历史肯定而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