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斐
上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东南大学与中国科学社的结缘，壮大了东大的师资队伍，吸引了各地贤哲纷纷来此聚集，使东大成为我国“科学家的大本营，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大批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首批专家。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我国深具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清王朝愚昧、落后、灭亡的根源，认为唯有教育才能救国、唯有科学才能兴邦。他们纷纷飘洋过海到欧美各国，继1909年首批“庚款留学潮”之后，形成了新一波留学高潮。
而这位后来成为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祖籍江苏江浦，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年轻时即十分崇敬南朝的宋雷次宗，集天下之英才，泓教于鸡鸣山下，名垂史册。郭秉文立志步其后尘，走兴学育才之路。他早在辛亥革命的前三年即1908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了理学士、教育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教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体制教育沿革史》，答辩通过后先在美公开发表，后在国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亲为作序，序文中称：“郭博士之著是书，不独表扬己国之事迹，且俾西人，恍然有误于中邦维新之变革。”当他埋头写论文之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之前身）就聘定他为南高教务主任。真可谓天遂人意，心想事成。1915年郭秉文终于来到斯地，就任斯职，先后任南高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东南大学校长，主校十年，一展其抱负。
1914年，众多留美精英，眼看学业将成，报国情切，遂有任鸿隽、竺可桢、胡刚复、秉志、杨杏佛、过探先等发起，创建“科学社”，宗旨是“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实业发展”。1914年开始筹备，1915年正式成立，一致推举任鸿隽为社长。郭秉文留美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任中国留美学生会秘书长兼《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他对中国留美学生情况比较熟悉，同时和任鸿隽又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志向也同，都想兴学育才，故郭秉文自应聘南高之始，就盛情邀任鸿隽及科学社诸成员，来南高共同创业，并建议“科学社”日后也迁来南高。
南高也是1914年在原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基础上筹建，1915年成立。至南高招生开学之际，已有多位科学社成员来校任教，未几，科学社的发起人几乎大部分来校，最后社长任鸿隽也来了。1918年科学社由美迁回中国，开始就落脚于南高校园，并更名为“中国科学社”，至1920年方迁至成贤街文德里新址。“中国科学社”的成员遍及主要高校，办有《科学》杂志，其组织建设工作延及至新中国成立。
“中国科学社”的成员皆德才皆备、学艺双馨之士。现简要介绍几位如下：
竺可桢，著名教育家，我国地学、气象学一代宗师，美国哈佛大学地学博士。他在南高、东大工作十年，创我国首个涵地理、地质、气象、矿物等多个领域的新型系科，亲自开出十余门主要课程，带出一大批教师，造就了一大批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专家；其所著《南京之气候》、《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以及有关台风等论著，均被公认为权威之作，其观点和方法至今为学者采用。研究联系实际，面向民生，努力为经济、生产服务，是其特点和可贵之处。
秉志，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动物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韦斯特神经学院研究员，南高、东大生物系主任。秉志以后湖（即今之玄武湖）为天然实验室，那时的湖面及周围荒地比现在的景区要大许多，苍茫一片水域大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陆上蹦的，各种树木花草，丰富多样，秉志与其助手从这里和全国各地，采集和制成了7万余件动植物标本，一批虎熊及稀有飞禽标本尤为珍贵，在口字房（学校主教学楼）建成我国最早最丰富的动植物标本室，被生物界公认为我国生物界最宝贵的财富。孰料一场大火使全部标本毁于一旦，东大校董会鉴于秉志和生物系业绩显著，特筹10万银元建生物馆（即今之中大院），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基于秉志的品学成就，亦对建馆予以赞助。早年为一系一学者盖一大楼，开历史之先河。秉志悉心治学，倾心育才，获全体师生拥戴。秉志终身事教，学子遍华厦，已皆是动、植物学界之前辈。
胡刚复，著名物理学家，我国近代物理奠基人，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南高、东大物理系主任。胡刚复治学严谨，重教育才的精神作风，及他本人在光学、电学、磁学等方面的造诣，为东大物理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致事业兴旺、菁英辈出，走出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等七位院士。物理界为彰显胡刚复对中国近代物理学的贡献，特设胡刚复奖。
杨杏佛，著名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秘书。辛亥革命胜利后，弃位赴美求学，获康乃尔大学机械学学士、哈佛大学商科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高、东大教授，曾主持商科工作。时中国处于军阀统治之下，莽莽神州，若黑暗无声世界，唯东南大学这一方净土，允许任何主义、学说在此传播、辩论。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杨杏佛已在这里宣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论》，他鼓励学生参加“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梅庵和学生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在玄武湖和同学一道庆祝马克思诞辰，讲马克思生平，勉学子为认定的理想和目标而献身。杨杏佛得到了广大学生的尊敬和信任，“不愧为南高、东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一位民主革命的老战士，却为东大社青团、共产党的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杨杏佛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无情揭露将介石的罪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怒而密令戴笠指使特务，于1933年9月18日将他暗殺于上海法租界。
任鸿隽，著名教育家，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科学社社长，历任东大教授、副校长、教育部司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等职。任鸿隽在东大时间不长，贡献不小，主要有：一是向南高、东大推荐了多位厚德饱学之士。二是东大诸多改革和重大举措，他都鼎力支持，如“开女禁，在国内首创男女大学同学”，社会阻力甚大，任鸿隽力挺。任的夫人陈衡哲，东大文科教授，擅长西洋史、文学，系中国第一位女教授，他们的结婚仪式就是在梅庵举办的，文明婚礼，开社会新风，传为佳话。三是南高在申请创办东南大学的过程中，任鸿隽正好在北平教育部工作，各部委间有许多事要沟通、商量、请求支持，任鸿隽穿针引线，帮郭秉文做了许多事，且乐此不疲。是故经批准后在筹建东南大学校董会，确定由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有影响的部长、工商巨子、上海商会主席、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等成员，组成中国高校史上阵容最强、实际作用最大的校董会时，教育部特别指定任鸿隽任东大校董会董事。任鸿隽一生的最亮点是：主政四川大学十余年间，殚思竭虑，倾心改革建设，业绩辉煌，使川大的规模、声誉和学校水平都上了新台阶，给川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难忘的印象，致60余年后，由川大后辈撰写校史时，不吝以十余页篇幅，颂扬这位老校长的光辉业绩，这在全国各高校史上，亦属罕见。
“科学社”成员先后来东大任教的，以及东大教师参加科学社的还有：文理科主任孙洪芬；教育科主任陶行知；工科主任茅以升；农科主任邹秉文；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哈佛大学农学博士胡先骕等共30余人，其中多数后来均成为所任学科领域内的创始人、奠基人、或开拓者。
郭秉文始终把广延名师当作办好学校的根本大事。教育部多次派郭秉文率团考察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郭均藉此良机，寻觅人才，礼贤下士，引得俊彦归。原燕京大学校长、后任美驻华大使，堪称“中国通”的司徒雷登，在其所著《中国五十年》一书中对郭秉文赞誉道：“他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的学科。”其实，司徒雷登了解的情况和统计的数字尚不完全，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多不少。
蔡元培是我国近现代的著名教育家，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北大老校长，他的办学理念新潮，他倡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他对东大很友好，帮助大。当年中国十位名人以十大理由向国务院倡议创设东南大学，蔡元培领先署衔；东南大学正式成立时，蔡元培又兼任东大校董会董事；1928年4月，江苏大学更名为中央大学，还是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即教育部长）时所决定，并由蔡元培亲自到校宣布。但大教育家也不免偶有眼光不及之处。例如，在大学及学科之建设问题上，蔡元培曾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认为“学”与“术”应有所区别，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办高等教育应有分工，工、农、商、医等偏重应用的可称为“高等专门学校”，文理及法等偏重于研究学理的可称为“大学”，是故他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停办了农科，调出了工科（调入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前身），只保留了文法两科，遂成为北大之损。
郭秉文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一所大学内，可以设偏重学理的学科，也可以同时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互济，相得益彰。他到南高不久，就提出了“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他认为：“欲振兴教育，需办好高师；欲办好高师，宜将高师办在大学之内。”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当时社会的需要，从1916年到1918年，南高先后设立了工艺专修科、商业专修科、农业专修科、教育专修科，师范设实科，南高开全国之先河。这四个专修科的设立和发展，为以后创建东南大学创造了条件。东大成立时，即设文理、工、农、商、教育五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冠。茅以升博士就此曾说：“本大学学制，以工、农、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之所在也。”此后，郭秉文又在阐述自己办学思想时，专门论述了“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把“学”与“术”、“学理”与“应用”及大学学科建设的问题，讲得更明更透了。
东南大学，学者荟萃，贤哲云集。
文科
有早年受业于章太炎先生、后获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被教师奉为魁宿、誉为纯粹君子的刘伯明；有被称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哈佛三杰”中的两杰，即汤用彤和吴宓（另一杰为陈寅恪，后去清华）；有“柏大三俊”，宗白华、方东美、施学齐，皆赴德留学后任柏林大学文史研究员；有著名心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陆志韦；有梅光迪、陈衡哲；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卢锡荣；有国学大师柳诒征；著名国学家王伯沆、吴梅、蒋竹庄、陈中凡、陈去病、胡小石、姚孟王员、钱基博、顾实等。
理科
有数学大师熊庆来，著名数学家何鲁；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胡刚复；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吴有训；美国哈佛大学地学博士竺可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地学研究员张正平；美国理海大学地学研究员孙佩章；美国依利诺大学化学博士李寿恒；瑞士日内瓦大学理学博士赵承锻。
教育科
有著名的教育家、教育改革家、后被誉为贫民教育家、乡村教育家、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他获得美国依利诺斯大学硕士，在哥大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有著名教育家、教育改革家、美国哥大哲学博士、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会长的郭秉文；有美国勃朗大学教育学博士廖世承；有美国哥大教育学博士程其保；哥大哲学博士朱斌魁；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艾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郭任远等。
工科
茅以升，我国桥梁工程鼻祖，美国加里基理工大学工学博士；涂羽卿，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硕士；杨肇燫，麻省理工大硕士；刘润生，美国康乃尔大学工程师；陈荣贵，纽约工程大学工厂主任；张延金，美电机科硕士；徐乃仁、余谦六，皆康乃尔大学硕士。
农科
秉志；胡先骕；常会宗，法里昂大学农学博士；唐启宇，美农业经济学博士；张景钺，美芝加哥大学植物学博士；胡经甫，康乃尔大学博士；钱崇澍，哈佛大学研究员；郝巽坤，美加州大学农科博士；姚醒黄，美犹太省农业大学博士；罗清生，美堪萨斯州立大学博士。
商科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孙本文，美伊利诺大学社会学博士；杨杏佛、邝光林，均系美哈佛商学硕士；沈簌清、林志煌、林振冰、唐庆诒，均系美哥大硕士。
当年我国国立大学仅北大、东大两所，两校关系友好，两校教师对彼此情况都比较了解。故而有北大教授梁和均先生的《记北大（东大附）》一文，文中有云：“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这自然是梁先生的谦让之词，就人文领域师资阵容而言，没有学校能与北大相比。就自然科学领域师资的阵容而言，学界则有“东大是科学家的大本营，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说。1922年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拟在中国科学力量最强的大学建造一所科学馆，专门派孟禄博士和威尔逊教授到有关学校作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东大科学力量居全国之首。1923年，经东大校董会、东大行政、洛氏基金会三方面会商，决定在口字房原教学楼旧址，建造科学馆，校董会筹资10万银元，洛氏基金会负责10万元美元，1924年破土动工1927年落成（即今之健雄院），开国立大学接受外国基金会资助之先。
老东南大学这棵大树，根深、干壮、枝叶茂盛，在新中国的土壤及历史条件下，先后由此衍生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所著名高校，此种情形，中外罕见。
从1915年学校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1927年东南大学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短短12年间，从这里走出来的师生后来有32位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校友笑言：老东大是院士之乡。其中：
教师被遴选为院士的有15位，他们是：周仁、陆志韦、竺可桢、秉志、叶企孙、茅以升、赵承嘏、陈焕镛、钱崇澍、戴芳澜、陈桢、胡经甫、张景钺、郑万钧、秦仁昌。
学生被遴选为院士的有17位，他们是：吴有训、金善宝、恽子强、冯泽芳、伍献文、五家楫、杨惟义、严济慈、柳大纲、吴学周、赵忠尧、施汝为、张肇骞、何增禄、王葆仁、陆学善、袁见齐。
院士中有三位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他们是：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
从这里走出来的师生，后来担任大学校长的有15位（有人兼院士和校长），有校友笑言：老东大是大学校长的摇篮，他们是：
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
汤用彤：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叶企孙：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茅以升：河海大学、北洋大学、北方交大等校校长
竺可桢：浙江大学校长
任鸿隽：四川大学校长
熊庆来：云南大学校长
吴有训：中央大学校长、上海交大校长
金善宝：南京农学院院长（现为南农大）
郑万钧：南京林学院院长（现为南林大）
陈鹤琴：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现为南师大）
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袁见齐：中国地质大学校长
张江树：华东化工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