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遇事作深谋，人杰罗公堪与俦。
校史钩沉弄拙笔，几多感喟在心头!
母校中央大学原址在南京，后因抗战爆发，在罗家伦校长领导下西迁重庆。这件旧事口碑载道，影响深远，迄今悠悠七十多年，仍被海内外老校友们津津乐道。
众所周知，1937年夏，“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事相继发生，北京、天津和江浙沿海首当其冲，遭到日寇悍然入侵，一时间，文化机关纷纷内迁。
正当沿海高校纷纷内迁、阵脚大乱之际，惟有母校中央大学处惊不变，校长罗家伦临阵不慌。不过，他那时也曾受到校内外人士的许多干扰。有的主张迁到南京城外开挖防空洞维持下去，有的主张迁入上海的租界，有的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有的主张迁往江西牯岭或武昌珞珈山，还有主张迁至湖北沙市或宜昌的。但罗校长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决定一步到位，直迁四川重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那年“七七事变”不久，罗校长就派遣法学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奔赴重庆寻找新校址；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有关人士的支持，故得以借用重庆大学校区的松林坡一角。罗校长获知后，便早已成竹在胸了。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迁都的初选地点是武汉，而中大反先迁重庆，因此有些人不理解。罗校长列举了三点理由：(1)抗战将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2)水路便于运输。(3)重庆地形有利于防空。这样一说，大家也就不得不信服了。有诗云：
搬迁大计费筹谋，众口难调议未休。
共服罗公具卓见，一槌落定在渝州。
当年母校由南京直迁重庆，如果说，“罗校长的这一决策胜过了别的学校”，固然此话不错，但这种说法其实仍把罗校长的先见之明低估了一年。实际上，早在“七七事变”一年之前，即1936年我国华北发生冀东事变之时，罗校长就已预感中日之间迟早不免一战，那时候他就暗暗进行了有备无患的长远考虑，特地命总务部门打造了一批大木箱，内壁加衬铁皮，以备长途运输之用。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多几天，他就嘱总务处把这批大木箱取出550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待命。不难设想，倘若此事没有早先的未雨绸缪，则当时南京的军情何等危急，哪里还有可能制备这些大木箱呢?1937年8月15日，日机第一次轰炸南京。这时候，中大的首批重要物资几百箱就已安然运到长江边的“怡和”及“太古”码头趸船上了。有诗云：
老天慷慨降人才，倜傥罗公掌校来。
明察倭奴非善类，神机妙算早安排。
那年的八月份起，日本飞机对南京实施了四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一时间，南京成了烈焰腾空的火场和血肉横飞的死海。中大的普通化学实验室中弹起火，损毁房屋七、八处，死校工七人。大礼堂讲台和校长办公室被炸，有几天罗校长只得在树荫下办公。附属牙医专科学校校舍被夷为平地(该校28箱贵重仪器刚在当天早晨运出)。全部女生宿舍被炸毁，幸无人员死伤。文学院和实验学校也分别挨了炸弹袭击。
再说先期前往重庆寻访新校址的马洗繁先生一行。他们较顺利地觅到了重庆大学慨让的一块地方，即马先生向罗校长报告的“自成小小格局的地址”，也就是嘉陵江边松林坡一带的地块(溯江稍上的柏溪是第二年才觅到的)，于是立即做准备工作。1937年9月23日，罗校长接到教育部准迁的命令，便要求重庆方面立即动工兴建校舍。10月初，他再派事务主任李声轩、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工程师徐敬直等携款前往重庆襄助建校工作，不分日夜地紧张施工。最后，可容一千余学生的综合性大学临时校舍，包括一大批教职员工的生活用房在内，竟然在短短的42天内全部建筑完毕，可谓罕见的奇迹!
这里需要补充一笔：当年八月份，罗校长在委派马洗繁和吴干两先生赴渝寻求校址的同时，还曾派遣医学院教授蔡翘赴成都谋划医学院迁址事宜，又派心理系教授王书林赴武汉筹设中大办事处。上述四位先生离宁后，一心扑在工作上，便再也没有顾及家庭，以致后来南京沦陷时他们的家中财物均在兵燹中悉数付之东流。其中马先生的损失尤为惨重，连他平生积累的学术资料、讲义文稿和珍爱文物也都荡然无存。据了解，罗校长后来曾当面嘉许马先生毁家纾难的可贵精神。有诗云：
千人黉舍六周成，海内但闻啧啧声。
隽彦同心效鼎力，毁家纾难见丹诚。
那年的暑假中，罗校长曾对离校的教职工及新老学生发出通知，一律限于10月10日前到达汉口的中央大学办事处报到。于是，在抗日战火烽烟中，伫候在汉口的中大师生以及先期启运的学校物资，均利用长江水运之便，先后陆续溯江而上，浩浩荡荡完成了西迁壮举。十一月初，母校终于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复课开学。几乎同时，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也在成都开学。
这次西迁，由于准备充分，指挥得当，用人得力，疏散及时，使学校所受损失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在物资转移方面，除图书仪器外，还有不少十分棘手而不易搬运的物件也在空袭警报声中抢运了出来，例如重达七吨半的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和拆卸了的三架飞机，以及用于医学解剖的浸在药液中的24具尸体标本等，都得到了及时转移。所有上述物资，总量异常庞大，而当时的运输工具却极其紧缺。所幸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闻讯后，一口答应罗校长：愿意无偿的为中大服务，将所有物资分批自南京、汉口运到重庆。卢先生非但不想乘机发国难财，反而挺身而出，为保全国家文脉而甘愿做大大贴本的买卖，其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有诗云：
物资山积大江边，欲运无舟亦枉然。
高义卢公施援手，分文不取代搬迁。
当母校最后从南京撤离时，丁家桥农学院的农场还留下了不少良种牲畜和家禽，包括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美国鸡、北京鸭等。当时罗校长对场长王西亭等人说：“这些动物可迁则迁，如不能迁，放弃了也不会怪你们。”到了南京失守前四天，王场长和几位工人却以无比坚定的报国决心和爱校热情，为这些禽畜雇了木船渡过长江，然后让鸡鸭篓子架到牲畜背上，像沙漠中的骆驼一样向内地缓缓撤退。他们往往一天只能走十几里，甚至有时走了一二天，还要休息三四天。他们一路上经历了几千里艰难的跋山涉水，顶住了四季变幻的冰霜雨雪和烈日风沙，挨过了整整一年的颠连困顿，方在第二年的十一月到达重庆母校新址。当王场长等人向罗校长报到时，他们已一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枯槁，憔悴不堪。罗校长见了，再也忍不住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中大西迁的成功，使她在图书、仪器、教学设备等条件方面建立起强大优势，大后方众多综合性大学均难以望其项背。从此投考的学生趋之若鹜。南京最后一学年时全校学生人数为1072人，第二年在重庆时增加了新生和转学生共近1000人。随着母校的声誉鹊起，知名学者和专家们亦纷纷受聘来校任教。毫无疑问，中大的西迁成了她壮大发展的契机。这对抗战时期专门人材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当年母校的胜利西迁，曾赢得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与赞赏。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地说：“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被赶到了重庆。”
对于此次大迁移，罗家伦校长在形势复杂多变的紧急关头始终临阵不乱，指挥若定，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大女儿罗久芳曾说，她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三句话来勾勒：“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掌权十年的中央大学校长。”在上述第三句话的十年期间，中大经历了抗日战火的洗礼。面对这次浩劫的考验，母校圆满地实现了千里迁川的壮举。这是罗先生在他校长任期内团结各方志士仁人取得的杰出成就，无疑地将在校史上永远放射熠煜的光华!有诗云：
春风桃李沐恩深，旧话西迁传到今。
先辈功勋彪史册，千秋鼓舞后来人。
（中大机械系 苏笺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