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人有爱校的传统，从2002年到现在，我讲“六朝松下话东大”这个课题这个讲座今天是第34次就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这个题目也远不是第一次，当我们从浦口校区、四牌楼校区第一次迁到九龙湖校区的时候，学校安排的第一场讲座就是“六朝松下话东大”，每一次讲我都努力把课件做认真地修改，对讲的内容做认真地补充，这一次讲，我们从原来67张PPT今天增加到102张，我们努力把这个题目认真地做好。“六朝松下话东大”是能够激起同学们、我们的老师们对这个学校的热爱，希望我们东大人通过这个讲座能了解我们学校悠久辉煌的历史，更爱这块土地，更爱这所学校，更愿意为东大的腾飞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下面我就开始讲座。
这个讲座就以我写的东大校歌的歌词的顺序作为线索，讲我们学校1700年的历史。
“东揽钟山紫气，北拥扬子银涛。”这两句在校歌的十句歌词中是交代东大的地理位置的。我们的东面是紫金山，北面是扬子江，“紫气”不是只老子过潼关时候“紫气东来”的“紫气”，这里面暗指是一种吉祥之气。紫金山因为它的石头是一种暗红色，所以这个“紫气”也暗指紫金山给我们东大带来的吉祥之气。庾信《哀江南赋》中便有；“昔之虎踞龙蟠，加以黄旗紫气”之句。这个“揽”字，本来是一个动作，正表示我们紧靠紫金山，站在东大校园的高楼上几乎对紫金山伸手可及，一个“揽”字可以揽紫金山入怀。“北拥扬子银涛”，“拥”这个字也带有拥抱的意思，当年我写校歌的时候，东大的校园主要分两块，江南的一块就是我们四牌楼校区，江北的一块是浦口校区，我们学校客观上跨了长江两岸，扬子江似乎变成了我们东大的校内之河了（热烈掌声）。本来这里呢我用“北跨扬子银涛”，这样呢用“拥”呢，就把它抱在我们怀里，这样表示我们学校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所以开头两句我故意用《临江仙》这个词调，它有十三种格式，我用第六种，第六种是以两个六字句开头，而且平仄正好相反，易于构成对仗。在这里“东”对“北”， “揽” 对“拥”，“钟山”对“扬子”，“紫气”对“银涛”，“紫”和“银”都是色彩词表示颜色的，所以应该说对于词来讲对得是很工整，也有人说你还不是对得最工，因为“钟山”对“扬子”并不十分工，这句话是很内行的话，但是词里面的工整和诗里面是有区别的，在词里对仗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对仗很工整。这两句呢，我们交代了东大的地理位置，同志们现在看一下南京的粗略的地图，这是我们四牌楼校区，你们可以看到东南大学几个字，你看离钟山有多远？很近很近。站在我们校园的高楼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紫金山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所以说“东揽钟山紫气”是看得很清楚的。“北拥扬子银涛”我们的浦口校区就在那个京新村旁边一点点，那个地方就和我们浦口校区隔着一个长江大桥，扬子江离我们非常之近，所以“北拥扬子银涛”。用这样两句话马上就带一个很强的地域特点，正因为扬子江是对长江下游的这一段的称呼，九江以下的这一段叫扬子江，而且在外文的英译，长江都译成“扬子”对不对？实际上就我国来说扬子江是长江下游这一段江面的称呼。在这样一个世界著名的大江旁边，又在钟山这个著名的山峰脚下，又在南京这样一个十朝古都的古城建设这样一座著名的高等学府就有了一个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尽管四牌楼校区的面积不大，所以我们被迫又迁到江宁这个校区来，我很赞同学校领导的这个举措。我们有四千亩左右的土地，前两天于丹到我们学校来，学校领导安排吃晚饭的时候正好我也到这边来上课，学校安排我跟她一起吃晚饭，她刚刚来的时候就讲说：“你们学校的校园真大啊！”因为来吃饭之前呢我们郑校长陪她在九龙湖校区转了一圈，她说你们这个校园真大，她说你那块图书馆门口的草坪有多大啊，校长说有两百多亩。一块草坪就两百多亩，人家一个学校才多少亩？所以我们校歌的开头两句啊就以一个磅礴的气势一个阔大的胸怀来开始讴歌我们这样一个学校。
下一句是“六朝松下听箫韶”， “六朝”大家都懂，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称六朝，南京是六朝的故都。“箫韶”是舜时候的舞曲，尧舜的舜，舜时候的舞曲。“六朝松下听箫韶”，“ 六朝松”是我们学校的一棵老松树，现在同学们到四牌楼校区千万到我们学校的西北角，也就是梅庵附近，这棵松树现在还活着。在南京的所有的六朝文物当中，它是唯一活着的文物（笑声，热烈掌声）。有人说它的无形资产值多少？我说再值多少我们东大都不会卖的，你再估价一个亿我们也不会卖，这是不但是我们在校的师生把它看成宝贝，因为它是六朝的文物，相传是梁武帝手栽的，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1500多年。其实咱们四牌楼校区的历史，比六朝松的历史还要久远。我说到“六朝松下听箫韶”，有些精通诗词的同学马上就会觉得，我这里这个“听”字用得很好，有人说听是一个再普通不得了的字了，“箫韶”是一个比较冷僻的词，并不每个都懂，但是读过《论语》大家都知道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是韶乐，听了韶乐，这里用了一个“听”字，这里我没有用闻，因为这里要读去声，唱校歌的时候唱到“六朝松下听箫韶”这个“听”字要着重一点，这样一个通俗的字眼用在这样一个冷僻的词的前面，就一下子把这个冷的词啊化雅为俗。大家不懂“箫韶”什么意思，你至少知道他是可听的东西，可听的跟乐曲、音乐，是不是舞曲就不重要了。这样一来呢，“六朝松下听箫韶”一下子从这个古老的1500多年的老树，一下子再回到比它更古老的古曲，一下子就把我们大镜头，这个广角的镜头从“钟山”、“扬子”一下子就把它拉近，拉到对准着这样一棵古老的松树，对准东南大学的校园，对准我们历史的文化积淀，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样一个从1700年前开始的我们学校悠久的历史。
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称帝，改元为黄初元年，废掉了汉献帝，第二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就称皇帝，当时孙权没有立即称帝。到公元 229年吴大帝孙权才称帝而且改年号为黄龙元年。4月份称帝，9月份迁都建邺，也就迁到南京来，10月份开始营造宫城，当时的皇宫所在地就在我们四牌楼校区这一块，所以同学们如果我们在四牌楼校区上这一门课，我们就是在皇宫里上课。 刚才陆老师说南大也谈正统我们也谈正统，就从土地来说，我们这是皇宫的正统，而且六个朝代的皇宫都在这里，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皇宫都在这里，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是办在皇宫里的。同志们看这样一个六朝古城的图，北边是元武湖、鸡笼山，我们学校呢就在这个鸡笼山的脚底下，后面写着“乐游苑”，就是六朝的时候“乐游苑”，从地图的最上面下来向下看“乐游苑”，就是皇宫的后花园，后花园就靠近玄武湖了，我们学校不就在“乐游苑”以及“乐游苑”的前面，“乐游苑”本身就是皇宫后花园，整个学校都在那里。我现在还有个怀疑，现在六朝松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很可能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胭脂井。根据文献记载呢，胭脂井就在这个附近，是在鸡笼山的南面，在台城的里面，现在南京人呢把台城搞错了，以为是玄武湖的那个解放门旁边的一段废城墙叫台城，错了。所谓“台”是中央机关，是皇宫和这些中央机关，台城是中央机关所在地，应该是东南大学校区这块地方。胭脂井在台城里面，在皇宫的景阳宫的旁边，大概应该在现在那口古井的位置附近。我请过南京市博物院的同志来考察，但是呢，当时有人给它弄块铁板还锁了，当时没有看得清，后来呢我也就拖拉了，终究呢希望有机会请文物部门，请博物馆的同志首先来淘一淘，这口井首先是不是六朝的井，然后我再去看大量的文献能不能断言这口井就是当年胭脂井。胭脂井比六朝松更出名，如果说这口井能定下来，东大又栽了一棵六朝松。
你看这个古城，当时的这个古城在这边，北边是玄武湖，在古文中“元”和“玄”是通的，就玄武湖，玄武湖南面是覆舟山，那么我们学校就在这个玄武湖的旁边，正是这个皇宫的宫城所在地，大家看得出来，这都是古地图，我们把它扫描进来。六朝啊，大帝孙权建都，接着后来传给会稽王孙亮，接着传给景帝孙休，接着传末帝孙皓，经过这样东吴、东晋再底下孙皓最后灭亡之后，三国归晋就转入西晋，西晋的历史只维持了51年，西晋就灭亡了。然后呢东晋王朝南下，最后又迁都到南京来。这样呢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就在南京建立了东晋，接着420年宋武帝刘裕建立宋，479年齐高帝萧道成建立齐， 502年梁武帝萧衍建立梁，557年陈武帝陈霸先建立陈，一直到隋朝灭掉陈之后六朝才结束。历史上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样六个朝代，当时的皇宫所在地都包括我们四牌楼校区整个的在内，甚至还包括我们东面的那个文昌桥宿舍区，师生们的宿舍区都在里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也是住在皇宫里。
下面我说“齐梁遗韵在”，这一段啊，用“齐梁”来代指六朝，前面出现了“六朝松”，后面不能再出现六朝，所以用“齐梁”是在六朝当中历史比较长，而且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两个朝代。在六朝的时候在我们四牌楼校区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东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当时就诏立五经博士，这个跟教育有关了。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五年雷次宗讲学在鸡笼山下。鸡笼山是什么山？我们到过鸡鸣寺的同学都知道，鸡鸣寺所在的那个山就叫鸡笼山。同学们我说一两句题外话，南京的山的名字都是东晋的时候那些从山西过来的那些达官贵人施行“侨置”的现象，因为他们从北方逃到南京，虽然做了大官但是有家归不得，回不去，很想家，他们也有这个权力，就把南京的这个山的名字统统都改一改，用山西的山的名字命名。原来南京的这座山最初叫钟山，后来叫蒋山，到东吴的时候改名叫蒋山，因为有个叫蒋子文的安葬在这里，后来又显灵（当然这个带有点迷信色彩），后来孙权把它命名为蒋山，这个时候呢又改名为紫金山，紫金山这个名字是山西的名字。南京有很多山，什么五台山，同志们都知道山西的五台山是很出名的，南京的五台山几乎就是个土丘了，对不对？五台山旁边是清凉山，山西的五台山旁边就是清凉山，南京有清凉寺，山西有清凉寺，鸡笼山也是山西的名字。南京你基本上叫得出南京每一座山的名字一一能在山西找到。这是我的发现，前两年因为我研究一个山西作家——唐代的诗人司空图，我要写由匡亚明校长主编的那个《中国思想家评传》当中的《司空图评传》，我还到山西考察过，到山西司空图的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对山西的历史，对山西的方志我很熟悉，突然我发现在山西的方志里到处能找到我们南京的山，不是南京人把山搬到山西去了，而是他们山西人把他们的山的名字搬到我们南京来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鸡笼山下有雷次宗他们办学，这件事情同志们不可小看，前面我们提到诏立五经博士，在汉朝就设立五经博士，只学儒家的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这一点说到底学的仅是儒学。雷次宗在鸡笼山下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多科性的大学，不仅学儒学也就是经学，还学史学、文学和玄学。如果研究中国教育史，这是中国第一所多科性大学，在哪里？在鸡笼山下，就在四牌楼校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至少是多科性的高等教育在哪发源的？东南大学（热烈掌声）。当时啊非常辉煌。我们说祖冲之也在这块地方做官，大家知道祖冲之是个大数学家，他把圆周率算到了 3.1415926～3.1415927之间，比西方的科学家早了几百年，他能把太阳周率 预算到误差不超过50秒，把月亮周率算到误差不到1秒，太了不起了。六朝的时候文学的著作也非常辉煌，比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萧统的《昭明文选》。现在镇江有些地方还有些昭明太子的读书台，有人说《文选》就是在那里编的，不可能，《文选》是一部总集性的著作，把古代的诗、词、文、赋等等还有其它的体裁啊，这些体裁现在都没有了，都编成一部大型的文学总集，同志们知道他要看很多很多的书，萧统那个时候的书啊，是竹简纬编，一本书是很大很大的，用竹简写，不是放在U盘里，要带上很多书，放在那个读书台上，放得下几本书呢？所以只好在太子宫里，太子宫根据我现在的考证，在我们东大校东的文昌桥宿舍那一块（热烈掌声）。当时太子宫里有三万卷书，三万卷都是竹简纬编要放很大一块地方，昭明太子自己在太子宫附近自己还挖了一个小小的湖，当然年深日久这个湖早就淤塞起来了变成陆地了，当时他有的时候还在里面划划船。当时像钟嵘写《诗品》的、写《文心雕龙》的刘勰等人都是他的一些门客，说不定这些像《昭明文选》更多的是这些人帮着编的。当时还有一些大书法家，像王羲之，画家顾恺之，梁元帝，顾野王 ，还有一些道家，像陶弘景，葛洪等人都曾经在东大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或者做过官。王羲之就在这里做过官，梁元帝就在这里做过皇帝。还有顾恺之这些都是当时的大画家，其实有些其他的书法家我就不说了，其实像王羲之的儿子也同样在这里，这些就不提它了。更有一点，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又是搞诗词的，我知道中国的格律诗词，中国的格律诗词是在东南大学发源的（热烈掌声），同志们注意我说的是格律诗词，《诗经》不在东大，当时呢“竟陵八友”，竟陵王萧子显他下面有八个文人，包括像这个沈约、谢朓等等一些人，这些人就在鸡笼山下和他一起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鸡笼山就在学校旁边，他所说的鸡笼山下就指东大校园这块地方，沈约、谢朓这些人当时发现中国汉字有四声的变化，从转读佛经发现汉字的读音有四声，也就是“平、上、去、入”，我们各举一个例子来说，“东”东大的东，声音是平的可以拉的很长，声音不升不降。“懂”就有升降了，“动”就是降调，还有一个字叫“笃”，“东、懂、动、笃”，他的基本的声母韵母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一个是平声，一个是上声，一个是去声，一个是入声，“东、懂、动、笃”。后代人把这四声进行区别，平生说它是“平”，上去入叫“仄”，所谓“仄”者就是不平，这样呢汉字四声就有了平仄的变化，后来把这些平仄的变化用到诗歌创作里去，慢慢就形成了格律诗，我们最简单的格律诗是五言四句，简单的说就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比如我们最熟悉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 仄仄平平仄，“黄河入海流”， 平平仄仄平，“欲穷千里目”应该是平平平仄仄，第一个字用了入声字，因为这个位置是可平可仄，“更上一层楼”是仄仄仄平平。把平仄用到格律诗词里来，旧体诗词就有了一种音乐的美。我们唱歌“do.la.mi.fa.sa.la.xi”就是因为它的声音高低不同，有的是一拍，有的是半拍乃至四分之一拍、八分之一拍是长短的不同，把这七个音阶根据声音的高低长短的不同就可以组成很多很多的乐曲。我们的汉字也有声音的高低和长短的不同，按照平仄把它组合起来我们的古诗词就自然有了一种音乐美，我们想一想李后主写的那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加任何音乐你看它就抑扬顿挫，就有一种音乐的美，这种音乐的美最早发祥地就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当时人们把这“四声八病”用到诗歌创作里去，在齐武帝永明年间写下了最早的“永明体”诗歌，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只不过人们晓得“永明体”是格律诗词的源头，但是人们没有把“永明体”和东南大学联系在一起。
其实不仅格律诗如此，词也是如此。我们看梁武帝写的《江南弄》七首，我不一首一首的读，同志们看一下，这七首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一首词都是七句，前面三句是七字句，后面四句是三字句，第四句重复第三句的末尾三个字，大家看是不是这样？我显示在屏幕上的两首是这样，我们再看另外的五首，是不是都这样？我们看了四首了，再看后面的最后的三首，是不是都这样？有人说这是偶然巧合，没有这样巧的事情。再看他的臣子沈约和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写的《江南弄》是不是也是这样，沈约写的三首，是不是每首都是七个字，前面三句是七字句，后面三句是三字句，第四句重复第三句的末尾三个字。这是沈约写的，再看萧纲写的也都是如此，所以呢学术界的人就认为齐梁时期的乐府，或者具体的说《江南弄》这样的组词就是最早的文人词。再比如《长相思》大家看，这也是梁代的，总共这几句，两个三字句接着一个七字句，再两个三字句，接着四个五字句，第一首是这样，大家看后面几首是不是也这样，是不是也这样，再看是不是也这样，再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再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大家看，不是那么偶然的，要是那么偶然的话，三首两首相同可能，一个人的七首全相同，而且其他人也都跟他一种格式，同志们想想，这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词，长短句式的词是不是很相似。2001年在澳门大学开“国际词学讨论会”，第一天上午叫我做学术报告，我在会上就讲，词产生于齐梁乐府，最后呢台下很多学者举手反驳我，结果呢六个人站起来反驳，当年是叶嘉莹教授主持会议，主持之后呢她说：“王步高教授再给你十分钟你回答一下”。我说刚才这几位朋友啊都提到这些啊《江南弄》也好，《长相思》也好这些不能说是词，原因是什么呢？平仄不合。如果把它平仄都推敲一下，这些词确实跟我们已经成熟的词还是有区别的，我说你们六个人，可能台底下还代表的不止六个人，说到底就是这一条理由。请问不成熟的词就不是词啦？第一条，敦煌曲子词是不是词？我提的一个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敦煌曲子词自然是词，敦煌曲子词格律符合吗？不符合，如果按照今天的词牌一一去推敲几乎没有一首是符合的，敦煌曲子词可以算词，为什么《江南弄》、《长相思》就不是词呢？再一个，中国猿人是人吗？如果现在冒出一个中国猿人站在王老师旁边，你说他是人吗？他浑身是长毛，衣服也不穿，话也不会说，他基本上除了直立站着之外还能直立行走之外，基本上不具有人的多少特点，但是他却是我们的老祖宗啊，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议了，长毛的没有成熟的中国猿人也是人。再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那个是长江，那个沱沱河的上游，那个在石头上往下一点点滴水，底下弯弯一点点小溪，那个水简直一步都跨得过去的，那倒是长江的源头啊，你能说那里也“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吗？当然现在我们可以例举的证据就更多了，我在唐宋词鉴赏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词的起源，同学们知道王老师声嘶力竭地讲词产生于齐梁乐府，其实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笑声，热烈掌声），大家知道如果产生于齐梁乐府，词就产生于东南大学（笑声，热烈掌声）。这样我们东大这块土地上就跟中国的文学结下了相当深的友谊，而且中国整个的格律诗、词都是从这一小块土地上发源的，中国除了这里还有那一块你找出来和我比比看呢？
再讲《昭明文选》，不仅《昭明文选》很多这样的书都是在我们四牌楼这一块地方编成的，所以东大历史非常悠久，多次我跟校领导说，不要去跟南大去比这一百年那个正统，我从1700年前算起，就不要比了，我是南大毕业的并不想贬低母校，而且我家四五个人是南大校友，但是这个问题不要争，我就谈我们这块土地，就谈这块地方，这是没有争议的。这块土地只有东大未来不出不孝子孙，没有人把这块土地转让卖掉，仍然都是世世代代东大人值得自豪的。
东南大学的再度辉煌时明朝洪武十四年开始，在这里建立了国子监，国子监建起之后它的范围呢比起我们四牌楼校区还更大一些，包括南京现在的空军司令部这一块，一直包括南京外国语学校那一块地皮，包括不仅仅我们校东的文昌桥校区，这一大块都是当年的国子监所在地，当然重点部分是我们的四牌楼，当时那里的确有四个牌楼，所以那条街叫四牌楼。在明成祖年间他的学生达到了9000人，世界第一啊，当时还有比我们这个学校更大的学校吗？不论你英国美国，你美国的国家还有没有呢？有人说从那个洪武十四年开始，我们学校现在的历史，同志们算一下从2009年减去1381年，我们学校的历史是628年是不是？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大这块土地办学的历史基本没有中断过，中断停办个三五年是有的，没有长时间的停办过，他一直这个读书的种子延伸到今天。有人说这算大学吗？怎么不算。你剑桥八百年，你一开始就是现在这种学校吗？不是。哈佛大学是从一个学生算起的，算学校的历史，最初就是一个学生。你从一个人算起，我从9000人算起，哪个大？另外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就从鸡笼山下雷次宗他们办学那个都不算了，我们很大度，那个历史都不算，要算的话我们一千几百年呢。那个都不算，就从国子监算起到现在时628年，全国还有比我更早的大学吗？北大有个学生在网上看到我们东大校歌，就讽刺我们说“太学令名标”你怎么能算是“太学”呢？我们学校京师大学堂才可以算。你京师大学堂毕竟不是太学，尽管是国家办的一个著名大学，但跟国子监直接称太学不是一个概念，我这里是国子监啊，国子监就是太学，标准的太学，任何其它学校如果称太学，都是冒牌货。而且当时还有多国的留学生到我们学校来读书。这就是当年古地图，明朝时候的地图，这一块就是国子监的位置，我故意把这几个字打成黑体字，注意一点就在这个位置，不就是现在我们四牌楼校区所在地嘛！
更重要的，就在东大四牌楼校区这个地方，编成了《永乐大典》。同学们都知道《永乐大典》，你知道在哪编的？在东大编的。据《南雍志》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十月丁巳翰林院所纂录韵书，赐命《文献大成》。当时没有被皇帝认可，然后又组织力量，叫（国子）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前几年在南京市政府东面，南京市政协前面有一块碑，写着刻着“古文渊阁遗址”，当年是没有北京东路的，市政府就从玄武湖过来一直到东大这块地方时连在一起的，所谓文渊阁，即是机关相当于国务院这样的机构，又是一个藏书机构，它和国子监是连在一起的。国子监的祭酒又兼《永乐大典》的总裁，当然总裁不止一个人，为什么要让他也兼呢，有一个作用，你那有9000学生啊！《永乐大典》是整部整部书抄进去的，你的学生是一个最优秀的又是很易得的劳动力啊！你们那里的老师可以作为编辑，你的学生可以帮他抄写啊！9000哪，到哪去找这么多人啊，当时当然是考核一下，要毛笔字写得相当好的人，这样《永乐大典》也是在我们这里编成的。
下面我们看现在出的《永乐大典》的书影。这是《永乐大典》内部的情况，他是用红格子，要解释的条目是用黑体字大字，其它的说明的文字是小字，也有的是整部书，像这里它就是把《十家诗话总龟》实际上宋代的整个《诗话总龟》，这个书今天的排印本还是厚厚的两本啊，整个书都抄进去，这个样面对的工作量倒不是很大，抄的工作量很大，要把《诗话总龟》抄进去，就要有个学生抄上两三个月了，对不对？把这个整个书都抄进去。《永乐大典》呢可惜散失的很厉害，永乐十九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呢，《永乐大典》也运到北京，全书有全书有22877卷，另外有目录60卷。现在呢60卷的目录都保留下来了。全书现在只剩下，就是最初中华书局汇录了一下，编成730卷，后来又发现67卷，最近又发现17卷，加起来全书只保留了3.558%，百分之96点几都不在了。但是现在存在一个幻想，他是明朝后期的一个皇帝啊曾经组织人把《永乐大典》全部重抄了一遍，抄过之后呢原书就没有了，不翼而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本都是后来重抄的，那原书到哪里去了呢？皇帝带到棺材里去了，很可能带到棺材里去，当然这么多年，年深月久，这一本书想一本都不少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学术界就寄这个希望，哪天这个皇帝的墓开掘的时候能发现《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如果被发现，我们这些人就忙起来了，为什么呢？明朝初年的大量的书今天都不全了，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当时《永乐大典》已经不全，就这样还在里面辑出385种书，包括著名的《旧五代史》和《旧唐书》。本来这两本书都失传，了后来从《永乐大典》把它辑出来，当然那个本子不是顶好，因为辑录的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完整还有一些散失，如果现在《永乐大典》整个书都发现，那不得了，就李清照，我们现在只见到她四五十首词的情况下我们在《永乐大典》里能辑出七首李清照的词，你想想看在百分之三点几里面能辑出七首，百分之百呢？光李清照的作品就能发现很多，那么其他的作家说不定还有很多著名的作家今天我们一个字都看不到了，说不定在它里面还能保存，当然这只是希望。我们要讲的就是，就是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历史巨著是在东南大学编成的。
后来啊，我们这里又改为江宁府学。顺治七年（1650），入清之后，顺治是清朝最早的一个皇帝，顺治七年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因为这里不是首都了，还叫国子监不行，就改成江宁府学。地方官马国柱，周亮工，于成龙，曹玺，先后多次地对这个南京的江宁府学进行修缮、扩建。嘉庆中它毁于大火。咸丰中又遭太平天囯兵祸。但是这里还在办学，办着文昌书院。从清顺治十七年（1660），朱谟，白梦鼎就建立了文昌书院。即使后来江宁府学失火，文昌书院还在办着，这样一直到后来，到2002年开始筹建三江师范学堂，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
下面我们转入讲“百载文枢江左”这一句，“百载”，百年来，有人说：王老师你想过没有，你现在讲“百载文枢江左”，我们百年来我们是江东文枢。何谓“江左”者，江东。学校再过一百年你这个校歌还能唱吗？当时写的时候我们的老校长管致中就跟我讲过，说王老师你为什么不把它改成“千载文枢江左”呢？千载也不错啊，这千年来它的确是天下文枢啊，何况我只是说的“江左”。大家注意为什么讲，所谓“江左”，就是江东。大家注意长江是由西向东的，这一点大家毫无怀疑，但是奇怪，它到了安徽的芜湖之后长江突然拐向北，而且呈东北偏北的方向，几乎要接近于正北的方向前进。从芜湖到南京的这一段，包括马鞍山，这一段是呈东北偏北。如果我们用直角坐标系，它不靠近X轴而靠近Y轴了，是不是？正因为这样呢，我们这个长江一个江南一个江北，你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看看却不是一边江南一边江北，而是一边江东一边江西，所谓“江左”，就是江东。大家读《三国演义》“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这两句话是哪儿的？是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隆中对》中诸葛亮的话，“孙权据有江东”就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面这一片土地，当然实际上连江西面那一片也算在里头了。 “百载文枢江左”，为什么用“江左”不用“天下”呢？当然一来是韵律上的要求，还有一个我们东大人历来比较低调，只讲我们是江东这一片的文化枢纽，就是文化的中枢，还不敢说“天下文枢”，其实在国子监时期，在民国中央大学时期，我们都是“天下文枢”，是不是?
下面，我们说说东大的历史沿革。这个百年“天下文枢”是怎么算的，或者“江左文枢”。最早1902年建立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15年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的4月，这个中间江苏大学的寿命就是一个多月，为什么呢？当时学生非常反感，我们是全国的大学怎么能叫江苏大学，都把江苏大学的牌子扛到教育部去了，最后教育部只好承认，决定停办，把学校停办，最后把学校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这样呢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到1949年解放了，南京解放了，当然还叫中央大学不妥，因为首都不在南京，因为这个学校办在南京，所以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接着呢后来又把国立两个字去掉改名南京大学，这个一直维持到1952年，52年院系调整这个下面我会讲到，院系调整之后，我们这里把工学院留下其它的分出去，我下面一一讲怎么个分法，让同学们对东大的历史有一个具体生动的了解，不要道听途说。王老师讲的是正统的。1952年10月之后，改名为南京工学院，1988年恢复东南大学的校名，我们曾经叫过东南大学，后来因为韦钰校长他们，主张发展文科，主张发展多学科的学校，就不仅仅是工科，当时韦钰同志提出要“巩固工科，加强理科，发展文科”，这样东大呢就朝综合性大学发展，那么就不能继续叫南京工学院了，所以改名为东南大学，这样呢从1988年到现在，同志们又有将近20年了。我是改名为东南大学之后才来到东大的，我没有来到南京工学院，我来的就是东南大学。2000年有几所学校并入东大，其实在我校的历史上有多次，最多的有9所学校当时併入，后来改名为中央大学之前有多所学校併入。前面我们学校历史上有这几个校门，后面几个校门都是一种格式，前面的这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校门，那是国立东南大学的老校门，下面就是最早的中央大学校门，在下面这个图下面，实际上就是现在这样了，就是现在的校门，只不过是后来又一修再修。同志们过去东大的校门时学生设计的，是建筑系的学生设计的，不是教授们设计的。这是南京工学院的校门，这是我们现在改名为东南大学之后的校门，实际上后来这三个校门都是一个门，没有改变过，当然我们现在又要加上九龙湖校区的门了，又有所不同了。
下面我用较多的时间讲这百年来东大的精神与办学特色。东南大学靠什么精神发展到现在，而且能够越办越出色，而且能够培养出多少著名的人物。
第一，由于东大“诚朴雄伟，止于至善”的办学精神。这一点是一代代东大人的精神也是一种道德的追求。这一点最早是南高师校长江谦提出来的，他认为“诚”道德、学术、才识之完善，均应本于至诚，诚则自诚。江谦作词的“南高师校歌”即云：“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这个校歌在2002年被南京大学选作校歌，这是我们的校史上最早的一个校歌，南大当年定校歌的时候也经过了两年的征集校歌，最后决定在几个校歌当中选一个，也有新写的，新写的大概不怎么样，后来呢也请把历史上的几个校歌又请印青同志，跟我们校歌的同一个作曲家请他重新谱曲，对历史上的两个老校歌重新谱曲，加上这个校歌，请了二三百个专家学者来一起投票，投票下来呢得票最高的是汪东和罗家伦作词的两个中央大学校歌，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要定老校歌干脆定一个最早的，就选了这个校歌，这个校歌大概是1916年写成的，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90多年了吧，90多年了。我在这里引这个校歌只说明一点，当年江谦也就是南高师的校长他就是主张把“诚”作为我们学校的立校之本。同志们到东大来都不止一年了，就是我们大一的同学你也来快满一年了，你觉得东大人有什么特点？东大人厚道。（热烈掌声）厚道呢，我们生活的南京这块土地，南京人就比较厚道，你到饭店里去吃饭，我们三四个人去点了三四个菜之后，管点菜的那个服务员就说差不多够吃了，不够你再点。你到其他地方会遇到这种说法吗？怕你不给钱啊？没有。南京人这就是他的厚道之处，你够吃了再点酒浪费了，当然不排斥你肚子很大，点五个还不够，你不够再点，这就是南京人的厚道之处。生活在南京这块土地上的我们东大人更是诚实厚道的典范，所以东大以“诚”立校，江谦认为“诚”含着知、仁、勇；“诚”孕育着德、智、体，这是一切道德的基本的部分，你没有诚信还谈什么道德，你都弄虚作假，现在社会上剽窃、抄袭另外一个弄虚作假搞伪装的，你如果都搞这一套，你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你就是好的，《红楼梦》上叫“假作真来真也假”，如果你搞许多假的东西，你就是真的我也不相信了。所以当江谦提出，全体的师生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讲一个“诚”字。在南高教授中，曾流行过这么一段话：“想为官者上北京，想发财者去上海，唯我心甘情愿在南高。”东大人确实有一种奉献的精神，想为官你到北京去，想发财你去上海，你留在学校留在我们南高师，就要有一种自甘清贫的道德精神，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到中央大学时期，校长罗家伦还提出“诚朴雄伟”现在时南大的校训，南大都是用的老祖宗的。这四个字做校训，“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阶梯，亦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治学须备尝艰辛，锲而不舍，对学问要有诚意，要有一种负责的态度，人与人之间更是推“诚”相见。这是一种精神。说实话我工作过不少单位，到东大之后我这一点感受很深，东大绝大多数同志，上至校领导和一些中层领导，下至我们许许多多的老师乃至我们广大的同学，都有一种“诚实、诚信、厚道”，这一点给我印象极深，大家不做伪。我们许多人都是透明的，透明的人优点大家看得见，缺点别人也看得见，只有一条，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不像别人，给人一副道貌岸然，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不会出现那种。有缺点是有缺点，脾气不好，有的时候还会性子太急会发火，这些看得见，大家都看得见，没有多少特别的隐私让人家见不得人，没有这些，东大人这一点应该引以自豪。另外，“诚朴雄伟”的“朴”即质朴、朴实的意思，力戒浮华，做学问切不为装点门面。崇实而用苦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伟”则是“大雄无畏”、“伟大崇高”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自五代以来一直很柔弱萎靡特别到晚清时期，成了列强们弱肉强食的对象，我们要振兴中华文化，不可有偏狭纤巧，也不能存门户之见而固步自封，所以同学们注意我们用“海涵地负”这四个字写到校歌里面去，留神注意的同学可以找到“海涵地负”这个词在《词源》《辞海》里都查不到，有人说王老师你为什么用这样冷的一个词？不冷。为什么？“海涵”好懂，“地负”也好懂，合在一起意思也没有变就是要海纳百川、地载万物。这一点跟罗家伦校长讲的“诚朴雄伟”，要有这种气度，东大人不要那种斤斤计较，一天到晚算小账，对人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对踩了你的鸡眼这点仇都要报，这种人就没有多大出息。东大人就要大度，我们生活在这个名校，就要有这种名校的气概，同志们记住“海涵地负”，把它永远、永生，走到哪里你脸上都刻着东大人几个字，要有这种“海涵地负”的气度，要能海纳百川、地载万物。“诚朴雄伟“、”止于至善“这两个校训的最好实践者首先是东大的许多个曾今在东大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许多校领导，比如李瑞清、陶行知、刘伯明、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汪海粟、管致中等人，这里除了刘伯明没有当过学校的一把手之外，其他的都是学校的一把手，刘伯明是当时老东南大学的灵魂，他尽管是相当于学校的二把手，当时不叫副校长，但实际上时学校的灵魂。他们的道德人品，堪称我们的表率，从而铸就东大人朴茂、勤勉、踏实、低调、真诚可信赖的形象。我会多次提到东大人的低调，不要虚夸。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不浮夸不虚夸。青年人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精湛的学识，又要有高尚的情操和气节，且要有一种雍容的风度，要大度。过去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也许没有谁也许今后能做到相当于宰相这样的地位，但是都有有这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这种气度，要记住要诚朴要雄伟。1941年7月，罗家伦即将离任，在毕业典礼上谈到青年修养时说：“胸襟狭，格局小，藩离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谈风度，我常勉励中大同学，做人处世，要持一种‘泱泱大风’的气度”。你是从东南大学出来的，是从名校出来的，要有这种大度的做人气概，你要跟其他人在一个单位共事的时候，一看你跟别人就不一样，就像过去两个女子一个事大家闺秀，一个是小家碧玉，一比就不一样，大家这样，我们每一个人走上社会都是东南大学的宣传员，人家看东大就从你身上看，你要有这种泱泱气度，泱泱大风的气度。郭秉文校长曾形象地把“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比喻东大的校风。这一点我们生活在南京，在东大这块土地上求学好多年，今后要把这种“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这种精神带到全国各地。
第二点是求真务实、不趋时尚
从南高师的时侯开始，我们学校的教授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很讲究重节操，第二是重学育人，很把育人放在前面。前者讲操守，讲气节，讲有所不为。有的事情东大人绝对不去做，要有所不为，这便注定东大人在百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当中不趋附权贵，也不随波逐流，这种精神风貌是非常可贵的。举几个例子，二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面，全国到处提倡全盘西化，废除文言，提倡白话，这一点以北大的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当时在南高师和中央大学，就以吴宓他们为代表的一些人办了一个《学衡》刊物，跟北方的《新青年》等等刊物唱反调，有人说，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是肯定《新青年》，肯定新文化运动，那么你们这些是保守派，同志们，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大家头脑都发热的时候，他头脑发冷。它认真的针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当中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主张而创办，它反对我国当时流行的西方浪漫主义、实验主义、白话文学，是一种批判性、代表性的综合刊物。他们从1922年一月创刊 到1933年7月停刊，出了79期，其中王国维、吴宓、柳诒徵这些人都大量的为它撰稿，它在其第一篇《简章》，相当于发刊词里就这么说：我们办“《学衡》的主旨就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除了昌明国粹与灌输新知外，还能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气。’”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种风格，了不得！东大人敢于在这个时代潮流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发出一个与主潮流不同的声音，这太了不起了！，有人说大概像胡适、陈独秀那些人都有留洋的经历，大概我们的学衡派都是穿着长袍马褂、拖着一个清朝人的长辫子，然后来写一些复古、复旧的文章。正好相反，当时东大的教师中有留学经历者或外籍教师占64.4%，其中理科占86.2%，农科占83.3%，工科占80.0%。1930年中央大学153位讲师以上的专任教师中有130人 （占86%）曾留学国外，绝大多数都曾经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当时学衡派的主编吴宓就是一个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有很深的国外生活经历的人，当时是这些人他们学贯中西，看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亲身啃了一些洋面包，回到中国来，他并不认为西方的月亮永远比中国圆，既要在科学、文化、包括管理、民主等等一些制度上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并不主张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同志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为打倒孔家店、伟废除文言文，我们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这么多年来，出过许多过左的东西，同志们想想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出了那么多的大师，解放后六十多年了，马上今年是解放六十年，我们的新的教育制度就培养不出一个大师来，这一点跟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某些东西过左的口号、过左的做法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过份的否定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传统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古代把那些女人都裹小脚，走路都那么一蹬一蹬的，这就不好，要否定，但不是什么都否定，王老师在这里讲了一学期的唐诗，今后还有可能在这里一学期的讲唐宋词，还会讲中国的诗词格律，那么这些我觉得就不要否定，古代有不好的东西，也不要认为老祖宗什么都好，那还要我们干嘛？老祖宗也有不好的，但也不是洋面包什么都好，外国的艾滋病至少不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好的先进的技术传过来了，但也有一些坏的社会风气，中国绝迹了多年的性病现在是非常普遍了，吸毒，现在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早先几年也没有这些东西，也有些不是西方什么都好。
“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批判的“全盘西化论”，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学衡”派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后来也一直被冠以“保守派”的桂冠。但学衡的旗帜却是我们东大人最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可惜今天，东大包括我王某人在内，没有本事来高举起旗帜，这样的旗帜应该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应该跟当前的许多追求学术界的许多时髦的东西要敢于唱些反调，当今学术界的一些主流派许多风气并不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是有许多做法是有害的，比如说，追求论文的数量，好像越多越好，级别越高越好，不是，前两天我给研究生同志上课的时候，我说你们在座的女生要找男朋友，要定很多个标准，比如说身高，每个人心目当中实际上是有个标准的，你愿意找一个一米四几、一米五几的男孩子吗？你肯定不愿意，但是这个标准你不能定的太高，如果定的太高，你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两米三零的，这个标准定高了，其他的什么标准你都不要提了，为什么呢？在中国有没有两米三零的人就是个问题了，你能不能找到两米三零的人，这个标准定的有必要那么高吗？我看，假如说你希望高个子，定了一米七零还低一点，你就定一米八零，再高就是毫无必要的，除非你就是女运动员，你是女排的主攻手，你本身就一米八零，你找个男友应该是一米九零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定的那么高呢？现在追求论文的篇数，追求那么多，十五篇论文的人一定比十篇论文的人好吗？甚至一定比五篇的好吗？不见得，五篇很有分量的论文，甚至超过二十篇，超过五十篇都不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一万多字，现在研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文章少说有五百万字，加起来能顶得过这一万多字吗？我研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是二十四首诗，每一首四字句，十二句，一首是四十八个字，它总共加起来一千多个字。当年研究《二十四诗品》的人的著作的文章恐怕一千几百万字都有了，能顶的上《二十四诗品》吗？不是越多越好，我们的校歌就是五十八个字！我们这五十八个字，我花了将近七千个字去解释它，还没有解释透，我前面写的过程当中还不止想那么多，但不能说的更多了，我写那个赏析是写给印青同志看的，有的人嘲笑我，说哪有人自己写首诗，又自己写首赏析，他们不知道我写给作曲家看，印青同志要充分看懂了我这首诗，他作出来的曲子才能充分体现我的创作思想，才能体现我们东大的精神，体现我们东大人的特色！东大人敢于跟历史唱一些反调，在北洋军阀和国名党统治时期，“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不作武人政客之傀儡”，“东大学者，慕真务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究义利之别，明诚伪之分，浸身于学问之中，不恋权势，不苟流俗，洁身自好，外人曾可惜以东大不出显要为憾。唯东大师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有人说东大没有出过政界的显贵，东大人以我们的毕业生不当官过去是作为做为荣耀的，这一点当然今天我们还是适当的改变一点，如果我们在座的很正派，为人非常正派，又具有我们东大人的精神，又有那种雍容大度的气概，如果你去当国家领导人，既是我们东大的荣耀，也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幸运，但是你必须把东大的好的东西带过去，否则你变成一个贪官，祸国殃民，也是东大的耻辱，这样的官不是东大的荣耀！我们学校历史上，我说的这四个人都是校长：李瑞清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当时为了救东大的学生，东大的一些学生当时被满清政府抓起来了，为了救学生，他接受了江苏布政使的头衔，然后把许多学生放出来，我们的校领导爱护学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自己去冒很大的风险。
吴有训是解放之前中央大学的校长，他也是保许多地下共产党员，我有个朋友是原来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的叫李飞，当时就被国民党抓在监牢里，就是吴有训把他们保出来的。
汪海粟是五七年前后南京工学院的院长，在五七年反右派的时候，他为了保一些老教授，为了保我们老师同学不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挨整，当时学校党委委员十九人，三个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三个人自然开除党籍，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开除党籍，汪海粟同志是国务院周总理任命的南京工学院院长，后来被贬到南京机床厂当副厂长，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直到“文革”之后，才落实了政策，担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很有幸，他是江苏省诗词协会会长，又兼我们春华诗社的名誉社长，我是江苏省诗词协会副会长兼春华诗社的社长！汪海粟同志是我们南工人的骄傲，有这样的领导，当政治压力来临的时候，为了保护老师学生，宁可自己顶着，这跟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先走顶着的的那些人是一回事，不过那种政治压力比地震压力更可怕，你们没有经过那么多的政治灾难，王老师是在“文革”当中两次当反革命的，所以，我知道被打成反革命、被整是怎么一回事。
林克是“文革”后期南京工学院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小组组长，当时南工、南大的一些学生在新街口闹事，贴“四人帮”的大字报，“四人帮”攻击周总理，他们公开的在新街口贴上大字报，在南京开往全国的火车上写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矛头是指向“四人帮”的，当时的省委领导召开常委会，把林克同志叫到会场上：“回去都给我好好查，把这些人重办!”林克回来说：“不查，照样分配！”所以保存了当时冒着敢于顶着“四人帮”在江苏人代理人的政治压力，保护南京工学院的当时的学生，所以“文革”一结束，“四人帮”一被打倒，他就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所以东大人在历史上几次具有这种反潮流的精神，这一点很了不起！
我们东大的办学精神和办学特色的第三点是嚼得菜根，自觉奉献。
“嚼得菜根”就是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能自觉奉献，东大人以俭朴为荣。
这里，我特别介绍王酉亭的精神。
王酉亭是抗日战争之前我们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的一个技师。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罗家伦校长远见卓识，日本鬼子打到上海，他就又买了许多木板，作了许多木箱，把学校那些重要的图书、仪器都装满箱子，运到四川去，在重庆大学附近沙坪坝一带找一块地方，盖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然后正好有个叫卢作孚的人帮着国民党把四川的军队调到南京来，当时运兵运到南京来，他空着船回四川，罗校长跟他协商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箱子运到重庆来，卢作孚不要一分钱帮我们运，所以，等到日本鬼子快打到南京的时候，中央大学的多重要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都已经运到重庆，但是还有些东西运不走。我们进口的许多也很珍贵的猪、牛、羊、鸡、鸭、鹅等等运不走，所以1937年12月4日，日本鬼子快打到南京了，罗家伦校长被迫要撤离中央大学的时候，到我们现在的丁家桥校区，当时的农学院所在地，接见一些职工就说：“你们愿意到四川去的同志希望几月几号之前到重庆我们的中央大学报道，还有一些同志实在不走的，给你派遣费，解散费，你就回家”，他还对畜牧场的人讲：“现在这些进口的这些猪、马、牛、羊实在没有能力运走了，你们就地处理，你们已经为中央大学尽了最大的力了。”当时有个技师叫王酉亭，把学校发给他的派遣费，还有几个人，约到一起来，就用这个钱，他不忍心把国家花了大价钱进口来的猪、马、牛、羊最后落到日本鬼子手里，或者就进了屠宰场杀了当肉吃，他把这些鸡关在笼子里挂在牛背上，租了四条小木船，在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之前三天，从下关渡过长江，又到了浦口，然后由这个队伍牵着这个牛、马、羊，然后把鸡笼子挂在牛背上，每一天走十几公里，等到他们到合肥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打到南京了，然后一路走，从全椒、合肥前进，在合肥失守之后，他们有又来到了大别山区，在六安的叶家集度过严冬，天黑又冷，大雪封山，那个时候也不宜赶路，他们就在叶家集过冬。后来学校知道了这件事情，东大拆迁的队伍中还有猪、马、牛、羊的这样一支队伍，所以罗家伦校长给他们汇去一笔钱，然后他们就在叶家集的小山村过冬，第二年的春天又再度西征，到了八月中旬，这个大军本来想，现在叫京汉铁路了，就是北京到武汉的铁路，想到坐火车到武汉，然后再坐船到重庆，但是他们如意算盘，不久国名党军队大溃退，用火车装这些退兵都来不及，再加上不久武汉失守，武汉也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回到武汉是不可能了。要想从信阳乘火车去汉口不行，然后他们就想向襄樊老河口进发，武汉沦陷之后，等才到桐柏山区，又在那里过第二个冬天，1939年的春继续西行到重庆，到10月才到达宜昌，最后坐了一小段船到重庆，历经23个月，从南京走到重庆。同志们，这是什么精神？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罗家伦校长到重庆城里去开会，从沙坪坝出发，走在路上，看到公路上迎面一大堆的猪、马、牛、羊啊，浩浩荡荡的队伍来了，这就是王酉亭从南京带来的队伍。罗加伦校长从车子上下来，抱住那个牛的头都哭了。战乱年代，不但人遭受灾难，连这些猪、马、牛、羊也步行二十三个月从南京走到重庆。同志们想想，当时战争的时候，很多学校都溃不成军，中央大学除了房屋没有运走，地皮、草、树木没有运走，连猪、马牛、羊都去了重庆！，同志们再想一想，每天走十几里地，十几公里吧，天上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路上常常是洪水泛滥，很多地方的道路都是泥泞的山地，靠着两条腿走，走二十三个月啊，比我们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只走了十二个月还要长啊，太了不起了，这是我们中央大学，我们的老祖宗是这样做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学校能够兴旺发达，靠的是这种王酉亭的精神！我们今天的东大人，没有为学校做多少贡献，要这要那，嫌房子小、嫌工资低、嫌奖金少······在王酉亭面前我们不感到脸红吗？同样是东大的人，王酉亭只是一个普通的技师，我们这些人是教授，你还觉得学校对你亏待了吗？所以每次讲到王酉亭，讲到我们东大人，这些一段历史的时候，最近周武忠同志他们对九龙湖校区一些文化建设做一些规划，我力主找一块地方列一个王酉亭的纪念碑，有些校长未必不一定要立碑，也许他当校长当的并不是很好，对东大长期的发展没有起了不起的作用，但这样一个畜牧场的普通技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尚的一个非常高大的东大人的形象，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个不很令人注意的，在其他外校的书上是查不到的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名字，他是东大最光辉的名字！
小人物了不起，大人物也有了不起的，我们的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全国的最高学府的校长，穿着一领长衫，人家其他学校的校长到教育部去开会，西装笔挺，坐着高级小轿车来，他自己穿着一个长衫，坐着个小黄包车走到教育部门口，教育部的人好几次把他挡在门外，开大学校长会，你来干什么？按照国家规定，中央大学校长是住小别墅的，而且国家会派很多个人来给他做服务员的，他把自己家的小别墅分给几个教授来共同住，自己仍然住在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集体宿舍里，两家共用一个八平方米的一个小客厅，儿子在家里都没有床位，儿子当时在上中学，就是当时的中央大学的附中，就是在今天的南师大附中读书，叫儿子在学校寄宿，家里没有床，睡不下，身为一个大学校长，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令我们叹息。他母亲死了，蒋介石亲自派人给他送去一笔钱，他拒绝，他并没有钱，跟学校临时预支两个月的工资回去办理老母亲的丧事。这样两袖清风的校领导，才能把中央大学带得好！
我们学校的师生虽自甘清贫，但在学校、国家遇到危难时却从不畏缩，乐于奉献。早期我们南高师的口子房是学校的主教学楼，突然失火，烧掉之后，学校立即陷入了巨大的灾难当中，结果，全校师生，学生每人捐二十个大洋，老师，一般的捐一个月的工资，我们的校友也纷纷给母校捐款，当时我们学生的演出队到苏州、上海去义演募捐，大家重新把学校的楼盖起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国家遇到危难，同学们没有好的吃，当时吃那个充满着稗子和石子的那样粗米饭，吃的菜就是那个苞菜的边子，当时被重庆的沦陷区称为飞机苞菜的那个东西。学生们那么苦，教师们的生活也很苦，最初，抗战初期的时候，正教授一般是三百五十个大洋，而米是十块钱一石，三百五十大洋养或全家生活是很富足的，但后来米价腾飞，教授的生活也过不下去，有许多教授得同时到几个学校去兼课，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傅抱石、徐悲鸿等这些中央大学的美学家，这些著名的教授到国外去办美术展览，徐悲鸿得到的四十万大洋全部捐献给国家！我们东大人世世代代把国家的命运，把国家的前途安危看得远比个人重要，所以在战争年代我们中央大学没有畏缩，没有一筹不展，在重庆的时候，我们住在茅草棚子里，当时日本鬼子经常来轰炸，我们在茅草棚里却出现了我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全国一些精英人物都陆陆续续来到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下面我讲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时候，很多都是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
四、敢为人先、创新进取
我校是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的：1919年12月17日南高师校务会议根据陶行知的提议，决定1920年夏招收女生。本与北大相约一起行动，但北京的保守势力更甚，南高1920年夏招收李今英等正式生8名，接受旁听生50余名，北大只招收了几名旁听生。到前东南大学时期更有了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她曾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稍后美籍华人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赛珍珠，留法女画家潘玉良（一作张玉良）也都成了我校的女教授。
由陶行知首倡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我国一直沿用“教授法”一词，陶认为它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是“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陶认为“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其理由有三：一是先生的责任不仅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二是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三是先生不仅要教也还要不断地继续学。这一提议曾在南高遭否定，但在郭秉文校长支持下终获通过，且渐渐通行全国。
我们学校最早采用“选课制”，推行课程改革，当时国内高校均实行学年制，每年开若干门课，既不可不学，亦不可多学，毕业年限亦固定，1919年南高师校务会议即决定，实行“选课制”，相当于今天之“学分制”，这一点，我校又居全国之先。
对教育学科的进行改造，教务长陶行知的倡导：“教育要科学化，实行科学教育”，反对“沿用旧法，仪型外国”，提倡“教师要做创造的科学家，敢于探索未发现的新理，开拓未开发的边疆”，还提出“教育的理论应植根于自然科学，并把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广泛运用到实践中去”。在郭秉文校长支持下，办起教育专科科，由陶行知兼科主任。该科把“科学常识，由著名心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陆志韦讲心理学，请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韦斯特大学神经学研究员秉志教授讲生物学、生理学、陶行知讲遗传学……，使学生有良好的科学基础和本门学科的基础。自南高、东大、中大直至今天南师大，教育学科一直居全国领先地位。
面向社会开设暑期学校。有感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1920年南高在全国首开暑期学校，第一期学生即达1041人，以后每年亦近千人，来自全国20多省区及朝鲜的大学、大专、中学、中专毕业或肄业的学生、私塾先生均来就学，后成为著名词学家的夏承焘便是吾校暑期学校学生，南高、东大的著名教授加上聘请的专家如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江亢虎、晏阳初以及美国的杜威博士等均曾前来任教。这是一种服务社会的推广教育。
竺可桢创建了新型的地学学科，我们的气象学走在了全国的前头；秉志教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和生物研究所；茅以升教授扩充工科，创建土木、电机学科。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工学院的很多的基础都是当年茅以升等人创建起来的。这些，我们东大人都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熊庆来教授创建了东大数学系，把近代数学引进国内、培养了我国最早数理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胡刚复为哈佛大学博士，专攻物理，1918年回国，在我校任教11年，南高时期，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1920年创建物理学系，先后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他还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他被誉为“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我校还是中国核物理学科的发祥地，1947年3月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和教授毕德显，受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在美国购得供原子能研究的机器设备，设实验室于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委托，在美国购得供原子研究的机器设备，设实验室于中央大学东北太平门附近的小九华山下， 这是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之始。后来赵忠尧成子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他与多名我校校友成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五、知行合一、服务社会
吾校办学以“知行合一”为其特色，必含服务社会、服务经济之内容。当今国际名牌高校均肩负“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重功能，而吾校早在南高、前东大时期即已如此。我们国家目前办学多强调科研，对教学还是重视不够，对服务社会这一点更是强调不够。1998年，我们东大组成一个代表团，我去韩国访问，跟我们一路当翻译的那些老师，我就说：“暑假你给我们做翻译，学校给你们什么报酬？”他说：“给什么报酬呢？我们老师总要服务社会啊，这是我服务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恐怕假期要动用这么多老师，天天要陪着我们代表团，十来天工夫，一个钱不给恐怕不行！在国外，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在我们中央大学历史上强调“知行合一”，这是郭秉文教育思想的一个部分，它就强调德育之“言行一致”的意思；它强调“通才”与专才平衡；强调“学”与“术”之平衡之意。所谓学与术的平衡就是知识和技能的意思，知识是指如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要使之明确；所谓技能是应用工艺、造型，要使之精熟；另外要强调学术和才识，要会计划，要能执行，要有动手能力。现在我们东大人经常提出我们东大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强，这一点也是当年中央大学留下的好的传统，郭秉文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平衡、“计划”与“执行”的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当时我们学校是全国学科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我认真的研究校史的时候注意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图书经费、办学经费超过了清华和北大的总和还多，比他们要多得多。下面我们看一些数字就更清楚这一点。一代代的东大人以其诚朴严谨、求实低调而又敢为人先具有创新理念的形象立足于全国高校之先。
下面我说说：“东南辈出英豪。”东南大学历史上出过许多改写历史的大人物，也有些是政治家。这里有一个不得回避的人物，就是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在我们学校读书当时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当时整个中央大学大部分迁到重庆，后来，又有一部分留在南京的教师组建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的校址不在四牌楼校区，而在金陵大学校址，金陵大学在哪里？现在在南大的那个地方，那时的金陵大学的规模是比较小的，1964年，我进南大的时候，南大还有许多草房子，50年代的时候南大还有很多桑树田呢，校园里还有地方种菜呢。当时江泽民同志留在南京的那个中央大学，那个大学办的时间不长，他们毕业生叫40～45届，到1945年抗战就胜利了。抗战胜利的时候，江泽民读完大学三年级，他是抗战时期南京中央大学的工学院电机系的学生。抗战胜利的时候他还没有读完，等到抗战一胜利，重庆的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当时重庆的中央大学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抗战之前的南京的中央大学的规模，所以重庆大学迁回来，校舍远远不够住，临时盖了许多小房子，老师宿舍都很简陋，重庆的学生都安排不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是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办的，所以对那些学生，说这样：第一年你们先到其他学校借读，第二年你们再回来，还要考一下再进中央大学，当时江泽民同志就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本来应该是借读，但是他因为是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所以他拿的毕业证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证书。大家注意，有一年，江泽民来视察南京大学，实际上当年他读书的地方就是中央大学所在的南京大学的那个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的那块地方，后来，但是省委就关照南大，你们把江泽民不要当校友接待，要当国家领导人接待，你们轻易不要提他是你们的校友。后来南大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就是把江泽民当时的借书证、学生证等一些材料都准备好，他要是提出校友了，我们可以随时拿出来；你不提校友，我们不提，后来江泽民一路视察到北大楼的时候，说：“我当年的教室就在这里”，他提了，后来学校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样呢，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承认是中央大学校友，接着，后来几年，江泽民参加当时日本鬼子统治下的时候南京“清毒”运动，是地下党搞的，地下党的一个领导叫厉恩虞，这个人一直是江泽民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领导人，解放后厉恩虞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一直默默无闻，最后死掉了。厉恩虞的家属就找到了江泽民，江泽民就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厉恩虞同志》，写到一段在当年南京中央大学时期，怎么跟厉恩虞一起参加地下党活动，当时江泽民同志还不是共产党员，也还没有正式参加地下党，但是已经参加地下党的一些许多外围活动了。这篇文章先在《新华日报》，然后在全国各大报纸上一登之后呢，这一点实际上江泽民就完全承认在中央大学读书前前后后的经历。早先几年，我们写一些诗词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也对我们这里进行了支持。就这么一个前后的情况，大致他跟东南大学的关系就是这个，所以后来我们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江泽民同题字。他对东南大学几个字不太熟悉，后来他就说这就是解放初的南京工学院，当年就是中央大学，所以他很乐意为我们百年校庆题字，我知道的大致情况就这样。我们甚至有些同志认识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等等，但我不认识，我和江泽民同志有过一些间接地接触，他为我的一本书题过字。
我们在学校历史上出过一些大教育家，像李瑞清，陶行之，江谦，郭秉文，刘伯明，罗家伦，马寅初，汪海粟，刘雪初，韦钰。有些大家稍微熟悉，有些大家不太熟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原东南大学的创始人就是郭秉文，他实际上是南高师的校长，后来担任了创建第一个东南大学的校长。许多重要的的自然科学家：熊庆来，胡刚复，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吴健雄，杨立铭，柳大纲，张钰哲，竺可桢，李四光，秉志，童第周，梁希，金善宝，蔡翘，还有茅以升，虞兆中，严恺，陈章，顾毓秀，刘盛纲，倪光南，刘敦桢，杨廷宝，童 隽，吴良镛，戴念慈，罗荣安，冯元桢，任新民，黄纬禄，钱仲韩，周仁，彭加木，丁衡高。像著名的称谓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是我们学校物理系的校友，东南大学工科的奠基人茅以升，著名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李四光，李四光代理过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后来当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长期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中国近代生物学宗师秉志等等。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设立了81个，据说48个是我们校友，但是我仔细一个个地查，还有几个身份还没有搞清楚，我能查出三十几个，马上底下一一开列名单，另外当时有部聘教43人，我们学校以及我们的校友占22人；五十年代中科院共5名副院长，我们学校占5人!
国名党当时设立中国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共81人，分三个组。第一、数理组，共28人：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余瑞璜。其中、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谢家荣、竺可桢、周仁、茅以升、余瑞璜是我们的校友。中国其中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其中三大名旦是我们学校的。中国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81人）生物组：25人: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其中王家楫、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吴定良、蔡翘、邓叔群是我们学校校友。再看人文组，总共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其中汤用彤、柳诒徵、顾颉刚、赵元任、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使我们学校的校友。有人说马寅初不是北大校长吗？他先在中央大学当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后来到北大去当校长的。
国民党民国部聘教授名单：胡小石（国学，国立中央大学）、楼光来（外文，国立中央大学）、柳詒徵（历史，国立中央大学）曾经在中央大学、徐悲鸿（艺术，国立中央大学）， 艾伟（心理，国立中央大学），孙本文（社会，国立中央大学）戴修瓒（法律，国立中央大学）， 高济宇（化学，国立中央大学）
李四光（地质，中央研究院）胡焕庸（地理，国立中央大学）， 蔡翘（生理，国立中央大学）梁希（林学，国立中央大学）；吴宓（外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汤用彤（哲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周鲠生（法律，国立武汉大学），胡敦复（数学，大同大学），茅以升（土木，国立交通大学），曾经在中央大学，后被聘走了，你们打这看一下，胡小石一直到解放后都还在。
还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黄侃，刘师培，吕叔湘，吴梅，赛珍珠，徐志摩，汪东，唐圭璋，刘伯明，宗白华，闻一多，吴宓，楼光来，陶行知，陈鹤琴，李叔同，吕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高剑父，李剑晨，马思骢，孙本文，李国鼎。像上面列入的黄侃、刘师培，吕叔湘等等都是我们的校友，赛珍珠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得诺贝尔人文奖的人，曾经在我们学校当教授，徐志摩一直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一直到死，到飞机失事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像著名的美学家徐悲鸿，陶行知等人。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高剑父、林风鸣。全中国十个，我们学校就占了四个：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高剑父。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毛泽东、沈伊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其中沙孟海、谢无量、李叔同是我们学校校友。
好，同志们，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我们这个学校是全国最高学府，差不多是这样，当时是力量综合实力最强的学校。但是1952年以后，从我们学校分出十三所学校，这样，我们的综合实力就不再具有领先全国的地位。我们的文理学院迁到当年的金陵大学，成为今天的南京大学，也就是说1952年初，我们学校曾经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今天又有个南京大学，这个南京大学并不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今天的南京大学只是当时中央大学的文理学院，就是文学院、理学院，只减少了心理学系与哲学系，当然了，文学院和理学院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当年的法学院撤消了，它主要包括经济和法律这些部分，后来分到各个学校去；当年的教育学院，迁到当时的金陵女子学院去，后来改名为南京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当时的中央大学的医学院，我们曾经有两个医学院，20年代我们东南大学的医学院后来独立出去就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并入复旦大学，因为我们的上海的医学院被并掉了，后来又在南京建了一个医学院，解放后呢，改名为第五军医大学，后来跟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现在在西安；我们的农学院，当时在丁家桥，后来迁到卫岗，就是南京农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林学系独立出来成立南京林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林业大学；我们的商学院提前独立，成为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我们的工学院水利系独立出来成立华东水利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河海大学；航空系成立了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工学院留在本部改名为南京工学院，也就是东南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曾经有两套方案，两套方案共同的意见就是把工学院留在中央大学本部，第一方案就是南京大学放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身底下，当时，准备把农学院准备放在金陵大学的身底下，因为金陵大学的农学院也是蛮强的，后来呢第二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格局，把工学院留在中央大学本部，因为工学院当时是中央大学七大学院的最强的一个学院，它的规模大概超过全校的1／3，再加上后来又从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并入了一些系科，尽管我们分出来水利系等一些系，但是总的实力还是加强的。50年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北有清华、南有南工。”有人说为什么后来我们跟清华的距离拉大了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我们工学院分出去三所大学：我们的农机系分出去，成立镇江农机学院，今天的江苏大学；我们的化工系分出去成立南京化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工业大学；我们的轻工系分出去，成立无锡轻工业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江南大学；我们的无线电系有线电专业迁到四川，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这些学校都不分出，不要说一开始所有的文理都不分出去，就是工学院这几所学校都不分出去是什么样子，当时的无线电系国家都决定整个迁到四川，所有的仪器都运到重庆了，感谢我们的汪海粟院长，他亲自到省委找省委书记，说南京有无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工业很发达，它很重要的就是靠我们南工的无线电系，现在无线电系全部撤走，南京的无线电马上就会大幅度的下落，所以后来省委书记也不错，亲自赶到上海，正好周总理也在上海，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后来想在四川那里也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就跟江苏省协商：“能不能这样，你们一个是无线电，一个是有线电（什么叫有线电？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话就是有线电），你把有线电分给他们，把无线电留给你们南工。” 所以后来把在重庆的仪器又重新运回我们南工，这样，今天的无线电系才保存下来。今天我们的四系，我跟我们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张锡昌同志很熟悉，他就说现在他们的特聘教授大概占学校的1／３，他们的二级教授占全校的１／４，现在他们有院士，有全国863的首席科学家，无线电系如果没有当年汪海粟先生跑到省委去找人，没有周总理的网开一面，就没有你们信息工程学院！
2000年，当时布局调整，要把当时铁道医学院、交通专科学校要和南京地质学校并入东大，四校合并，当然有很多人对这个有说长道短的，但是我要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不完全我是站在学校校领导的立场去说话，我是一个普通教师，至少他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完成了原中央大学的领土完整，原来我们四牌楼校区是我们中央大学的本部，分部就在丁家桥校区，当时的农学院医学院都在那里，现在这样一次四校合并实现了当年农学院、医学院的领土回归，现在中央大学几乎每一寸土地，当然了不包括旁边被人家蚕食的那一点，整体呢，今天都是在我们东南大学的版图上，这一点我们倒要谢谢我们东大的领导！
最后我再讲几句，“海涵地负展宏韬”。海涵地负是大地负载万物、海洋容纳百川，它有包罗万象、含蕴丰富和学问博大精深的含义。前面我们讲过东大人要有广博的气度，同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大学，要容得下各种学科，要容得下各种风格流派。大学校不仅仅是规格大，而且是容量大，气度大，要有这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当今规模比北大、清华大的学校多着呢，对不对？我的母校，就是我读硕士生的吉林大学，有句调皮话叫做：“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校园里”，你到长春去到处都会看到吉林大学的牌子，你弄不清哪个是吉林大学的哪个部分，因为它七八所学校并进来，有的学校规模还是很大的，再加上各个学校有些分校，走到哪里都是吉林大学的牌子，所以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校园里，倒过来，我们不在于其大，而是在于这种胸襟，无论我们学校领导还是我们东大的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要有这种雍容的气概，要像罗家伦说的那样纯朴而雄伟，不要小鸡肚肠，要有名校的这种胸襟和气势，要有雍容阔大的气度，要能吸纳各种人才，作为研究开放新的综合性大学，各学科要充分融合，而且兼容并包，办学思想要容得下各种办学风格，要容得下各种办学流派。当然，作为一所名校，要有一批的博学大师，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有句名言叫做：“所谓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也，而是有大师之谓也！”一所没有大师的学校是大家都来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们东大，今天可惜可谓真正的大师，已经极少了，当然还希望，未来在年轻人中间，能够造就出一些能够跟老一辈的、跟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他们相提并论的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所以，经常我跟我的研究生上课经常数家谱，我是谁的学生？我的老师又是谁的学生，你们是第几代的学生，大家也要算，一代代的算下来，希望能够把这个学术的传统延伸下去，而且能够后来再居上，不但能够超过我，而且有可能的话能够超过我的老师，而且能够超过我老师的老师。我们今天学习条件很多地方都超过我们的老一辈，《四库全书》过去我们根本都看不到，现在要查一个东西，四库有检索系统，查一个词输进去，如果查不出，没有这个字 电脑几秒钟就回答查不到，要能查到，除非内容特别多，几十秒钟或者一两分钟就能解决了，过去《四库全书》根本就看不到，更不要说你去好好查一查了，现在有许多条件是超过前辈的。“海涵地负展宏韬”，它表示要实践发挥。“宏韬”从六韬而来，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也就是各种经天纬地的、这些运筹帷幄的策略。我们学校曾经有宏大的理想，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点我是抱有很大的信心的。同志们想想我们有这么大的校园；我们有这么好的基础；我们有这么深厚的文化积淀；我们的文化积淀在中国是任何学校都无与伦比的，哪个学校跟我们比都要逊色几分。同志们有机会到四牌楼校区去，看四牌楼校区礼堂门口的喷水池边上有个很大的碑，碑文是我为百年校庆写的，其中说：“煌煌千载，其文化积淀之深厚，教育历史之悠久，鲜有能与之比肩者！”我就把任何学校在我们悠久的文化积淀面前都是很逊色的这个意思写到碑文里面去，当然要经过努力。
我用“日新臻化境，四海领风骚”来结束校歌，“日新”是《易经·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孔颖达疏：“其德日日增新。”东大人不但要学问天天长进，道德要更进一步的提高。东大人在各地，你在业务上要成为骨干，在道德上你要成楷模。老师是学生的楷模，你们走上社会之后，你们成为各个单位的大大小小的领袖人物，也希望你们不仅仅能够事业上成为成功之士，学问上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更要成为一个道德的典范，做人的表率，走到全国各地都说东大人真不错！哪怕你不居高位，不做高官，到哪去人家都喊一个“好”字，这就是为东大，为母校争光了！
我们说：“日新臻化境”的这个“化境”是从《庄子》的物化思想而来的，《庄子》有庖丁解牛这样的一个故事，由“无厚”入“有间”。庖丁是一个杀牛的屠宰手，别人家用这个刀，一年都得用几把，但是他的一把刀用了几十年还是新的，他说我就“无厚”入“有间”，看起来这个牛有一堆堆的骨头，实际上它是有间隙的，我这个刀不是去砍，那当然我这个刀用的久。这个呢，作为一个屠宰的工匠，他就达到了一个化境，行行出状元，他就是这一科的状元。我们“金之至精，炼之至熟，刃之至神，而厚之至变，至化者也。”引申为：诗的“化境”，诗的最高美学境界，也就是艺术造诣达于精妙的境界。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达到教育的化境，要培养优秀的人才，希望能像当年的中央大学那样出现大批的能够改写中国历史的大人物，同时，也要许多为后代人树立道德表率的一些人物，这种“化境”是指一所学校科研，教学，文化，精神都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我听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泡菜的味道是由泡菜坛里的水的味道决定的。”这句话很深刻，同样两个同学，高中毕业的时候水平差不多，各方面人品也差不多，一个同学发挥得很好，进清华、北大，或者进了东大这样的学校；还有一个同学发挥失常，进了一个很蹩脚的学校，跨进校门的时候，这两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几年下来之后就有极大的区别，确实不一样了。为什么？他在不同的泡菜坛子里泡了几年，一个泡菜坛子里味道非常好，出来就香喷喷的，但是另一个泡菜坛子里出来的就酸唧唧的，而且不仅仅是学问有所差别，而且在为人，有些小学校的校领导开始就是小家子气，就是小心眼，他想什么问题也直打“小九九”，希望在我们这个学校要形成一种雍容大度的文化，即使在某些学科建设方面我们跟北大、清华这些学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做人方面，在我们校园文化方面，我们跟他们没有差别，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这种志向，下半年我去清华，大家都晓得我脸上上写着“东南大学”这四个字，在清华人眼里，我是东大人或者说是东大人的代表，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这个东大的教授比起你们清华的教授毫不逊色！
最后讲到“四海领风骚”，四海，《书经》里面：“文命敷于四海。”我们的老祖宗当年对地理了解不多，他们误以为中国的四面都是海，只有这一块是陆地，你看《西游记》说四大部洲，我们就在南瞻部洲这块土地，周围都是海，认为我们大陆这一块叫海内，所以其他还发现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就是海外了。现在四海领风骚，四海就意味着世界。“风骚”原指《诗经》的《国风》和《离骚》。也就是《楚辞》，“风骚”是文学界的最高境界的代表。“领风骚”就是居于世界的前列。清人赵翼《论诗绝句》里面有这样句子：“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央大学，在老东南大学时期，人家就称我们是“东方的剑桥”，在后来的中央大学时期，也应该说我们在全国也是一枝独秀的。当时抗战时期，国外承认中国五所大学的学历，第一是中央大学，第二是西南联大，同志们知道，西南联大包括三所学校：清华、北大、南开加起来可以排第二，其他的是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这五所学校，中央大学是排第一的。我们曾经有过非常的辉煌。
当然也有人说：“好汉不言当年勇”，我们为什么还要言当年勇呢？因为不是我们完全衰落了，而是我们被肢解了，我们一个学校被分成十三所学校，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被分成十三所学校，我相信如果按照我们中央大学或者改名为哪怕是国立南京大学，如果同样在这样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还是第一。不是我们无能，当然有没有无能的地方？有，我们也不要虚夸自己，也应该看到我们的许多不足，知耻近乎勇，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希望在本世纪的中叶，能实现我们校领导规划的把东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这个宏大目标。我也许活不到那一天，王老师今年六十二岁，如果活到本世纪中叶，还得41年，那就103岁了，如果跟南大的郑集先生相比，我还能活到那一天，当然未必还有力气站在这个讲台上这样滔滔不绝的讲上两个多钟头，但愿也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愿我还能活着亲眼看见我们东南大学实现四海领风骚，建成第一流大学的那一天!
今天是我在去清华之前最后一次给东大的同学上课，感谢这么多的同志来听我的课。我希望同志们跟我一起努力，尽管我即将离开东大，昨天学校党委书记胡凌云同志专门找我谈了很长时间，我感谢校领导对我的关心，我向他们保证在清华呆上半年之后，一定好好的回到东大来，跟老师同学们共同把东大建成国际第一流的学校！谢谢！
（根据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王步高教授演讲录音整理，整理者：宋昱、周南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