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2年的四年中，中央大学的校长为张乃燕和朱家骅。张乃燕在1928年5月至1930年10月的任期内，三次辞职；朱家骅在此后一年多的任期内，也是三上辞呈。四年中还有任命而拒不到职的吴稚晖、任鸿隽；任命到职而遭拒被驱的桂崇基、段锡朋。这一场易长风潮使中央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一度陷入困境。
张乃燕第一次辞职，是在他接任中央大学校长后的次月，即1928年6月24日，以不愿久任繁剧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大学院准备调张乃燕任大学院参事，所遗校长缺，拟请吴稚晖接充。国民政府遂于1928年7月8日议决，任命吴稚晖为中央大学校长。但是吴稚晖却致函大学院，坚辞不就。张乃燕也表示不就参事职。此前，中央大学教育行政处全体会议，列举张校长主校以来的政绩，发表宣言，呈请大学院免调张乃燕，此事遂寝。1929年暑假，张乃燕第二次提出辞呈，部令慰留，张乃燕同意维持到年底大学区制停止试行时。1930年10月，张乃燕第三次直接上书蒋介石，呈请辞职，函发后就离校去了上海。理学院院长(代理)刘树杞专程赴沪挽留，但张氏辞意坚决，无挽留余地，遂于1930年11月获准辞职。
张乃燕校长辞职的原因主要是经费问题，国立中央大学成立之初即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当时正在试行，但已经遭到各方面反对的大学区制，既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争，又有大学经费同中小学经费之争，导致了多起经费风潮，波及全省教育界。
中央大学前身的东南大学的教育经费是由江苏省财政负担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时，并入8所省属大专学校，故全部经费仍由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拨款。1928年度中央大学预算175万元，按惯例仍由教育经费管理处支付。江苏的教育专款，原来由屠、牙两税和卷烟税而来。中央财政部划分国税和地方税时，将屠、牙税定为地方税，而卷烟税则定为国税，江苏财政部门认为中央大学的经费由国家负担理所当然，况且卷烟税(每年约180万元)收归国税后，也确有难处。可是，1928年11月4日全国预算委员会议决：中央大学的经费“暂仍旧案办理”，即仍由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拨款。中央和地方两下推诿，几使中央大学陷于绝境。而大学区内的中等学校联合会又不断抗议大学和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分配不公。1929年8月9日，财政部、教育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中大经费问题，讨论结果，报经行政院以训令下达：“中大经费应按十七年度(1928年)实支款132万元，永久由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支给，十八年度(1929年)预算不足数(预算为187万元)由财政部按月补贴5万元，不折不扣。”于是就发生了中大区61县的教育局长联席会议，力争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吁。中小学校教职员两次赴镇江(时省公署设在镇江)请愿，要求由中央负担中大经费，或削减由江苏省负担的中大经费。中央大学学生则数度去教育部游行请愿及发表宣言，要求维持中大经费。到1930年，财政部应不折不扣按月补助的5万元，竟有3个月未付。省拨中大教育费则已积欠一个半月，以至发生了中大校长同教育部长蒋梦麟相互责难的纠纷。张乃燕之所以不惜离职而他往的原因，盖肇于此。
张乃燕辞职后，经行政院会议决定，并于1930年12月13日以当时兼理教育部部长蒋中正的名义，发布第1315号训令，任命朱家骅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2月20日朱家骅到校接事，同日在中大体育馆举行就职典礼。
朱家骅在就职典礼上就宣称：“中大自东南改革而成，不幸近来校内发生不安之现象，殊属可惜。”对学生的状况表示不满。所谓“不安之现象”，如学生为中大经费问题而游行请愿，发表宣言，以及张乃燕离职去沪前，将教务处、秘书处合并为总务处，委总务长黄振寰维持校务，教授与学生认为未经校务会议通过即行改变学校行政组织已多不妥，且近不伦不类。故11月28日，黄振寰在纪念周报告时，同学纷起质问，言词激烈，黄氏不能答复，遂宣布对中大事不再负责等情况均属之。1931年1月24日，朱家骅就以纪念周秩序不佳为由，布告严戒学生“嚣张”，4月18日，又以不守校规、侮辱师长为由，开除学生两人。1931年9月28日，中大学生为反对日寇侵略东三省举行游行示威，上午9时冒雨游行到中央党部后，国民党中常委丁淮汾在二门前接见，中大学生因校长朱家骅正在中央党部出席纪念周，即要朱家骅同去外交部请愿，朱家骅初尚犹豫，嗣见群情激愤，恐滋纷扰，即出与学生同赴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初拟派代表接见，学生大愤，即到楼上部长办公室责问王正廷，言语间发生冲突，学生愤懑不已，不禁拳脚相加，王头部略有受伤，当即去鼓楼医院治疗。事后朱家骅即引咎自请撤职未果，这是朱家骅第一次辞职。1931年12月5日，中央大学为声援北京大学抗日救亡南下示威团被捕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出发前到校长室取校旗，秘书长郭心嵩拒绝给旗，发生冲突。朱家骅当天下午就第二次向教育部引咎辞职，部令慰留。12月8日，朱家骅第三次提出辞呈，并即离开南京，以示坚决，终于获准。朱家骅坚决辞职的原因，没有解决的中大经费问题是个重要的因素，1931年11月至1932年1月，江苏省政府停拨中大经费，以至对中大教职员欠薪三个月，中大教职工怨愤至极，风潮一触即发，加速了朱家骅的辞职决心。
朱家骅辞职后，调任教育部长。国民政府1932年1月8日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学生拒之，当月下旬桂即辞职。同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又任命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鸿隽曾任教育部司长、东南大学董事、中国科学社社长、东大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素来热心于教育事业，但他接奉任命后，坚辞不就，只得请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坚辞代理职务，以至校政无人，陷于混乱。就在这个时候，1932年6月6日，中央大学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后因接受学生要求忍痛复课。朱家骅却广播流言，以解散中大相恫吓，众教职员忍无可忍。6月15日中大教授、学生开大会，组织“中大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21日师生代表9人，24日师生代表20余人，两次赴行政院请愿。26日全校师生开会讨论经费问题和因朱家骅辞职、新校长任鸿隽不愿就职的悬而未决的校长问题。27日又为此开全体大会并到行政院请愿，通电反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7月1日，中大教授会复派张士一、倪尚达等10人去教育都索讨欠薪，结果补发了一个半月的欠薪。与欠薪索薪事件同时，6月27日中大学生会为解决久悬不决的校长问题，到行政院请愿，提出三项要求：(1)从速任命新校长来校主持工作；(2)要求派知名学者担任，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3)提出竺可桢、翁文灏、任鸿隽等三人，供当局遴选任命。翌日，行政院议决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代理校长，当晚消息传来，群情哗然，认为不合要求。29日段锡朋到校接事，学生正在体育馆开大会，闻讯派人去请段锡朋到体育馆来。当时段锡朋到校刚下汽车，走进南高院(校行政在南高院二楼办公)，上楼时遇到学生。段不允去体育馆会见全体学生，只答应叫学生派代表来谈。争执不下，被学生拽下楼。扭扯间，段的长衫被撕破，并被殴伤数处，从学校西门逃走，径赴鼓楼医院治疗。教育部长朱家骅闻讯震怒，在国民党中央的支持下，悍然宣布解散中央大学，彻底整理，布告所有学生立即离校，听候甄别。学生会乃组织纠察队，把守学校各大门和出入口道，国民党政府遂用飞机在学校上空抛撤“解散令”。6月29日当晚，教育部内定开除学生60余人，30日逮捕工学院学生1人，警备司令部传讯学生会主席团全体成员，一时校内风声鹤唳，师生惴惴不安，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和护校运动委员会主要成员，纷纷离校他避。
7月2日下午4时，教育部派接收委员4人到中大接收。3日封锁各侧门，仅留大门出入。4日封锁宿舍，令全体学生即日离校(惟路远学生允留)。6日接收工学院，工学院院长顾毓琇教授断然拒绝，声称若强行接收，则一切损失由接收者负责，故无结果。中央大学教授继请撤出接收委员，以恢复常态。
7月6日，行政院议决聘蔡元培、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指定蔡元培为委员长。随后，行政院又增聘李四光为副委员长，并于整理期间代行校长职务。聘竺可桢为教务长，钱天鹤为总务长。
中大整理委员会提出整理方案报行政院，其大略有：上海商、医两院独立。系科适当调整。行政组织，在校长下设教务长、总务长及校长室秘书。中大经费依实发给，不得减成。本年度停止招生等项。中大整理委员会7月10日的会议称：中大风潮实为钱与人两个问题。只发五成经费，实不足以维持，8月份起，拟十足发给。校长人选应定与党政关系较少、不带政客式的纯学者，各方均可满意。会议认为整委会工作已毕，无必要再开会。行政院8月23日第57次会议议决：中大整理委员会蔡元培等函请辞去整理委员职，李四光同时请辞代行校长职，经议决分别准予辞职。
中央大学的易长风潮，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目。上海各大学教授会，于7月10日联合发表关于中大风潮宣言，声援中大师生。宣言略称：近年以来官僚主义、党派势力侵入教育界，以至发生无穷的纠纷，任段锡朋为代理校长实为失当。少数学生动用暴力，有逾常轨，但反对不分黑白任意拘捕。学生妄动殴人固属非法，政府随便拘捕，亦是违法。政府解散学校，罢免全体教师，处置太过。少数学生闹事，何至于牵动全体教授，使神圣教育事业，随当局的喜怒而中断。政府有解散国立学校的权威，但不能推卸履行聘约的义务；政府不履行发清薪俸的义务，教授便有不服从政府接收的权力。政府可以违约，则教授可以抗命。中大学潮不过是全国教育病态的象征，若不根本澄清，即教育前途不堪设想，而风潮之来，恐更有甚于此者。
8月23日，行政院决定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于8月25日接到任命，他表示不愿接任中大校长，他说：“命令朝达，辞呈夕上，余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决无弃之而从事风波时起、百端待理之中大的意愿。”但屡辞不果，终于声明，以一年为期，接受了这一职务。历时四年的中大易长风潮乃告结束。
（原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三期，中大南京校友会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