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23日，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是年9月5日，他来校就任。执掌校印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是中央大学办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罗家伦生于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作为徜徉于燕园的著名才子，是北大《新潮》社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因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而名声大振。

　　罗家伦1920年出国留学，先后赴美、英、法、德等国深造。1925年，罗家伦来东南大学任教，随后参加北伐，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理教育长、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等职。

　　早在郭秉文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时期，就提出“止于至善”的校训。“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意为劝勉师生不断追求人生与学问的新境界。罗家伦初到中央大学之时，提出了“诚、朴、雄、伟”四字学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工具；“朴”就是质朴和诚实；“雄”是指“大雄无畏”；“伟”是指伟大崇高。罗家伦认为，这四字学风，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即便如此，也应该心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信仰。

　　罗家伦还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方针，即把学校近期发展划分成安定、充实、发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三年。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罗家伦深知时期是不可以严格划分的。在安定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在充实时期，应当筹划发展；在发展时期，应当维持安定。

　　罗家伦视延揽名师为第一要务，上任伊始，他聘请在美国航空公司任职的罗荣安回国工作，开创我国航空工程教育的先河。他还新聘请了留美博士孙光远、留日博士罗宗洛、留法博士施士元等十多位学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艺术学院引进了徐悲鸿、张大千、吕凤子、傅抱石、陈之佛等一大批大师，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占据了我国艺术教育的最高点。

　　随着学校的发展，四牌楼校区尤显狭小，学校意欲在南京近郊选址建设新校舍。1934年9月，蒋介石核定中大迁校建筑费240万元。中央大学随即在中华门外选定新校址，征收土地2700亩。1936年11月，新校区土方工程开始动工，计划除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留在市中心，其余均陆续迁移。让人始料不及的是，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建设新校区的宏伟计划不幸搁浅。

　　罗家伦校长的确“料事如神”，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发生之时，他就下令总务处做好50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1937年7月，罗家伦又通知总务处将该批木箱加钉铁皮。同时，他还派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等人兵分三路选择临时校址。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西迁。10月10日，大批学生于汉口转船入川。同时，派人到重庆沙坪坝筹建校舍。11月初，学校开学复课。

　　在西迁途中，中央大学牧场职工王酉亭苦心守护禽畜，被誉为“中央大学的焦大”。王酉亭等人徒步行走，将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渡江赶到浦口，美国鸡、北京鸭等禽类则用笼子装着放在畜类的背上。他们途经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入冬以后，人畜均疲惫不堪，无法继续前行,便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第二年开春，在一批小禽畜出生之后，他们又踏上征途。途经湖北，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重庆。整个行程历时一年多，队伍日行十几里。

　　当罗家伦校长在沙坪坝与家畜们“重逢”的时候，百感交集，尤为校工不辞辛劳保护禽畜的爱校情怀而感动。

1942年，罗家伦在离开中央大学的时候说到，在南京尚未建成新的校园，却在重庆沙坪坝建设新校舍，真可谓“失之金陵，得之山城”！

　　（唐瑭整理）本文参考：《东南大学史》（第一卷）、《毓秀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