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未泯，国魂不灭
——抗战烽火里的中大师生
校史研究室 刘云虹 郭淑文
战争，无论之于国家、民族，还是之于广大的普通民众，都意味着太多的磨难与伤痛，尤其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幸运的是，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曾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为了民族、国家抛洒热血，谱写出了一部恢弘壮丽的英雄史诗。先烈的故事被讴歌赞颂、口耳相传，于抗战中付诸努力的普通民众，则常被简写为一个集合名词，暗藏于历史的细枝末梢之间。当我们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重新翻检，从身边老人的记忆中细细追寻，历史的面貌有了更为生动鲜活的展现。在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中，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曾有着这样一群简朴诚挚的师生，他们坚信“文心未泯，国魂不灭”，为了信念长存、理想不息，在勇敢地奋斗前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
一、运筹西迁，续存文脉
中央大学在民国高校中院系最多、学科最全、规模最大，可谓当之无愧的最高学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腾起的硝烟打破了中大“玫瑰色的大学之梦”，本应运往蓝图石子岗校址的数千个大木箱，不得不跋涉转往数千里之遥的山城重庆。
中央大学的西迁有条不紊、极为彻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国立大学应有之实，是战时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在西南的八年中，中央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于战后一跃而为亚洲第一学府，居于世界大学前列，很大限度上归功于内迁的成功。
内迁奇迹之所以可能，有赖于校长罗家伦的准确决策、高效干练的筹措谋划，以及师生员工高度负责地辛勤奔波。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随即展开了对首都南京的空中轰炸，中大亦未能幸免，于8月15日、19日、26日三度受创，大礼堂、学生宿舍等建筑受损严重，教学科研难以为继。上海陷落后，南京形势愈加危急，罗家伦果断提出迁校之议时。其时，曾有人坚持“守土抗战”，发出“最高学府迁校是动摇人心”的质疑，罗家伦仍顶着巨大的压力力排众议，主持开展了整个迁校计划。
在“水道直达”、“宜于防空”和“杜绝二次迁校”等原则的指导下，罗家伦委派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两教授前往四川、重庆勘察校址，落实迁校事宜。为求稳妥，还另派心理系王书林前往湘鄂，医学院蔡翘前往成都寻觅校址。经过几位教授的奔波努力，罗家伦艰难地取得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和重庆大学的支持，随即于9月4日作出决议：将中大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迁往成都。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和土木系教授戴居正立刻被派赴重庆，协助马洗繁教授主持沙坪坝旁松林坡的校舍建设。经由十八个包工组一千七百余名工人四十二天的昼夜赶工，可以容纳千人的简易校舍拔地而起，跋涉千里的中央大学得以迅速恢复教学状态，在当年11月22日开学复课。
筹建校舍的同时，迁校也在积极进行之中。马吴二人积极接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商议装运事宜，民生公司将运送军队所余运能尽付提供中央大学，还根据所需临时改造了轮船底层。10月，在各系主任（如电机系陈章、地质系李学清）的组织带领下，一千九百余箱图书仪器、四千余名中大师生及员工家属先后运抵重庆。
11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于松林坡新校址再续弦歌。抗战中迁往内地的大批高校里，以中央大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在嘉陵江边“自成小小格局”，存续了中华文脉，可谓弦歌不辍。内迁后，中央大学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极大地调动了师生抗战精神，迎来了中大发展壮大的新高潮。
二、抗日救亡、关心国事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央大学的辉煌，不仅仅在优雅的广厦重楼，更在其“灵魂”——勇毅博学的可敬师长。他们忧国忧民，于平凡处为非凡之事，将一腔热血交付与国家民族，交付与正义真理。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王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能随校迁移。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唯有变卖藏书维持生计。书商的急于采购引起了王伯沆的怀疑，经过调查，他得知书商系为汉奸陈群收购。王伯沆大为震怒，坚决不卖，并将已卖出的书退款收回。从此关起大门，足不出户。南京大屠杀期间，王伯沆与夫人退居难民区，面临闯入日军凛然自持、毫不示弱，以一身忠贞傲骨，坚守着伟大的民族气节。
舆论宣传是鼓舞人心、宣传日本侵略暴行的重要工具。1937年10月，前中大文学院长梅光迪发表《言论界之新使命》一文，呼吁言论界阐扬我国历史上奋力反抗外来侵略之斗争传统，恢复民族自信力，打破劣等民族之自卑心理，团结起来，以实现抗战之胜利。11月，他又著《斥伪教育》，痛斥天津日伪组织提倡读经、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使中国民众充当日本侵略者顺民之罪恶行径。
当梅光迪“舆论声讨、重塑民族自信”的时候，中大史学系的金毓黻教授正“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任教中大期间，他开设东北史课程，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了东北历史，并唤起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并激励他们收复故土。在《东北通史•上编》之总论中，他对“东北”一词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史学学家称东北为满洲之谬论，使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史实昭然若然若揭。
抗战期间，许多中大教授响应救国号召，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受中央“航空救国”的理论之感召，在英留学的李登科教授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毅然离英返国。1940年，满怀义愤的他受聘中大航空工程系教授，与祖国人民共患难，投身航空救国的事业中。1940年，日机轰炸重庆，弹落中大，李登科教授的住房起火，衣物全被烧损，唯有他随身携带的研究书稿和打字机得以幸存，足见“航空救国”在其心中的重要地位。
中大艺术系还出现了一位热衷义卖的爱国画家张书旂教授。1939年，国民政府特请他作《百鸽图》，作为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的祝贺礼品。张书旂先生热爱和平，敬佩反法西斯战士。他还曾绘鹰击长空的《云霄一羽图》赠送英国首相丘吉尔，并送给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两幅神鹰图，盛赞其于中国空防事业的突出功绩。张书旂先生非常爱国，尤为崇敬爱国志士，1940年，张自忠将军在武汉保卫战壮烈牺牲，他特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画展，募集“张自忠将军奖学金”。1941年，张书旂以国民外交使者身份前赴美国，将美、加各大城市举行画展义卖的四万美元资金源源不断地通过救济总署输送回国，支援抗战。
关心国事、见解独到是许多中大教授的重要特点。中大水利系主任原素欣教授常谈形势与哲学，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最初几年失败，但靠爱国心支持，一定会胜利的；唯物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资本论的剩余价值是共产党行动的来源。同样对共产主义抱持好感的还有干铎教授，1941年任教中大后，他加入“自然科学座谈会”，与潘菽、梁希、金善宝等进步教授交往甚密，接受地下党的指导，学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许多中大教授在抗战末期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许德珩教授倡议成立“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对中国的战后重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构想。
三、传道授业、教育救国
国难当头，罗家伦对于大学之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早在九一八事变时，罗家伦曾向全校师生作《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讲，提出“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担负起特殊的使命，即：“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抗战期间，大学使命的意义加入了教育救国的理念，“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而中大内迁的意义正是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完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梳理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指引下，众多中大教师致力教学、科研、推广、著述，于祖国的西南隅安放下一张张宁静的书桌，在炸弹的威胁中创造了一方学术净土。
中央大学教师爱生敬业，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如理学院生物系教授陈义一人肩挑多门课程教学，他不仅为沙坪坝高年级学生授无脊椎动物学、无脊椎比较形态学等课程，每周还冒着危险从沙坪坝赶往柏溪分校，为低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动物学课程。他所授课程莫不内容充实，逻辑谨严，深入浅出，言语生动，因而深受学生欢迎。中大水利系肇建于重庆，抗战期间物资交通不便、教材奇缺，谢家泽等教授为了保证日常授课，呕心沥血自编或自译教材，甚至靠抄黑板来“顶替”，以应急需。
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名师云集，部聘教授数目居全国之首。如林学家梁希、社会学家孙本文、心理学家艾伟、地理学家胡焕庸、生理学家蔡翘、英国文学家楼光来、国学大师胡小石、历史学家柳诒徵、化学家高济宇、教育学家常导直、艺术家徐悲鸿、法学家戴修瓒。任职中大期间，他们专心教学、勤于著述，涌现了一批学术巨著。如柳诒徵任中大文学院研究生导师期间，为学生讲授《史原》等课程，并由此整理成《国史要义》；孙本文教授在烽火中笔耕不辍，接连写就《社会学原理》、《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等经典巨著。
相较于其他高校，中央大学学科设置贴近国计民生的实际需求，并有特殊学科（如航空）和军事作战直接对口，对中国抗战学术、技术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以战时支持和民生需求作为科研选题，中大教师取得了很多利国利民的科研成果。与抗战直接相关的科研成果不胜枚举，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朱炳海的《军事气象学大纲》、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和《化学战》等著作。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还为农学院各系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科研成果亦层出不穷，如刘庆云主持的“螟害问题”研究、邹钟琳的“小麦育种”研究、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研究、陈之常的“畜病防疫”研究、许振英“猪的育种和饲养”研究。此外，还有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场考察”等，这些研究考察影响深远，对于中国的农矿生产与西部开发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力学勇毅、乐观浪漫
在中大教师的谆谆教诲和敌机隆隆的轰炸声中，中大学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胸怀祖国安危之忧，誓立振兴中华之志，一面奔走呼号，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一面专心汲取知识，修习技能，以期报效祖国。尤值一提的是，在“重庆精神”和罗家伦校长《新人生观》的激励下，中大学生志气昂扬，展现出了力学勇毅、乐观浪漫的时代精神。
中大学生读书风气很高，颇具力学精神。据中大农业经济硕士谢森中回忆，沙坪坝中大学生有所谓四“抢”，其中两抢都与学习相关：“一是抢图书馆的座位。中大同学晚上自修的风气很盛，几乎可以说晚上没有同学不自修的，而图书馆座位有限，每晚饭后需拿着书本到图书馆大门口排队抢座位。二是抢教室上课时前排座位。有些教授口音的土音很重，或声音不高，不易听懂，故需抢前排座位，较好做笔记。”经济学家陶大镛言，遇至“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抗战八年就读中大的学生中，有50多位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任新民院士、黄纬禄院士、朱光亚院士和钱骥教授四人还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中大学生不仅学习刻苦，而且非常关心时事，极富勇毅精神。正如蒋介石庐山讲话中所言，“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抗战期间，中大学生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团”，在“五四”大轰炸时，不顾炮火冒险前往防空隧道救火救人。1944年秋，日本军至贵州，形势愈加危急，中大同学忧愤难当、纷纷参军抗日，中大政治系35级学生邬伯饶题诗抒怀：“闻说独山将被屠，横眉攘袂愤难舒。纷纷投笔从戎去，扫尽胡尘再读书。”最终，独山战役取得大胜，我军全歼日军于独山城北深河桥，“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独山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也成为了还我河山的起点。
西迁重庆以后，中央大学大部分学生家中接济断绝，全靠政府与学校公费提供膳食维持，生活清苦。在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中大学生苦中作乐，展现出了达然乐观的精神风貌。中大学生常以“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来戏言抗战时生活，“顶天”即指下雨无伞、光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穿、赤脚着地；“空前绝后”则为裤子前膝或后臀破洞。吃着混杂泥沙、石子、稗子、稻壳的“八宝饭”，中大学生总结出了“三多”、“四抢”：三多即指臭虫多、蚊子多、打摆子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医疗卫生条件差，中大师生都曾罹患疟疾病、肺结核、肝炎、肠炎的比例极高；四抢即抢图书馆座位、上课前排座位、饭桶和洗澡房。
生活的艰难与不便并未影响到中大学生的浪漫情怀。他们纷纷组织发起歌咏团，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以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来激励自己和同胞们的抗日斗志，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国恨深深，他们壮怀激烈，高吼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乡愁满满，他们于静夜唱起夏之秋的《思乡曲》、刘雪庵的《长城谣》、贺绿汀的《嘉陵江山》。国恨乡愁之外，还有对生活的热爱，那嘉陵江畔傍晚的灯光，磐溪的流水，歌乐山的彩云，以及中渡口的茶馆和面店，在中大学生的青春中留下了斑斓多姿的油彩。即便数年后，河山远隔、北望云天，已近耄耋之年的学子谢森中还依旧怀念着，嘉陵江上吹来的徐徐清风。
曾经的中大往事藏匿于历史的记忆深处，那些苦难的往昔，我们不能轻易忘却，更无法视若安然。“文心未泯，国魂不灭”，是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赢得尊严有多么艰难，一个国家要换取和平是多么不易，一个学校为了中华文脉的传承付出了怎样的坚守与努力。
转眼已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先辈洒下的血泪早已化作花草下的殷殷沃土，归于尘烟。然而，往事不当如烟，匆匆消逝。我们努力追忆，而后追念，进而追思。前路漫漫，于吾一校视之，则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目标渴盼实现；于吾一国而言，仍有“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等待完成。历史如镜，回视往昔的同时，更在观照未来，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中大人的坚定与从容、勇敢与无畏，无论何时都在心灵深处震撼着我们，赋予我们寻梦的责任与勇气，去坚定地追寻正义、真理，追寻理想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