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大人
校史研究室整理
八年抗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曾有这样一群诚朴务实的师生，他们“从文从武，学工学农”，“或为国魂，或为栋梁”，在苦难中孕育出不屈的“中大精神”，坚定地告诉敌人：“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文心未泯，国魂不灭。不屈的“中大精神”体现在中大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他们用对家国道义的责任承担，树立理想与信念，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后继者尤当奋起学习，效仿先辈融中大精神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壮举，继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向着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而奋发努力，为实现“中国梦”增砖添瓦！
一、 保全文脉，弦歌不辍
正如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使命》所言，中央大学对于民族和国家尽之特殊责任在：“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中大内迁之意义正是要续存文脉，“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完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梳理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在全校师生及员工的努力下，中央大学的西迁有条不紊、极为彻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国立大学应有之实，成为战时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
1、马洗繁
马洗繁先生（1894～1945），河北昌黎人1894年7月30日出生于名宦世家幼聪颖好学，志向高远1913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参加“新中学会”，继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理论，获硕士学位。1923年马洗繁先生学成回国后，倾其心血于我国教育业曾在北平创办艺文中学，担任朝阳大学、中国法政大学教授以及河北省训政学院院长1932年罗家伦先生出长国立中央大学，特聘马洗繁先生到校任教，兼政治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所长，历时十一载，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卓有贡献：致力将“政治学”导向“政治科学”，培养了上千名政经、法学硕士；扩展法学院系科结构，力揽各方名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京城濒危之际，不惜毁家纾难，倾力协助罗校长西迁中大，完整保存了国家“最高学府”。抗战胜利前夕，马洗繁先生终因国恨校难，心事淤结，身染重疾，于1945年4月25日因病辞世，享年五十一岁。
抗战伊始，国立中央大学为保全文脉国学、弦歌不辍，整体一次性千里西迁巴蜀的成功壮举，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罗家伦校长主持决策指挥的四迁壮举中，马洗繁先生为罗校长倚为股肱。“七七”卢沟桥事变炮响，马洗繁先生即与罗家伦校长同上庐山参加应变“谈话会”，二人反复研讨战事前景和中央大学去向。当时校内校外议论纷纷，迁校还是不迁，远迁还是就就近，甚至有“最高学府迁校是动摇人心”的说法，马完全支持罗校长见解，认定抗日战争必定长期，学校必须远迁，最好迁往内地四川。罗校长遂将觅地迁校重任托付给马洗繁和吴干两位教授，委派二人前往重庆寻觅校址，落实迁校事宜。“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马、吴当天就果决离宁，溯江西上渝州，多方设法，经过月余艰巨工作，最终征得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刘湘同意，命重庆大学将嘉陵江边“自成小小格局”（马致罗校长电报中语）的山丘松林坡借予中大使用，唯一条件是抗战胜利后中大回迁南京时将一应房屋设施留下。地块得以落实罗家伦校长急电通知立即成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处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迁校事宜。马吴遂在重庆奔忙不息，一面组织人手制订松林坡建校规划落实施工队伍，购置建筑材料；一面遵罗校长嘱托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商洽如何支援中大将各种设备经由长江船运入川……每天深夜用电报电话与南京罗校长联系，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9月23日，罗校长才在南京拿到教育部的准迁令，当日电告重庆开工。马吴立即将一千七百余名施工人员组成十八个包工项目，昼夜赶工兴建。10月初，罗校长再派水利系系主任原素欣等携款前往重庆襄助建校工作。10月4日，罗校长给马先生的电报说：“设计监工事宜……一切须先请兄决定。”可供一千余名学生就读与食宿的校舍，以及教职员工（连同眷属约两千人以上）的生活用房，仅用四十二天便建成，堪称奇迹。10月26日罗校长飞抵重庆即赶到松林坡，所见情景令他大为感动连声说：“在建筑史上创了记录创了记录！”
11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便在松林坡新校址再续弦歌。抗战中迁往内地的大批高校里面，以中央大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随即迎来了中大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新高潮。中央大学在重庆开学之际，罗家伦校长与马洗繁先生双手激情相握！他俩早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相识，在反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相知，在中央大学的办学建设中相互倾情支持。当罗把西迁重任托付给马，马既有为国纾难的责任感，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心，甫接指令，立即动身，全身心扑在迁校选址、规划设计、开工抢建松林坡校舍之上，别妻儿抛家舍心未旁骛（直到中大在松林坡开课以后，才托请中央大学武汉办事处王书林教授买到船票，使逃难中途滞留汉口已四个月的妻儿五人前往重庆），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返回过南京，以至他留学美执教北平、南京，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料、授课讲义、论文著作以及多年收藏的满架图书唐砚宋瓷、名家字画等心爱文物，悉数未得搬迁而尽损于日寇侵华兵燹，这也是马洗繁先生半生认真编撰讲义，奋笔著述多年，却未多见出版的根本原因。此情此义，甚教罗家伦校长牵情动容中央大学西迁告成之日，他感慨万千紧紧握着马先生双手说：“洗繁兄舍家纾难，为的就是这举校西迁呵……”他沙哑的喉咙哽咽了，眼里闪着泪光。
罗家伦在强势派系倾轧中离开了中央大学。1943年蒋介石竟自兼中大校长，马先生乃坚辞学校所有职务，离开了他曾为之呕心沥血十二载的学校。斯时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国恨乡忧，校难家愁，心事淤结，身染肺疾，终于不治，未满五十一岁即于1945年4月25日病故。灵柩出殡之日，浩浩送行队伍中八成俱是闻讯自动前来的中央大学师生员工，前导一对宽幅白布挽幛，上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下联“三千弟子，四壁图书”，足见逝者与学校情义之深！人群沿着通往沙坪坝的青石板路前行至嘉陵江畔石门旁，由中央大学安排停灵于最高巨岩顶上的拱形厝室，几近一人高的墓碑耸立墓室前，其上为书法大家于右任手书的“国民参政员马洗繁先生墓”―行遒劲大字。
（本文作者马伯伦系马洗繁先生之子，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雷远隆为中央大学法学院司法组40级校友，高级经济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85-91
2、刘庆云
刘庆云先生（1905～1975）字仲温，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安徽合肥人，1905年出生。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农学研究院留学，1937年毕业抗战初期归国后，参与战时经济的组织调配工作，在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和经济部中国茶叶公司任职，并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42年中央大学农学院改农业经济组为农业经济系，刘先生应聘任农经系教授兼系主任、总务长。抗战胜利后，1945年学校回迁，刘先生参与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的工作，负责援助物资的分配。1947年应校长吴有训的恳切邀请，兼任中央大学训导长。1947年下半年筹建中大二部，任二部主任，组织农医两个学院迁至丁家桥校区。1949年后，曾任南京大学总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农学院农经系系主任。刘庆云教授是中央大学农经系的主要创建人，是建系后第一任系主任，在农经系任教三十多年，为系史中老一辈教授任教时间最长的一位。兹追忆先生生平二三事，以志纪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校方决定邹钟琳主持农学院的搬迁工作。他公而忘私，运送器材和部分奶牛去重庆仅―子一女相随，等他安排好公务后，日寇已攻陷南京，无法返回，多年积累的图书资料、昆虫标本连同家中财物，丧失殆尽。夫人只身从无锡老家携带幼儿随群众逃难，于年末才到达重庆，刚满月的幼子因途中患肺炎而夭折。
抗日战争期间，物质生活条件极差，邹钟琳每年暑假都要外出进行科研和调查，甚至远至西康。在四川他继续研究螟害问题达六年之久。1945年他短期担任西北农学院代理院长，1946年1月5日，重庆广大学生发动为促成国共合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请愿时，他和青年师生一道从沙坪坝步行至重庆市内参加游行，并高呼口号，直到最后在国府前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后，才步行回家。
（本文作者原葆民于1948年（36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578-583
3、陈之长
著名兽医学家陈之长教授（1898~1987），字本仁，四川简阳人，1898年1月28日出生。1912年考入成都府中（石室中学），翌年考人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22年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农工学院攻读兽医学。在校期间与张心一、赵连芳、程绍迥等同学组织“中国新农会”，互相砥砺，并相约回国后去东北合办垦牧场。1926年获兽医学博士学位，旋即赴康奈尔大学进修微生物学，并在乳牛场实习乳品加工，为回国办场作准备。1927年学成回国，经邹秉文先生介绍，在冯玉样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兽医官。时广西一带流行牛瘟，1928年初，赴广西任农林局畜牧兽医技师兼主持创建血清厂防治牛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大迁渝，西迁时种畜之迁移需系中自行设法，当时陈师谭这批种畜乃重要教学科研材料，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在运输条件极端困难之条件下，陈师请邹树文院长出面，商请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援助，派船到南京，装运了种牛三十余头种猪二十余头及各类种鸡种鸭，牧场职工及家属同船护送。但仍有不少未能装运的种畜，在日寇侵占南京前夕，一些原来准备留守的牧场职工在技师王酋亭的组织带领下步行千里赶至湖北宜昌，再由民生公司轮船接运至重庆，前后历时一年。
（本文作者蔡宝祥于1947年（35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79
4、罗家伦回忆
《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上）——迁校到发展》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时候。中央大学也是在这迈进轨道上奔着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处境却是困难极了。只有做做军歌，跑跑大青山边的战壕，以略抒胸中的抑郁罢！
可是这种抑郁，被芦（卢）沟桥边敌人的炮火轰开了。1937年七月八日上午八时，我在牯岭知道这消息，心里明白最后关头已到。下午一时我在庐山训练团有一个演讲，那时候我兴奋极了，向着一千四百多位全国中学校长和教务训育主任说：“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恐怕猛烈的炮火已经震动了我们的故都，最后关头已经来临，我们全国一致武装起来，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罢！”
七月十四日我因为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学联合招考出题事，乘飞机回南京；十五日从何应软将军处知道昨夜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我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同时我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出发。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先生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两湖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为一路，向成都出发，专为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事。他们都抛开了家庭不管，为迁校而奔波，吃了许多辛苦。王书林先生曾一度赴湖南醴陵觅校址，被县长当做汉奸捉起来了，经朱经农先生去电，方才释放。原因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学！后来王先生回到武汉，我请他设了一个办事处，做一个中途的腰站。我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以为何必迁得这么远。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有主张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课的，有主张迁至上海的，有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的，有主张迁至牯岭新图书馆馆址内的；校内的朋友，有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张迁至沙市的，迁至宜昌的，议论纷纭，阻力甚多。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最重要的图书仪器已经装好箱，而且有几百箱运到江边怡和太古趸船上了，敌人对于南京的大轰炸，也就开始。第一次是八月十五日，一批敌机向中大扫射，弹中图书馆及附属实验学校大门；那时我还教大家不要张扬，恐怕校内人心摇动，有碍装箱招考工作。第二次是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时许。那天我们正在开三大学联合招生委会，决定录取学生名单。因为天气热，所以从早上六点钟开起；因为手续繁，所以到下午六时尚未开完。中午有过两次空袭，都是炸光华门外飞机场，所以我们仍然照常工作，没有理会。下午六时会尚未完，大家开始吃晚饭；正在图书馆二层楼吃饭的时候，本校警卫队长来报告，说敌机在屋顶盘旋，大家到地下室去避一下罢。我们下去了；我正按着扶手椅的木柄，要坐下去，请大家继续开会；忽听砰然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的打下来，房子向两边摇摆。以后继续的几十声，有如天崩地塌。那时候校警来报告科学馆后面的房屋起火了。我们不等敌机离开上空，一齐出来救火。燃烧的是一年级普通化学实验室，当即将其扑灭。统计那次大学围墙内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弹七枚，墙外还有许多。我们拾到的炸弹片有一块很完整的，上面有八个汉文楷字“二五〇千瓦陆用爆弹”(此片当保存，为传校之宝。)这种重磅炸弹，有一个就落在我们所在地的墙外三公尺爆炸。不是一重钢骨水泥的墙，我们二百多人，一齐毁了。这是敌人对付我们文化机关的狰狞面目！但是这种狰狞的面目，吓不了我们。我们于救火完毕以后，还继续开会约十分钟，将招生事件结束，各校代表将新生成绩名单，分带回校。
这次严重的轰炸，损毁房屋七八处，死了校工七人。大礼堂的讲台被炸了，但是讲台上笨重的椅子，却安然飞在第三层看台上摆着！牙医专科学校的房子炸平了，里面二十八箱贵重的仪器，刚巧于那天早上八点钟搬到下关！还有一件很巧的事：自八月十五日轰炸以后，来访我的客人较少。十七日的早晨，我独自在大礼堂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忽然想起校内女生宿舍和校外男生宿舍均不妥当，于是坐下来写了两个条子：一个给男生宿舍管理员，限男生从二三层楼迁至一层楼；女生宿舍是一层的木架平房，所以另一个条子给女生指导员，请其限女生有家者归家，无家者迁至三牌楼农学院。两处都限于十九日上午八时以前迁妥。当时两处的负责人都感觉困难，原因是男生爱二三楼风凉，女生是贪图校内宿舍便利。我坚持要办到，男生是上午迁妥的，而下午轰炸时，适有一辆运高射炮弹上北极阁去的汽车，临时来不及，停在男生宿舍墙外不远，中了碎片着火炸了，男生宿舍二三楼的楼窗全碎，炸片很多，但是在迁到一层楼的男生无恙。我们在图书馆听见的清脆爆炸声，就是这车高射炮弹爆炸的声音！至于女生宿舍呢？十九日下午四时半女生指导员卫生教育科教授陈美愉女士到图书馆会场里来对我说，女生现在迁移完毕，她想请假回家两星期，我欣然答应了。她回到女生宿舍内整理自己的行装。那知道正当这时候全部女生宿舍被炸毁！我最初得到的报告是陈女士被炸在里面，我赶快教人去发掘救护。这批发掘救护的人正要去的时候，陈女士已狂奔而来。她和一个女工友当炸中该舍的一刹那，睡倒在女生的一排水门汀洗脸架底下，后来循着未倒的墙根爬出。女生宿舍竟无一人死伤！这是何等的幸事！
受了大轰炸以后，迁校的工作，自然更当积极。我的办公室炸得不像样子了，第二天一早，我站在校门内一行法国梧桐底下办公。因为暑期内人手分散，所以我看见每一位教职员进来，就分配他一件工作，大都是在整理和装箱方面的。敌机来了，我们仍在图书馆内一躲。谢谢他们的热诚和勇敢，最大部分的东西，都已有了归宿。我请一位航空工程教授罗荣安先生拆卸风洞，对他说，风洞不运走，请你不要离开南京。果然，等到风洞最重的一部七吨半的机器上船以后，他才离开。
敌机第三度的光顾，是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把实验学校炸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实验学校视察，站在炸弹坑边，一个老校工跑来，一夜的恐怖，使他的神色已变。他不知所措的跪在我前面，我扶起他，对着几位实校教职员，指着炸弹坑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我也不必再说下去了。以后我将实校迁至安微屯溪开学(因为初高中学生不能离家太远)，后来迁至长沙岳麓山，最后迁至贵阳，始终不肯因大学本身经费困难而停办，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闲气。
我原来的办公室既不能办公，于是迁至图书馆的小阅览室内；总办公处迁至傍边的文学院内。因为敌机多次空袭，常在大学上面盘旋，所以总务长对我建议将总办公处迁至城内三牌楼农学院内，因为该处防空壕较好。那知道，二十五日下午的四时，文学院被炸了！这是敌机第四次的光顾。这一搬也真是巧合。
现在回到重庆方面来讲罢。马吴二先生在重庆承各方面，尤其是重庆大学的帮助，得到较为适宜，“自成小小格局的地址”(马先生函中语)。但是还有工程上、设备上、运输上、人事上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的和我商量，才能决定。而下游军电甚多，普通电报迟缓太甚，实在是我们迁校进行上的障碍。于是我们想了一个有效的转信办法，就是由马先生用急电由重庆致汉口腰站的王先生(这段电报畅通)，由王先生每晚用长途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将我的决定告王先生，由他立刻用电报给马先生。所以每天晚上十二时以后，是我等长途电话的时候，如晚间空袭，有时等到三四点钟，但是天天晚上总有长途电话来的。重庆方面一切材料大致预备好了，只等房子动工。什么时候动工呢？这点有一个法令上的手续问题，就是我要等教育部的复令。九月十八日南京外交团接到敌人通告，说是二十日要不分皂白的滥炸南京，请各国外交人员避开。二十二日敌机一百架炸南京，二十三日我奉到准迁重庆的部令；于是立刻告知汉口转达重庆，嘱其迅速动工。十月初南京的东西大致迁移就绪；为这次迁移最出力的事务主任李声轩先生也可以稍微抽身；于是就请他和水利系主任原素欣先生工程师徐敬直先生前往重庆，办理校舍建筑事宜。一方面通知全体教职员学生于十月十日集中汉口，转船西上。关于这一部分复杂的交通事宜，都是归王书林先生主办的。大家都先后上路了，我于十月五日离开南京，经芜湖到屯溪，赶往主持十月十日实验学校的开学典礼。事后即赴汉口，于二十五日乘飞机抵重庆。那时候教职员学生已经有一部分先我而到了。(待续)
(编者注：作者在1932-1941年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文1941年作于重庆，原载于1992年台湾战地文学杂志出版社出版的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东南大学校友通讯31、中央大学校友通讯16合刊》，2006年7月，39-42页
5、中大学生林兢记述
《抗战救国烽火育人——1937年随中央大学迁渝过程纪实》
土木系林兢
1936年秋，我进入中央大学土木系一年级开始了大学生活。但是国难当头，日寇侵华，东北沦陷已逾四载。继而成立冀东自治区；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委会，华北局势趋紧。平津大学生喊出了“以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课桌！”的口号。他们南下宣传，南方的同学奋起响应。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奠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基础。1937年4月下旬我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政府规定提前期考结业，叫我们到孝陵卫教导总队实施集中军训（但限于条件，女生不去）三个月。到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在北平的郊区已燃起了战火。但尚未形成全面抗战。当局须征求各派政要的意见，确定全面抗战的决策。于是，下令我们的集训与预定提前半个月结束，让同学们回家待命。
日军开始轰炸南京
此时中大的新学年招生考试仍正常进行。在尚未发榜时，突然于8月13日日寇海军在上海郊区登陆。8月15日南京响起了空袭警报，日机开始轰炸首都，全面抗战的局面被批形成了。就在这一天，校长罗家伦在中大图书馆地下室召开招生发榜回忆。在会议中听到轰隆爆炸声，炸弹扔在后墙外不足6米远，由于房屋坚实，未遭破坏。警报解除后，与会的教授们随罗校长出来查看炸弹坑，他叫人把尚未完全冷却的弹片搜集一箱带回收藏。
几天后贴出了新生榜。同时罗校长经过深谋远虑，看准了局势势必是长期抗战，征得教育部统一，决定把学校直接迁往重庆。立即敦请法学院院长马洗繁为首去重庆寻找临时校址。另组织得力干部成立迁校委员会，承担一系列的迁校工作：（1）把所有的图书、仪器、设备都装妥木箱。（2）派人去汉口设立转运站，并和民生公司联系，把运送川军至前线的回程空船运师生（包括这次录取的新生）与物资直接到重庆。（3）向所有师生数千人（已在四川的除外）发出迁校函，叫大家于规定日期前到汉口办事处报到。我接通知后，找到同学朱思本（他和我在中学、大学都同班）结伴去汉口，他同意了。遂于10月上旬末自南京动身乘被口里路的日本客轮“岳阳丸“去汉口，这一段必须自己买票。到了汉口去办事处报到，承指定我俩住处在汉景街（后改名为胜利街）一所新建的小学里，我俩去住着等候差船（即民生公司的回空船）。这几天没事，我俩又找到中学的同班级友陈定一、汪良能、王宗元等一起到黄鹤楼与东湖游览。越日又遇到同级友徐励学与许勉文，但他俩并未和我们一起去重庆。
不买票住进头等舱
有几艘民生公司差船分批运送中大同学西行，消息灵的先走了。我和朱思本住的那所小学，消息不太灵，陈定一叫我俩搬到他们的住处。果然于10月下旬初知道差船来了。和朱思本等同级友人共五人一起到码头，见到同学们都记在舷梯旁陆续登船时已接近尾声。这是我忽然发觉随身带的被盖卷（外皮包装颜色不同，显然不是我失去的那个）却无人认领。此时陈定一叫我去拿了这个无主的被盖卷再说。五人登船后发现全部舱位都已满了，只剩过道拐角处还能记下一二个人，但五人须分散开，不可能挤在一堆了。后来发现让我们同乘此差船，既不买票，也不分舱位高低，先来的抢到二等舱，接着是三等舱、四等舱，最后甲板上，过道处没有铺位的五等舱。我们既来得晚，只能委屈了。这时由陈定一打开一间大菜仓（头等。舱）的门，见里面空无一人。原来这里设备豪华，只二个铺位，先来的同学打开门都不敢进，认为这肯定不是我们不买票的学生乘的地方，怕住下也要被撵出来。陈定一则不这么想，既然不分舱位，头等舱也一样，他叫来我们五人一起进来，二个铺位加地板上挤满了，比睡过道强多了。后来还有未找到铺位的同学想进来，看实在挤不下，也就不来了。
住下以后，大家叫我到食堂门口贴一张通告曰：“请拿错被盖卷的同学到某某号仓找林兢同学换取“。这通告贴在很醒目的地方，但结果自汉口至宜昌上水走了二天三夜，无一人来找我换被盖卷的，我无法，打开那个不是我的被盖卷，里边有一条厚被及一条可作垫被的薄被，这厚被又厚又长的比我原来那条更适合我高个子用，而且两条被都干净。从船上一直到重庆纪念都伴随着我。这次长途旅行，我从未丢失东西，为什么有人和我拿错被盖卷？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始终是个谜。
抗日有功的实业家
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它是以为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但是由于他运送川军出川抗日有功，已被任命为政府的交通部部长了，他有不少轮船航行在川江上，他雇的船员全是年轻的中学生，一色的学生制服，待乘客诚恳老师，不像其他穿上的船员都是十足的市侩气。
到了宜昌，船靠码头。但是没有上岸，只是换成较小的平地轮船，以便穿过三峡的急流险滩。我们五人自大菜间搬出，换到小轮船的底舱。仍然是民生公司的差船，随即开行了。过三峡的上水船，而且夜间停航，走了七八天才到重庆。素闻三峡是我国一大名胜，船走得慢，更便于我们仔细观赏风景。船到万县、丰都两地停靠了，让我们上去观光。但我看到上岸的石阶太陡太长，自己身体有些不适，故未上岸。有的同学到了万县公园看了杨森抗英轮犯镜的纪念碑。陈定一到万县街上，见食品很便宜，二角小洋硬币买到许多橘子，用长衫前巾兜着回船请大家吃，但这橘子很酸。我每天在船上了望两岸封禁，确是引人入胜。还有熟悉的同学讲解风景的典故，有不少是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小轮船于11月6日上午抵达重庆，停靠在朝天门码头，碰到大雾，所谓雾重庆，真是名不虚传。这时有早一批到重庆的中学同级友胡家范来迎接。他把我们接到两路口川东师范住下。等待沙坪坝正在建造的临时校舍竣工后搬去。
四川话通天下不虚
当时政府已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后又定为陪都），但军事委员会尚在武汉，国府各部院尚未迁来。我们中大可能是最早迁来的。初步感觉是这里的物价比南京便宜。当时抗战初期，物价尚未上涨。听说川东师范学生伙食费仅2.60元/月，而我们包伙则收6元/月。理由是我们在南京的伙食原是6元/月，再则既然是临时性的，更不宜少收了。在等待期间，开学前的注册工作已在川东师范住地进行了。当时有一年级的新生，对注册手续很生疏。找我们二年级的老生咨询，虽互不相识，但我看他们很诚恳，也乐意相助。此外无事可做，只能自由活动：其一是在川师校内几乎每天下午都有篮球赛，两军对垒，周围是双方的拉拉队围成方形人墙。我们在旁看热闹。每当打进一球，拉拉队都喊“要得！”这“要得”一词在普通话是没有的，但不用解释这“要得！”即“好！”也。外地人一到四川很容易听得懂四川话，所谓四川话通天下诚不虚也。其二是去江边的珊瑚坝捡花石子玩，可以消磨更多的时间。把师资在水中一泡，色彩鲜艳，并不比南京的雨花石差。其三是我们去新校址沙坪坝看过。那里算是重庆的郊区，相距12公里，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徒步前往，一路上经过化龙桥，小龙坎，再到沙坪坝，费时2小时。然后回城又是二小时。但是我们正值英年，来去都很轻松。
我们于11月底搬去沙坪坝。在松林坡半腰修了一条环形小马路最早完工的。马路上下分布着各类校舍尚未完全竣工。宿舍无床，于是现在马路下铺上木地板的小房铺上稻草睡下。过几天宿舍大统铺的双层床有了以后，按学号次序已经把我们的床位排好了。我幸运地被排在靠窗的下铺。
住篱笆墙的大统铺
得悉负责修临时校舍的，由土木系的原素欣教授指导，姜国宝助教具体负责。所有房屋按当地做法，用竹篱笆编墙，抹纸筋白灰，刷白，屋顶铺小瓦，无天棚，三合土地面，窗户安上玻璃，无油漆，简单实用。因为工程简易，采取边设计边施工，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建起了三十多处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实验室等，一应俱全。供水是由嘉陵江抽水上坡，最高处是一个蓄水池，其下是浴室，下一阶是小便池，最低处是厕所，最后进化粪池。这样因地制宜，从上而下，都是自流的。这样的设计对我们土木系的同学来说，很有启发。
在新校舍住下后，得知校址的大地名是沙坪坝，小地名是松林坡。这里早已划给重庆大学了。只是尚未使用，我校在此建房，实为借用重大的一块基地。
正式开学前，同学们仍然无事。我每天往沙坪坝正街跑，须穿过重庆大学，约有二华里路程，街虽小，各种店铺都有，还有卖橘子和花生的摊贩，颇为价廉物美，每次上街都要买的，既是零食，又有营养。还有嘉陵江边的中渡口，沿悬崖散步，看江心永远屹立着的石门，可算一景。
名人演讲受欢迎
记得正式开学的日子是离我们到重庆的日子刚好一个月的12月6日，这天上午，全校师生集中在大食堂听罗校长做报告。他把8月15日在图书馆后面搜集的一箱炸弹残片带来了，摆在桌上。然后他表情严肃地介绍了这一箱弹片的来历。接着讲了迁校与建校的过程。细节我记不清了。最后他说中央大学的章程里有一条，即校址须在首都，故这次迁校是名正言顺的了。
罗校长做报告后在二个半月内，每星期都要请名人来做报告，很受欢迎：记得有柏文尉、李烈钧、卢作孚、冯玉祥、周恩来、张其昀、赵祖康、陈立夫等；还有职位最高的是英国前任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立。对于这个国际首脑任务，罗校长作了特别安排：因为重庆的冬天有些冷，故在讲台上布置了二个木炭盆，烧得较旺。贵客讲话前罗校长先作了介绍，他用英语讲的，免去了翻译。接着艾德立讲话。他派头十足，但尽量讲的慢些，我们用神听，果然能听懂85-90%。至于罗校长讲的英语，我们全懂，如果用翻译，反而扫兴了。
以上所述，迁校的过程可算是完成了。但只限于我校的主体部分，此外还有非主体的若干部分，列述如次：
1.在松林坡只建了学生宿舍，并未建教师宿舍。他们多数带有家属，少数是独身在渝。开学时他们都住在市内，每天早晨有交通车载他们来松林坡。傍晚有交通车送他们回城。这样要耽误他们不少课余时间，约半年后在松林坡环形路下面辟一块地建起了一个石门村，每家自建二或三间小屋，教授们大多搬来住了，也有少数租住附近民房的。但少数单身教授纪念都住在市内。所以交通车始终未停。
2.医学院二年级以上，畜牧兽医系三年级以上搬到程度华西坝上课。他们到重庆以后，并非旅途终点。还须乘汽车两天路程。医学院与华西大学额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三大学办联合医学院。三年后中大医学院逐步分立，在布后街一个中学校址内自行授课，并建立“公立医院”作为实习医院。
3、1938年春夏之交，我校已在松林坡安定下来时，有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师生也搬迁到重庆，但是他们连临时校址都找不到，是在没有力量继续办学了。经教育部指示把他们几十位同学和一位德语教授并入我校。
1938年秋季开学时，又有去年未能跟随迁校的同学百余人来校报到。因此1938年招考的一年级新生在松林坡装不下了。而且自是年5月3日起，重庆开始遭日机轰炸。沙坪坝作为文化区为目标之一。为了分散师生，在是年秋于嘉陵江东岸上游十多公里处找到一块基地，取名柏溪，建了一批同类型的校舍。冬季建成开学，伺候凡一年级新生均在此学习。柏溪建分校，应包括在迁校范围之内。
4.1937年10月中大西迁之后，留在南京大胜关的一部分大牲畜亦于南京沦陷前三日（12月10日）渡江。率领者为一位职员王酉亭，他确实毅力超群，驱动这批牲畜徒步历经苏、皖、豫、鄂诸省游牧入川，为时一年，居然安全抵豫。罗校长曾为此举赴七绝一首，以志表彰。
5.中大实校当时包括中学与小学两部分。在南京大石桥，与中大仅一墙之隔。抗战开始以后，小学停办。中学部难以随大学一同西迁，而是单独迁至屯溪，又迁长沙，再迁贵阳，经三次周折于1938年到达。然后在贵阳南明河畔马鞍山找到一块基地，筹建一批类似的简易校舍，而且校园面积比大石桥时宽敞了。1939年夏校舍竣工，师生迁入上课。由于迁校的经费是中大拨给的，且图书仪器装箱后委托中大一起运抵重庆再转贵阳。故中大实中迁校贵阳亦应算中大迁校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大西南以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四市为代表是文教落后地区。其中尤以贵阳落后为最。中大实中迁筑，对提高当地的文教事业，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在抗战（本文作者附注：在《台湾中大校友通讯》第22期刊载本文时，将“抗战”一词误植为“抗俄”，特此更正）期间撒下的文化种子，至胜利后还长期起着作用。
后记：八年抗战是我国现代史的一件大事。中大迁渝乃校史中的一件大事。迁校的事在我国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东部地区的主要大学都碰到了。而其中中央大学的迁校确是时间最早，行动最快，搬迁图书仪器最全，耽误课业最少，费用最省，旅途吃苦最轻。至于附属的中学部也迁至大后方，在其他重点大学，未所闻也。
由于中大迁校占了上述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之最，以致到了1940年以后学校继续发展，使学生人数、学业成果均达到鼎盛的时期。仅学生人数竟超越了南京昔日的四倍之多。1995年由中大重庆校友会发起在松林坡建立了迁渝纪念亭与在柏溪建纪念碑，以记述此事。
（《中央大学校友通讯》，10期，2000年8月，147-150页）
二、 痛恨侵略、坚持民族气节；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央大学的辉煌，不仅仅在优雅的广厦重楼，更在其“灵魂”——勇毅博学的可敬师长。国难深重，他们忧国忧民，于平凡处为非凡之事，将一腔热血交付与国家民族，交付与正义真理。
1、王伯沆
王伯沆先生（1871～1944）名瀣，字伯沆、伯谦，号酸斋、无想居士，晚年自号冬饮学者，称冬饮先生。先生原籍南京溧水县思鹤乡，今为石湫乡汤庄，祖上于明代末年迁居南京，住门东仁厚里，即今中华门内东侧边营九十八号，今建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追溯起来，王氏是从建康（今南京）著名的乌衣巷分支迁出的，其先祖是东晋王朝初期的丞相王导。王导原为西晋大臣，山东临沂人，晋室南迁的主要策划者。南迁时携王氏族众大举过江定居建康。先生曾修撰《王氏族谱》当有详尽记述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中央大学从南京直迁重庆，王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能随校迁移后方。生活立即陷入困境，难以维持。家中唯一可以变卖的只有书籍，而书商本来就知道先生藏书丰富，质量又高，愿意出好价钱，并且要大量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有了疑心，经过调查了解，知道书商原来是为汉奸陈群收购的。先生大为震怒，于是声明书坚决不卖了，并将已卖出的书退款收回。从此关起大门，足不出户。是年，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敌军闯入难民区住所，先生凛然正坐，怒目而视，毫不示弱，日兵益怒拔刀欲砍，夫人立即上前激昂地说，他是老病之人，你是武士，如要杀人，就杀我吧！引颈挺身，日兵被镇住，悻悻离去。
（本文作者鲍明炜于1946年（34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南京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19-24
2、梅光迪
梅光迪先生（1890～1945），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1890年2月14日，生于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1952年该乡划归南陵县）。六岁随父读书，12岁中秀才，时人目之为神童。随即被选为贡生，送京师入国子监就读。十八岁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和上海复旦公学。1911年考取官费（第三批庚款）留学人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13年，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旋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始见白璧德氏著作并为其所折服。1915年转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师承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系主任。1921年起转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年曾短期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不久又赴美。1930～1931年，回中央大学一任文学院院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系主任。1939年，浙江大学文学院独立，又任院长。抗战时期，随浙大迁贵州。1944年冬起，患心脏病。1945年12月27日，在贵阳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1937年10月，梅先生在《言论界之新使命》一文中，呼国言论界阐扬我国历史上奋力反抗外来侵略之斗争传统，恢复民族自信力，打破劣等民族之自卑心理，团结起来，以实现抗战之胜利。11月，他又在《斥伪教育》一文中，痛斥天津日伪组织提倡读经、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使中国民众充当日本侵略者顺民之罪恶行径。1938年起，遴选为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后期，美在华势力膨胀，他对此忧虑甚深。他在1945年3月30日日记中写道：“近年事事受美国提携而自家不争气因循敷衍如故，各机关只得请美国人主持，将来一切主权名存实亡，何以为四强之一？不过纸上空谈而已。”由此可见，梅先生终其一生无时不为国为民操心。
（本文作者章学清于194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52年（40级）毕业，现为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57-73
3、金毓黻
著名东北地方史学家金毓黻先生（1887～1962），字谨庵，后改静庵，号千华山民，辽宁灯塔人，1887年出生于一清贫之家。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1916年毕业后曾任省立第一中学教员及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1931年1月随臧式毅赴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军拘捕，1932年夏，由臧式毅保释。曾任伪满奉天公署参事官，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1934年秋任伪满奉天通志馆总纂。1936年4月夏往日本，7月化名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1937年4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春，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任教于川北三台东北大学。1943年秋，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44年9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史馆纂修。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研究员，1962年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七十五卅。
1936年秋，金先生由上海转南京，经蔡元培先生举荐，就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兼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教育部特约编辑等职。在中大任教期间，先生开设东北史课程，开始“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编写讲义，让人了解东北历史，唤起爱国热情，激励收复故土。他在《东北通史•上编》之总论中，对“东北＂一词解释云：“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从而有力抨击日本史学家称东北为满洲之谬论，使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史实昭然若揭。金先生治东北史地文献之学垂二十年，于文字记载外兼及金石明器图像，凡足迹所能至，不惮跋涉山川、狎犯霜露以赴之，岁月既滋，积稿盈笥。《东北通史·上编》于1941年由东北大学石印出版。先生1938年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时，开设宋辽金史课程所撰授课讲义，数易其稿，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宋辽金史》此外，先生在中大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讲稿基础上，几经完善《中国史学史》一书，于1946年面世。1943年金先生第三次被聘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随校复员南京。同年参加“东北视察团”工作。1947年先生辞去中大教职，结束其在南方之学术生涯。
（本文作者刘敬坤于1949年（37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葛吉霞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99
4、张书旂
张书旂教授（1900~1957），又名世忠，浙江浦江人，1900年8月6日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张有烈士清朝贡生。父亲张道行是秀才，善诗文。叔父张道垲除诗文外又擅长书画。先生自幼在家庭的教育下，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并在叔父的影响下迷上了绘画。
1937年抗日战争起，张书旂先生只身随中央大学迁至四川重庆沙坪坝，除担任本部高年级花鸟画的创作课程外，每隔一周还得去柏溪分校为低年级讲授基础课程。他教学十分认真，除当场示范外，并自绘范图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1939年，国民政府特请他作《百鸽图》，作为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的祝贺礼品，当时重庆频遭日寇轰炸，各项条件十分困难，历经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这幅高一百二十六厘米、宽三十五厘米的巨作方才完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为画题辞：“拨乱犹余不世功，平幸正义范群雄，会看寰宇休兵日，信使联翩绕白宫。”张书旂先生热爱和平，敬佩反法西斯战士。他还曾绘鹰击长空的《云霄一羽图》赠送英国首相丘吉尔，并送给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两幅神鹰图，赞扬他们的功绩。1941年，张书旂先生以好友特使的身份与《百鸽图》在美参加罗斯福总统的就职盛典。《百鸽图》成为挂在白宫的第一副中国画。这幅画至今仍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此后，由于战争，他滞留美国，积极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绘画艺术，他常着中国长衫，当中演示，信手挥洒，顷刻完成，观众叹为观止。1944年美国加州大学博柯莱分校授予先生教授头衔。
书旂非常爱国，崇敬爱国志士。1940年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在武汉保卫战中，身先士卒，勇敢杀敌，不幸壮烈牺牲。他闻讯后，沉痛悼念，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画展，募集“张自忠将军奖学金”。他在美国期间，曾源源不断的将美、加各大城市举行画展义卖的资金，通过救济总署志愿我国抗日战争，两年中即寄回祖国四万美元之多。
（本文作者李有光于194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53年（41级）毕业，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205
三、 传道授业，多所建树；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的使命与意义加入了教育救国的理念，“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众多中大教师致力教学、科研、推广、著述，于祖国的西南隅安放下一张张宁静的书桌，创造了一方神圣而质朴的学术净土。
1、郑万钧
业师郑万钧教授（1904～1983）字伯衡。著名树木分类专家。江苏徐州人。1904年6月24日出生，1983年7月25日卒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郑师出身于商人家庭，祖父经营酱园，在徐州颇负盛名，曾任徐州商会会长。父亲排行第二，因其兄无嗣，遂将年幼的郑万钧过继给伯父为子，作为酱园的合法继承人，指望他振兴家业。青少年时代，他先就学于徐州所法国人办的职业学校，后来只身来到南京报考江苏省第一农校林科。这一行动有悖于伯父的期望，限制了对他的经济资助。他为了学业，过着俭朴的学生生活，1923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江苏省第一农校毕业，并留校工作。当时东南大学钱崇澍教授到江苏省第一农校兼课，发现郑师勤奋好学，确有过人之处，于1924年将他调入东南大学，破格提升为树木学助教。此时他听过许多著名学者，如秉志、陈焕镛等教授的讲课，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几年内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9～1938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员在胡先骕教授指导下从事我国森林的调查研究。1939年，郑师赴法国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林研究所进修，获博士学位，1940～1949年先后任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森林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南京林学院教授院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以下统此）。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1983年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担任过中国林学会第四届理事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郑师随中国科学社西迁四川。他见到四川森林树种丰富，川西和西康又是我国针叶树如云冷杉铁杉落叶松集中分布之地而前人对此均无研究。他决心在这—领域中下一番功夫，受到生物学研究所胡先啸教授的支持。当时正值国难当头，研究经费不足，川西山高路陡，交通极为不又为军阀盘踞、土匪出没之地。郑万钧不避艰险于1938年春雇了毛驴驮上标本夹等采集工具，毅然步行上路，每天数十里至百十里，前后近一年时间调查区域遍及大渡河、雅砻江、青衣江、岷江各流域。每到一地均深入林区，常攀登海拔四千米高山，亲自调查采集，实地考察不同坡度坡向针叶林分布垂直高度的变化积累了大批标本和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用法文写成《四川及西康东部的森林》手稿。这篇论文汇集了林学森林植物学、森林地理学的知识和发现，反映了川西森林树种组成和地理分布规律。1939年郑万钧留学法国时，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所所长H·高森（Gaussen）教授审阅了这篇论文，对这位中国学者具有如此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知识表示惊异和钦佩，后以这一论文通过答辩，授予郑师博士学位。回国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任美锷教授见到这一论文时大为称赞特著文推荐，指出不仅是对林学的贡献也是对地理学的贡献。郑师后来执教“森林地理学”每谈到西部高山林区时，对当地针叶林分析透彻，如数家珍。水杉的发现使郑万钧遐迩闻名。
1944年，中央林业实验所技正王战首次在湖北利川磨刀溪采得枝叶标本，经郑师研究认为系杉科新植物，因标本不全未能正式命名。次年派人采得花果标本，由郑师和胡先骕教授共同研究并从文献中查得和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日本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化石种十分一致，遂联名代三木茂正式建立水杉新属和命名水杉新种。论文于1948年发表，轰动中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重大科学发现。其科学价值在于水杉是一种活化石，祖先在中生代白垩纪分布于北纬80°以北的北极圈，第三纪扩大分布到欧亚美北纬35°以北广大地区，当时有十种之多。第四纪北半球发生多次冰期古水杉大部绝灭，仅此一种残存于我国川鄂边境狭小的天然避难所。1948年以后国外引种遍及欧亚、非、美各洲五十多个国家，北至阿拉斯加等寒冷地区亦能栽种，国内温带和亚热带平原地区广为栽培，生长迅速，为庭园绿化、四旁植树和防护林的优良品种。
中大农经系创建于战火多负着战争年代的历史使命。在抗战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肩命。在抗战陪都重庆沙坪坝，当时校舍简陋、拥挤，有的仅稻草盖顶，还有日机轰炸，经常断电。但是学生们克服困难勤奋学习，教师们坚守岗位严谨治学。学生逐年增加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创建艰难却因人杰地灵，孕育了旺盛的生命力，经受苦难岁月的洗练而茁壮成长。1942年，内迁重庆的中大农学院成立农经系时，先生在重庆贸易委员会工作，应聘到农经系兼任教授，不久即辞去贸易委员会的职务，以全部精力专心办学。先后开出农产品贸易、农产品价格、农业合作理论、经济思想史、农业经济学等课程。由于开课任务重，先生利用重庆人才汇集的有利条件，加上他与各方面人士比较熟悉，为农经系延聘国内专家教授和农经业务领导人到校上课，或兼任教授。如：农村社会学与农业经济学家杨开道教授，土地经济学家汤惠荪、黄通，农业合作经济学家张国维、寿勉成，农业经济学家梁庆椿、石坚白教授，农产品贸易学者潘学德教授等。由于诸多的专家教授来系上课，对学生扩大知知识面有极大好处对办好农经系是有力的支持对学生的毕业分配就业也争取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交通条件差，联系困难。先生不辞劳苦奔波于重庆南岸、沙坪坝之间，尽心尽力，克尽厥职，为培养农业经济人才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朱政德于1949年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52年（40级）毕业，为郑万钧教授之弟子）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606-610
2、邹钟琳
邹钟琳教授（1897～1983）字孟千，著名农学家。江苏无锡人，1897年9月12日出生。1913年小学毕业考人常州第五中学，与瞿秋白、张太雷、潘菽、顾青虹等同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他利用假期在南京郊区发现采集到十五种植物真菌病的标本，经整理、签定后写成论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在校时他还被选为学生会农科代表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南京下关区的宣传活动。1920年他从南高农科毕业，留校任助教。1922年江苏省成立了省昆虫局，邹钟琳服从校方安排到昆虫局，转而从事水稻螟虫防治的研究。1929年秋，邹钟琳前往美国留学，先在明尼苏达大学师从著名生态学家Chapman博士学习昆虫学和昆虫生态学，1931年获硕士学位，继而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不料1932年春美国黄金价格暴涨，学费难以为继，只得提前回国，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兼江苏省昆虫局技术部主任，继续从事防治水稻害虫的研究。1933年江苏省昆虫局停办，他升为教授筹建了昆虫研究室。
在重庆沙坪坝期间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难，他仍然坚持小麦育种研究，把从国内各地征集的品种和从国外引入的—千多份材料逐个进行细致观察、鉴定评价，反复比较丰产性适应性抗病性和抗逆性，从中选出“碧玉麦”、“矮粒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南大2419”）。这些优良品种在我国小麦育种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选育新品种的谱系中占有显赫的位置。特别是“南大2419”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和五十年代推广面积很大，最多时年种植面积达七千万亩，该品种在我国小麦增产上立过大功。以其为亲本的后代衍生优良品种迄今生产上仍有一定的种植面积。
（本文作者邹康南于1945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50年（38级）毕业，为邹钟琳教授长子。）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544-548
3、柳诒徵
先父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硕学名儒，史学泰斗。江苏镇江人，1880年生于一个贫寒秀才之家。1908年2月，他应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之请，任两江师范学堂历史教习……至1943年9月应中央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导师之聘，抗战胜利后以部聘教授之身份仍为中央大学名誉教授，与中学之关系前后几四十年，曾任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但与中大关系始终密切。
1937年日寇侵华，先生用白话文写《明耻教战》宣传抗日。11月，先生运图书馆藏方志等至苏北兴化，使勿入敌手。并寄馆藏善本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地库，以备续运。12月先生在兴化设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临时办公处。1941年先生离兴化至江西，辗转经贵阳至重庆。1943年就中央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导师之聘，为学生讲史原等课程，后遂成巨著国史要义》。这年教育部聘先生为部聘教授兼学术评议会委员。1945年，日寇投降，先生回南京，谋复国学图书馆。终将馆藏收回十九，刊《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二册，以告于世。J949年，先生已届七旬高龄，乃乞休，专任国史馆事。1948年先生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和顾颉刚五人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史学）院士。1949年4月，先生应儿孙之请至上海颐养。临行将符馆书善本仍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地库，后此批珍本遂得本遂得流传国内。
（本文作者柳定生于1936年（24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为柳诒徵先生之高足与爱女。本文据先生之孙柳曾符教授提供之材料整理而成。）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103-110
4、李登科
李登科教授（1909～1949），字捷之，江苏松江人。1909年10月4月出生于一铁路职工家庭，后随父北迁河北唐山，幼年就读于扶轮中学，1927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29年考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3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航空，发动机专业，193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受聘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1940年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航空工程系教授。其间1942年至1943年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于1946年随中央大学复员到南京，北洋大学即聘彼为航空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并兼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后因积劳成疾，于1949年2月9日辞世，享年三十九岁，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赍志以殁，令人无比痛惜。
先生在英国留学告一段落，正值日寇发发动全面侵华，抗战进入艰难时期，国难深重，他满怀义愤，毅然离英返国与祖国人民共患难，投人航空救国的事业中。1940年日机轰炸重庆，弹落中大，先生住房起火，衣物全被烧损，幸而保存下来的仅每次进防空洞必随身携带的某些文稿和打字机。先生面对大火，悲愤中引发了心脏病，生活更为艰难，但仍照常上课，照常研究学问，鞠躬尽瘁。有次上课教室里上只有两个学生在自修，原来是工学院通知同学到市里看展览了，但未通知到先生。先生说我身体不好，爬上这里松林坡，要歇两次，但我必须尽到自己责任，接着就给两个学生照样上了一堂课，说请未到的同学向听课的同学学习补课，恕我不能重讲，有问题请来找我。
（本文作者丁钊于1941年（29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系。）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52
5、陈之长
中央大学迁渝后，当时四川省建设厅邀请陈之长、罗清生教授去成都协助工作，遂借得四川省家畜牧保育所部分房屋作为畜牧兽医系师生安生和教学、实习场地，为教学、科研和推广提供较好环境，也使从南京迁来之良种畜禽得以充分选育和推广。在川九年，虽值抗战期间，学校经费拮据，在陈师努力下，畜牧兽医系之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强，除完成本科和专修科教学务外，还代办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边疆学校之畜牧科，与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所合办羊毛改进人员训练班招收和培养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陈师利用五所大学（即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和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集成都华西坝之有利条件，延聘各大学及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来系兼课教学，如请中大医学院郑集教授讲生物化学徐丰彦教授讲生理学、请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熊大仕、朱先煌卢润孚、杨兴业讲授有关课程，同时我系教授陈之长、罗清生、许振英等受聘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名誉技正和四川大学农学院兼任教授。1940年，汤逸人和胡祥璧两位教授自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分别受聘为畜牧兽医教授，1938年由德国柏林大学归来的盛彤笙博士在1941年受聘为我系兽医微生物学及家畜病理学教授，1942年吴仲贤教授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到我系主讲家畜遗传育种学。此―时期我系教师递增，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
二十世纪初中叶，自贡盐井取卤，全靠耕牛推车，在一个小区域内常养推牛数千头。抗日战争时，沿海尽被日寇占领海盐断绝大后方食盐供应大多依赖四川井盐，而自贡地区生产盐之动力——推牛疫病防治遂引起有关当局关注。1938年，陈师和罗清生教授应川康盐务管理局邀请，赴自贡盐场检查盐井推牛的牛瘟病。建议成立兽疫防治机构建立兽疫防治所和血清厂，并选派中大毕业生担任技术工作，为控制当时流行于川康盐区的牛瘟和炭疽病作出贡献。同年，陈师还和许振英教授等应邀深入康北草地，历时3月考察牧民生活、畜牧业生产和，畜病防疫状况。陈师重视生产实践不辞辛劳，多次深入牧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1940年成立中华畜牧兽医出版社，陈师任理事长。该社出版《畜牧兽医月刊》及畜牧兽医专著和科普读物。所出书籍有陈师和罗清生教授合译的兽医经典名著《家畜诊断学》（B•Mulkmus著），罗清生教授著《家畜传染病学》、盛彤笙教授译《兽医细菌学》（RaymoundA.Kelser等著）等。这些书籍的出版解决了抗战时期缺少有关教材和参考书的困难。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创始于1936年，蔡无忌教授任首任会长，学会活动因抗战而停止。1942年恢复畜牧兽医学会活动，在成都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重新产生学会机构，选举理事会，由陈之长、罗清生、盛彤笙、许振英、汤逸人胡祥璧等教授组成，推选陈之长教授为理事长。1946年畜牧兽医学会随中大畜牧系迁回南京，由于内战再起，学会活动再次被迫停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重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1943年2月，陈师以学会名义邀请美国俄勒冈大学畜牧系主任、牧场经营管理专家R•G•Johnson到成都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讲授草原管理学和草原牲畜管理学，并陪同Johnson去西康和宁夏考察。同年秋，陈师又邀请美国家畜育种专家R.W.Philips来中大畜牧系作“家畜育种学和遗传学原理之应用”与“家畜生殖生理及家畜育种新趋势”学术报告。1944年陈师还邀请美国兽医专家E.A.Tunnieliff作关于兽医卫生和兽疫防治的
（本文作者蔡宝祥于1947年（35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79
6、周崇淑
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崇淑教授（1914～），祖籍江苏江宁，1914年4月19日出生。她自幼勤勉好学，酷爱音乐，中学时期在南京汇文女中就读，兼学音乐专科，1930年毕业。年仅十六岁的周先生，通情达理，因家境拮据，为了分担父母的经济压力，让正在读大学的兄长和姐姐完成学业，自己应聘于中华女中、国立遗族男校等任音乐教员。并通过自学，于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音乐组，专攻钢琴。毕业后即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柏林音乐学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先生回国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音乐教员，在她的努力下，经过多方争取，该院成立了音乐专科。在音乐专科执教四年后，随家迁至重庆。时值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也迁至重庆沙坪坝，因为战乱，音乐组停办。时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之朱经农先生，与周先生家交往笃深，他委任周先生着手筹办恢复中央大学音乐组的工作，并正式任命周崇淑先生为该组主任，直到1948年底。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中央大学迁至重庆前，音乐组停办了在重庆要恢复音乐组并非易事。但是中大农学院能把他们的牛羊牲畜，千里迢迢循陆路走了两年，赶到重庆，我们音乐组即使困难再大也要恢复。何况又有朱经农教育长的信任，给了周先生无比的力量，因而便开始恢复中央大学音乐组的工作。周先生亲自制订的“音乐组恢复筹办计划”，得到了中央大学校务会的通过。筹备中教学器材也是难题，主要的是钢琴时，值战乱时期，重庆买不到好钢琴，到沦陷区购买也无法运输。周先生不畏辛苦，多方打听，并根据信息找一些私人家庭商购，高价收买，终于买到三台钢琴。用小板船顺长江水运到重庆。随后她又购买了些脚踏风琴之类的辅助教学器材，解决了音乐组恢复最大的教学器材问题。在周先生的努力下，音乐组有了和绘画组公用的一间大草房，作为我们的教室。在校门口还有了两间琴房，1943年中大艺术系音乐组恢复了！今天老同学们说起此事，无不万分感叹万分感恩，都说没有周先生的艰辛创业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周先生恢复中央大学音乐组功不可没。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中大面临“复员”（即回迁）还乡，音乐组又生机勃勃矗立在南京中大六朝松下——梅庵！曾一度停办而后在最困难时期恢复的音乐组（即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前身）已是国内培养音乐人才受到好评的系科，半个世纪以来从那里走出了很多杰出的师资和著名歌唱家、教育家、钢琴家以及指挥家。
（本文作者王萃年、方应暄均于1949年（37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组，均为周崇淑先生之及门弟子，现为总政歌舞团著名演员。）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159-162
7、周同庆
中国光谱学的开拓者周同庆教授（1907～1989），江苏昆山人，1907年2月21日出生于一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毕业于昆山乙种商业学校，同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年毕业，考取“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师从KT•康普顿教授，193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3年任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4年起，病魔缠身，1989年2月13日病逝上海，享年八十二岁。
1940年他在四川重庆中央大学工作期间，为了测量长江―嘉陵江沿江小城市的吃水线和水下暗礁，以保证安全航行，曾应用声波技术测量长江航道的深度和距离。他带领讲师李博、助教林大中等探索测量方法。他们自己争取经费动手设计制作仪器，在参阅国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利用超声反射的方案。其原理和当时刚刚出现的雷达相似，后来被称为“声纳”，当时周同庆教授把这一原理称为“声回响”（EchoSounding）。他和中央工业实验所合作，研制成超声发生器和超声探测器，最后制成“磁伸缩式高频声波自动记录的回声测探仪”。他和助手们还不畏艰险，坐船在江上实地试验证明这种仪器既能相当准确地测量河道深度，又能简便地探出暗礁位置。这项研究成果获得得了当时教育部的嘉奖，并移交有关部门使用。
（本文作者恽瑛1948年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现为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193-197
8、陈义
业师陈义教授（1900～1974）我国著名动物学家，浙江新登人，1900年5月生于新登一农民之家，陈师家境清贫，六岁起随父读私塾兼习农事（乃父为私塾先生）1913年人新登小学。1919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师从秉志教授学习动物学，1927年获学士学位，1928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助教，1932年获洛氏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系研究所学习，193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任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曾兼任师范学院博物系系主任）直至1949年7月，在此期间曾应聘为《教育部大学丛书》特约编辑、华西大学动物系教授与博物馆主任等职。1949年8月起，任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动物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动物学会江苏分会理事长职，1974年因病辞世，享年七十五岁。
陈师爱生敬业、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亲临教学第一线。抗战期间，中大西进重庆，陈师家住沙坪坝交通不便，他仍坚持每周去柏溪为低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动物学，同时还在沙坪坝为高年级学生授无脊椎动物学、无脊椎比较形态学等课程。陈师所授各课莫不内容充实，逻辑谨严，深入浅出，言语生动，因而深受学生欢迎，效果甚佳。
（本文作者谢家极于1949年（37级）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为陈义教授之高足。）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283
9、许振英
我国动物营养学奠基人许振英先生（1907~1993），山东武城人，1907年5月23日生于一世代农家。1920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受新文化思潮和爱国主义影响，认为“中国的贫，贫于农业落后；弱，弱于衣食简陋”。他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选择“以牧促农，依牧养民”的畜牧科学为奋斗目标。1927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畜牧系，获学士学位，继而考入该校研究生院和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生院，1931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到美国西部牧场参加生产实践，体验牧场生活。1932年夏返回祖国。
1936年夏，应国立中央大学之聘，任畜牧兽医系教授，主持洛氏基金资助之养猪项目，率先采用品种选育同营养试验相结合之方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随校迁川，除授课外，继续猪的育种和饲养实验。斯时在中央大学开展之研究，实为我国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畜牧业之先驱性工作。
1941年，先生应聘为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所技正兼畜牧组主任，继而陪同美国农业部家畜育种学家费理普博士去我国西北地区及美国考察畜牧业。在此期间，先生仍在中央大学兼课。1945年，任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技正。抗战胜利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专门委员，兼天津畜生饲养站主任，负责天津港口进口牲畜转场接运和分配。
（本文作者夏组灼1943年（31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兽医系，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南园任职于东北农业大学。）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85
10、谢家泽
著名水文学家、现代中国水电建设先驱之一谢家泽教授（1911~1993），湖南新化人，1911年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5年考取湖南省公费留学，到荷兰及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水利系进修，1938年毕业，获德国凭证工程师学位。1939年回国途经昆明，因时值抗日战事正酣，家泽先生基于爱国思想，希望能在抗日后方为国服务，故受施嘉焬教授之邀，任云南省南盘江流域蔡家村水电站工程处副主任，全面负责该水电站的设计工作。1940年起任国立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1950年调任水利部水文局局长，1993年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亦教亦工共建水利新系科
家泽先生在中央大学水利系先后或同时讲授水文学和水利发电工程两门课程近十年之久。当时抗战后方图书奇缺，特别是新兴水利工程学科教材，即使外文教材也仅有教授们自国外带回的几种，因此为了授课，教授们都必须自编或自译教材，以致靠抄黑板来“顶替”，以应急需。
水利工程科学作为独立的工程学科，其发展基础的完成，在西方世界亦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此中大水利系在抗战时期的创建和人才培养，对国内的水利届具有历史意义。家泽先生在中大的辛勤工作，体现出其历史功绩。
还应提及的是，他在从事水文，水电工程教学的同时，还注重接触实际，以利益智创意。因此在教授水力发电工程课程时，在多届学生中，均安排课程设计及去水电站工地实地观察、体验。为此，1944~1945年他在重庆的一个小型水电站工程开发工地，兼任了工程负责人——厂长兼总工程师职务。
（本文作者叶秉如于1946（34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水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河海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36
四、 关心国事、追求民主；
中大教授不仅专注教学科研、独善其身，更怀“兼济天下”之志，他们关心国事、见解独到，敢于驳言权势，积极追求民主，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1、原素欣
（1900～1979），著名水利学家，辽宁宽甸人，1900年9月出生，1923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26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改学土木水利工程，1928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31年夏到柏林大学深造，攻读水利工学。九一八日寇侵华，东北沦陷。他愤然投笔，回国从戎，取道莫斯科回到哈尔滨。1932年初到北平找到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入党。派到东北军112师作师长工作并发展士兵组织。后调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在吉林义军师内工作，抗击日军，收复多伦。这是九一八抗日战争的著名战役。秋季，抗日同盟军被国民党分化瓦解。中共领导的部队继续抗日，在滦平一带打游击战。1933年冬，党派他到北平找中共河北省委接转从前线回来的党员组织关系，在延安会馆被国民党逮捕。经刑讯后，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禁。左派右派人士多方营救，1934年经张学良书面保释出狱。
1934年秋，他到焦作工学院任教。1935年到中央大学任土木系教授，教应用水力学等课程。在教学中善于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1937年，中央大学成立水利系，原素欣教授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同年，抗日战争爆发，校长罗家伦派他和戴居正教授等到重庆筹建中央大学重庆校舍，以备迁校。他选择了沙坪坝重庆大学旁边的空闲松林坡为校址。分十八个包工组共一千七百余名工人，昼夜赶工竟于四十二天内完成了简易实用的校舍，为使中央大学全校师生从南京迁到重庆，于当年11月就开学复刻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担任系主任后，推荐聘请了黄文熙、严恺、谢家泽等教授。1940年，谢教授从德国应聘到任。全系举行欢迎会，谢老师谈了德国水利工程的困难情况。原主任谈了哲学和形势。他说：“德国国社主义不够资格称为主义，说它是一种精神还是奉承它了。它不过是一种冒险家的态度，它全荣誉支持，是不会长久的。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最初几年失败，但靠爱国心支持，一定会胜利的。唯物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资本论的剩余价值是共产党行动的来源。”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讲共产主义，令人钦佩。
1941年，他接受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的邀请，担任该公司副总工程师，筹划酒泉地区金塔县鸳鸯池水库建设方案，获得批准。1942年，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酒泉工作站和鸳鸯池水库工程处成立。他担任主任兼总工程师，带领十几位刚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西南联合大学及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设计施工。那时正是抗日战争艰苦岁月，经费短缺，物资匮乏，又在边远地区，技术装备更加落后，他向玉门油矿借钻机进行坝基钻探，航空运送土料到重庆中央水利实验处（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土工试验，在酒泉城郊小溪边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因而做出了技术先进且切合当地实际的设计。例如土石坝的心墙采用粘土与砂砾石掺合土，国外采用此种材料迟于我国十余年。酒泉小厂只能铸铜不能铸铁，故制造了铸铜羊足碾。没有大马力拖拉拖拉机，用八匹马拉羊足碾碾压心墙土料，用硬木衬垫角钢铺设轻轨铁道。在兰州制造了串滚闸门和卷扬机。没有电，用汽车轮毂带抽水机进行基坑抽水。他带领青年人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系列技术难题。终于在1947年7月建成了鸳鸯池水库工程。这是中国第一座用现代技术建筑的土石坝工程。这一工程已安全运行五十七年，还在继续发挥巨大效益。他的这一事迹已经记载在《金塔县志》其中有几句曰：“始终勤恪斯役，历百艰弗懈者，则工程师原君素欣也。”
（本文作者顾淦臣于1942年（30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水利工程系，河海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463-466
2、肖孝嵘
业师肖孝嵘教授（1897~1963），中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湖南衡阳人，1897年10月25日生。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一度任教于湖南中学，后应骋去衡阳船山大学任教授。1926年，留学美国研究心理学，1927年6月，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旋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格式塔心理学。1928年8月，再入美国伯克莱加利弗尼亚大学继续研究，1930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赴英、法、德等国心理研究所进行心理学调查研究。在美期间曾任研究助理和儿童福利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论文多篇，获美国“科学荣誉学会”、“心理学荣誉学会＂金钥匙奖。1931年夏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心理系系主任、该校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并兼中国心理学会、测验学会、心理卫生协会教育学会理事等职。1949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教育系系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1963年6月6日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借鉴欧美经验，深知抗战建国亟须解决人才拣选、工作效率、大事管理等问题，肖师身为中大心理系系主任，毅然发起组织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1941年12月6日在渝成立），聘请郭一岑、陈鹤琴、谢循初、汪敬熙诸多教授主持全国九个分区社员入社事宜。曾组织为《新世纪》月刊出版了“实业心理专号”（1944年第十二期），刊出以肖师为首的十篇专文。出版丛书《怎样领导》（1943年）、《心理建设之科学基础》（1944年）《人事心理学问题》（论文集，1945年）等。早在抗战前夕，肖师曾应邀开始为军政部门学兵及军官编制测验多种，后为军校学员讲课出版了《军事心理演讲集》（1942年）。嗣后又应聘主持军事心理研究委员会（国防部门聘请心理学家设立的研究组织），出版了学术专著《军事心理》（1946年该书被列为该会所编丛书之本），罗卓英（二战中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为《军事心理学》丛书撰写之序中提出“拟次第出版士气心理、训练心理、心理作战、病态心理及战时精神病等二十种”。此外还刊行《军事与心理》月刊。
（本文作者陈大柔于194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1952年（40级）毕业后留校，后转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05
3、金善宝
业师金善宝教授（1895～1997）著名农学家，浙江诸暨人，他于1895年7月2日出生父亲金安浦为秀才。金师从父读书。1914年，金师考入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科，母亲卖掉家中所有的蚕茧，给他购置行李和蚊帐，姑母资助二十九元钱，使这位山村学子踏出了人生中关键的一步。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科主任是邹秉文先生，他的执教方法为理论联系实际，有时利用暑假组织学生进行农业考察，这些学以致用的活动，金师极乐于参加。1920年，他毕业后被留在学校的小麦试验场当技术员。虽然只有一百零六亩试验田，然而在当时也颇为难得，这个天地，就成为这位小麦育种家科学生涯的起跑点。1927年秋，他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半年农业课。1928年春到杭州农学院（现浙江农业大学）任教。1930年7月，金师赴美留学，他站立于轮船的甲板之上，眺望渐行渐远的祖国，思绪万千。几千年文明古国，素称以农立国，四万万人却不能丰衣足食。“民以食为天”，他决心为“食”出力效劳。当他踏上美国土地之后，便开始向既定目标追逐。起先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当研究生，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边学习边参加作物育种研究工作。1932年2月，金师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37年，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他同挚友梁希教授一起住在临时建筑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继续从教和选育小麦良种。抗战时期，他经常同梁希教授等到《新华日报》社听形势报告，有时直接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演讲或参加座谈。在重庆他贫病交加，一次摔倒在讲台下，不到五十岁，竟鬓发皆白。1939年，由重庆的著名大学教授，组织起“自然科学座谈会”参加者有梁希潘菽、金善宝等二十多位教授，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金师同在渝的几位进步教授被邀请到张治中公馆，参加毛泽东主席的亲切会见。1946年，他随校迁回南京。1948年，台中农学院以优厚的条件发来聘书，被他断然拒绝，却欣然应荣毅仁先生之聘，去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本文作者张令湜于194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52年（40级）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为金善宝教授之弟子。）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539-543
4、干铎
业师干铎教授（1903～1961），又名干宣镛，字震篁，湖北广济（今武穴市）人，生于1903年4月10日。先生自幼受家庭影响，生活朴素，勤勉好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考人湖北省立外国语学校，攻读德语。1923年毕业后，转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两年后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农学部林业实科。毕业后在日本农林省目黑林业实验场从事研究工作。1932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学习。历任湖北建设厅技正、襄阳林场场长等职。1938年后，任职于湖北农专科学校。1941年经梁希先生推荐，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易名为南京大学，先生被任命为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林学院教授，1956年任副院长。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委员。1961年8月7日，在学校组织的黄山风景区疗养时，突因心脏衰竭，猝然辞世，享年五十八岁。
干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林业教育家，也是一位毕生献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英勇斗士。他在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夏，中国学生在东京银座举行反侵略游行，许多留学生遭东京警视厅拘留。干先生联络其他同学组织营救，自己亦遭拘留月余。九一八事变后，先生参加留日学生全体归国运动，毅然回国。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抗日先锋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先生到中央大学任教后，与潘菽、梁希、金善宝等进步教授交往甚密，参加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一秘密组织，接受地下党的指导，学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44年底，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又与竺可桢、李四光、丁燮林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先生被选为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许德珩教授倡议成立“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干先生和“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参加了这一活动。抗战利后改名为“九三学社”，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干先生被选为中央委员、常委。
（本文作者缪印华于194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53年（41级）毕业，现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405
5、钱端升
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钱端升教授（1900～1990）江苏松江府曹行乡人，1900年2月5日，生于上海。钱氏祖上行医，自幼勤奋好学，1913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松江中学）。1916年，转至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1927年，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副教授。1930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34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北京大学之聘，随校迁往昆明，参与筹建西南联大法学院。1947年底，任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返回北京大学。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等职。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4年，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后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月2日病逝北京，享年九十岁。
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逼近华北，国民政府加紧“文化围剿”，民族危机日亟。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因抨击时政被通缉，离职他去。钱端升教授继任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一百七十篇，针砭时弊，辛辣尖刻，洞中要害，终因《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一篇社论而被迫去职，再度去南京任教。柳亚子先生作《怀人》诗赞曰：“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除辛勤教学外，还撰写国际时事论文和学术专著，积极参与统一战线活动。1947年底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主讲《中国政府与政治》，1954年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七十年代主编《法律学丛书》。六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与王世杰合著之《比较宪法》、《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独著《民国政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版），以及译著《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等为其代表。
如前所述，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钱端升教授在任《益世报》主笔时，就在数月内撰写时政议论一百七十篇，针砭时弊洞中要害；四十年代，他任国民政府参政员期间，在多次国民参政会议上，揭露政府腐败，政治不民主，致使多数国民陷于贫病交迫，他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道，成为蒋介石最为惧怕起立质询之参政员。当时报载：“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5年11月25日晚，钱端升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做时事演讲，图书馆草坪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钱氏正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听众掌声雷动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的头顶，钱氏却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在场学生事后叹曰：“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夜，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本文作者沈守愚于1947年（37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现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92-97
五、 怜生如子，下自成蹊；
西迁后的中大，屋舍简陋，终日曝于炮火之下。中大学生面临着来自生活与精神上的双重磨难，国仇家恨，郁满于怀。幸有如许之多中大老师，爱生如子，殷殷开导，树其立志救国之心；循循善诱，教以建设国家之能。使得中大学子终成社会之栋梁、国家之英才。
1、陈章
陈章教授（1900～1992，字俊时，著名电气电子学家、教育家，为中央大学—代名师。1932年受聘中大后，毕生服务于中大电机系及其后的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自1935年至1978年长期担任系主任，在1944至1949年间，还两度担任中大工学院院长，为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贡献至巨。
陈章教授，原籍江苏苏州，生于1900年5月29日。其父陈希滚，乃清光绪年间举人，民国后执教于东吴大学。他于1914年自东吴大学附中转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附中，1917年直升大学部电机科。1921年毕业留校，适逢学校改名且增设大学助教编制，因而他成为交通大学首届毕业生和我国首批助教之一。1924年夏，去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深造；翌年秋获硕士学位后，在通用电气公司任学生工程师。1926年10月，陈章回国，任广州无线电台工程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无线电高级班上校教官。1928年2月，任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上校教官，同年10月受聘为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副教授。1931年，回交通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2年秋，陈章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从此就与中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该系曾先后主讲电工基础、电力传输、电照学、电话学、电力厂、电力铁路等课。1935年，原系主任许应期辞职他就，陈章教授接授无线电工程课程，并受罗家伦校长之聘，接任系主任。他主系后，鉴于我国电信事业长期为英美所垄断，而国内各大学电机系都偏重电力人才之培养，于是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即开始广延名师，增添电信设备，锐意发展电信教育，经其苦心经营，遂致逐年改观，使电力电信两大学科在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能并驾齐驱，这是卓有远见的决策和措施。
1937年抗战爆发，罗家伦校长果断决定一举将中大西迁重庆，陈章教授带领全系师生员工日夜奋战，不顾敌机轰炸，把全系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全部装箱按期运抵重庆，无一丢损。当年12月初，中大在重庆正式上课并开出完整实验。他举家内迁，与全系师生员工共赴国难，坚守教育岗位，团结同仁，为国育才。他延请名师，在国内率先开出电子学等课程。他视实验设备为珍宝，在实验室旁建有防空掩体，空袭警报一响，必先带领大家把仪器设备搬进掩体。1939年，该系在国内首先创设了招收电力电信研究生的电机工程部（1946年改为研究所）中大由于及早一举西迁，不仅避免了其他大学辗转迁移折腾之苦，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抗战八年成为中大发达鼎盛之黄金时期，而中大电机系在陈章教授苦心擘划下，也成为当时全国学子众所向往的全国师资设备实力最强的电机系。1940年原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在重庆设立分校，教育部任命徐名材为校长，陈章曾一度兼任教务长，其时该校不少实验实习均在中大进行，不少课程均由中大教师兼授。1940年起陈章教授将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系主任F.E.Terman所著的最新教材《RadioEngineering》译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到1950年，他连续将其第一至第四版先后及时译出，可以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就读电信的学生大多为此书之受益者。
抗战时期的中大学生大多是远离家乡辗转慕名考入的优等生。他爱生如子，不时教育他们立志救国，勤奋学习，战后还要建设国家，处处备加爱护。对生活困难的学生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帮助解决。至于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他更是费尽心机，利用他的广泛社会关系推荐介绍，使之都能走上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陈章教授早年就已在我国电机工程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1932年就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兼《工程季刊》总编辑，1937年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重庆分会书记。1941年，顾孟余继任中大校长时，仿效欧美以学术造诣上有声望之教授任大学图书馆长聘请陈章兼任中大图书馆馆长。1944年5月，校长顾毓诱又聘陈章任中大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系主任。当时工学院乃校中规模最大之学院，学生逾千人，而院长、系主任皆无副职，他在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中操劳情景可以想见。
（本文作者管致中于1944年（32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东南大学教授。孙文治为东南大学无线电系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507-513
2、李学清
业师李学清先生（1892～1977）著名地质学家，江苏吴江人，生于1892年，1913年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同年秋进入由丁文江、章鸿剑、翁文灏等于工商部地质科（后更名为地质调查所）创建的地质培训班就读3年，因此他是我国最早自己培养的地质人员之一。1916年毕业时，全班共有22人。1920年赴美深造，就读于密歇根大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兼任中山大学教授。1929年李先生到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后任地质系系主任达11年之久。辞去主任职后一直领导岩矿方面的教学工作，他对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创建与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培养了许多人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央大学内迁，李师负责将地质系的所有图书仪器、标本等，全部包好，装箱西迁搬到重庆后在沙坪坝重新开启，致使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教学工作未有中辍，实属难能可贵。笔者虽未身临其境，但也曾闻听一二。
笔者于1943秋入学，一年级时就读于重庆郊区柏溪分校；一年后迁往沙坪坝本部，才得以聆听到李师的教诲。当时李先生讲授四门课，先是矿物学和普通岩石学，继之为晶体光学及高等岩石学，前后共四个学期。根据现在回忆当时只有矿物学：有中文的油印讲义一份，其余课程均无中文教材，上课时全凭：课堂笔记或者到大图书馆借外文教科书阅读。对于当时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只身流亡到内地的，吃饭靠公费学杂费全免，平时身无分文，根本无力买书。幸好李先生虽带吴江口音，但讲课速度不快，都能听懂且能作好笔记。李生的教学很严肃认真讲课从不迟到早退，也极少拖延。每门功课都能准时完成教学。所有这几门课程均有配套的实习课并有任职的助教负责，但是李先生仍多准时到实验室中答疑。特别是到高年级的晶体光学与高等岩石学实习时，李先生更是每次必准时到堂，自始至终加以辅导。这两门实习课都必须使用偏光显微镜，从事薄片观察每堂课都在下午进行。当时全系仅有五六台显微镜，每次仅能容许五六名同学实习。笔者所在班级超过十人，故必须分成两次，这就无形中增大了一倍的工作量。李先生同时担任的课程每学期都至少有两门，因此任课时数，每周都有十几个学时甚或超过二十个学时，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在今日之教学工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当时已经年过五十且身体一向欠佳的李学清教授却毫无怨言地承担过来。对比今日斤斤计较工作量的所谓学者而言，使我领悟到什么叫做师德。
在与同事友人间相处上，李先生的作风也可称得上是那个时代学者之间交往的典范。抗日战争期间，困处沙坪坝时，李先生与心理系教授潘菽老先生都是单身教授，同居于十余平方的―室；两人卧榻相对，隔着一个双抽屉桌相望，生活与共达数年之久。相互之间非常协调，彼此礼让。两人均就餐于食堂，同进同出，相互照应，每次进出房门，必相互谦让，并以“您请”、“您请相邀，笔者也曾有缘亲眼目睹一次。当时我辈年轻，窃窃私语中当作笑料传谈，认为两位教授是迂腐之人。后来年岁稍长之后方体会到他们的这一举动，传达给我辈年轻人的是友人间相敬如宾、彼此谦让的道德风尚。两位老者是同事，是同时代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终身互敬的朋友。当时潘先生思想进步，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终身互敬的朋友。当时潘先生思想进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李先生也深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之所以加入潘先生等所发起成立的九三学社，后又加入共产党，估计与潘先生的交友有一定的关系。
（本文作者季寿元于1947年（35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为李先生之弟子，南京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352-357
3、陈大燮
陈大燮先生（1903～1978）字理卿，著名热力工程学家，祖籍浙江海盐，1903年出生于上海一商人家庭。曾先后就读于唐山上海两地的交通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27年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即从事热力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大学迁至重庆。1943年起，应交通大学之聘，任该校机械工程系教授。1945年随交通大学迁回上海，继续在该校任教。1949年后仍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继续担任教授，还兼任教务长。1957年随交通大学迁至西安市，1959年至196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他是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他还是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大燮先生是我国热力工程界的先先驱学者，毕生从事热力工程科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工作。著有《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及《高等工程热力学》等专著，并曾发表科学论文多篇，对我国热力工程科学的初期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他的学术造诣，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先后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锅炉透平学会主任委员，全国工程热物理学组副组长全国热工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我国热力工程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大燮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认真负责，讲课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深受同学欢迎。在重庆时，他每学年都开出热工学课程常以英语进行教学，同学既学专业知识又学外语，受益浅。他的记忆力特强，每当第一堂课点名后即便数十人的大班再次上课时，均能直呼其名发问，无一差错，传为佳话。曾有在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韩荣鑫，二十年后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与先生不期而遇，先生竟能毫不犹豫地直呼其名，并回忆往事，亲切交谈。在重庆时，陈大燮先生还十分关心毕业生的出路。1943年夏在他即将离开中央大学机械系系主任时，该班毕业生共有五十余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就业不易，但经先生多方奔波努力，向许多大工厂、兵工厂、飞机场、公路、铁路、甘肃油矿局、大专院校等单位联系推荐，都给予了妥善安置。之后，这届毕业生在国内外知名大学任教授者八人，在知名单位任总工程师者二十余人，他们每当谈起陈老师爱生之情，无不动容。
（本文作者韩荣鑫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31级校友，1943年毕业，南京炼油厂教授及高工；陈尔瑜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博导。）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484-487
4、李寅恭
李寅恭先生（1884～1958），字勰宸，亦作协丞，别号百卉园农，安徽合肥人，1884年出生。1927年春先生任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森林组讲师。
筚路蓝缕，为森林组的筹建锐意擘划。
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组改称森林科。凌道扬受聘到森林科任教，并与张福延（张海秋）先后主持科务，先生任副教授。1930年又改森林科为森林系。先生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一度兼任江苏省教育林场场长。1946年后专任教授，不再担任系主任。
先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抗战内迁重庆时期，他虽半百，两鬓斑斑，但总是亲自带领学生徒步到附属林场实习，或郊外观察森林，采集标本，1936年他在《林学》第六号上发的《中国林业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当时大学森林系过多用国外教材，严重脱离本国实际，又不重视实验实习和生产劳动”。时至今日，先生之言，仍有指导意义。
先生关心爱护青年无微不至，视学生如子侄，学生们经常到他家谈心求教。对那些远离亲人，抗战时期流亡到后方的学生们经常更是关怀备至，经常给予生活资助；对政治上受迫害难以立足校内的学生，则允许他们暂时休学，避开风险，以待来日复学。当时中央大学森林系以有一位铁骨铮铮、人老心红的梁希教授，培养了一些投身革命的进步学生，因而有“红色系”的称誉；又以有一位慈祥和蔼、爱生如子的李寅恭教授，使师生间、同学间团结互助，关系融洽，因而又有“家庭系”的美称。在那毕业即失业的年代，系主任的李寅恭教授，每届学生毕业前总要四处奔走为毕业生谋求就业机会。
（本文作者李传道1944年（32级）毕业于国立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现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99
5、史宣
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史宣教授（1892～1969），字德三，广东番禺人1892年出生。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无能，连年赔款失地。1900年又受八国联军侵略，敌军直逼京都订城下之盟。全国人民不堪受此奇耻大辱，在孙中山先生号召下，爱国志士蜂起。史先生堂兄及友人参加爱国活动，奋起反抗。史先生虽年幼，亦受影响，追随其后，后因遭受清廷抄家，他与家人不得不远离家门，避居于武汉，届时，恰逢清华留美学堂招考，史先生应考录取。于1910年出国，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他便成为清代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先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工学硕士学位，此后面读书，一面参与美国铁路机车修理工作。经多年研读实践，获丰硕成果，他于1917年回国，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后又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曾任机务处副处长，在十余年工作期间，他严守职责，勤奋工作，为使列车能安全运行，很注意列车机械的日常保养工作，按时检查成为制度，列车机械的维修情况，载入档案，以备考查。他在机务处工作多年，机务列车均能安全良好运行，这与他精于机械工程业务、实践经验丰富通晓俄语，又具有很好的管理才能和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因而在岗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逐步蚕食东北各省。史先生誓死不做亡国奴，暗中设法离开哈尔滨。他先把女儿等扮成贫苦农民，然后托熟人带她们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史先生佯装有病，请假在家，却在夜间逃离哈尔滨奔赴祖国后方。
1936年史宣先生应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在机械工程系任教授，讲授投影几何和机械制图两门课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郊区沙坪坝，但一年级在柏溪分校上课。由于史先生讲授的两门课程，都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任务很重，作业很多，因此，史先生就住在柏溪授课。投影几何是机械制图的理论基础，它主要是研究空间（点、线、面）和几何形体在平面上的图示方法，并研究在平面上用几何作图方法解决空间几何问题，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构思能力的科学。这门课程对于初入学的学生有一定难度，历届学生称之为“头痛几何”。史先生精于教学法研究，想方设法制作教具，创制模型，帮助学生理解物体在空间的状况，以减少学生的学习困难取，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广大工学院同学的欢迎和爱戴。
史先生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课期间，工学院的铸、锻工实习课程也都在一年级学习，因此铸锻工场也设在柏溪。于史先生深知铸锻工种及金属加工各工种对培养机械工程人才的重要作用，他也热情挑起兼管与领导实习工场的重担。史先生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善于管理工厂。他在厂内建立认真的规章管理制度，学生入厂实习都必须严格遵守。技工入厂前都要进行考工。设备添置工具管理、对外行文以及财务管理等，均有规定。此外，1941年兵工署委托中央大学培训技术工人学员五十人，二年制毕业，其中第一学期的锻、铸工训练，也在柏溪分校进行，均由史先生亲自承担。这批学生经严格训练后走上工作岗位也均成为技术骨干力量。
中央大学在重庆及南京期间，工学院的学生人数比其他学院的学生人数明显较多，而史先生的课程又是全体工学院学生必修的基础重点课程，史先生教学任务很重，辛苦耕耘，教书育人史先生又是教师中年龄较长的教授，因此，他备受同学们和同事们的爱戴和尊重！
史先生生活简朴，严以律己，平易近人，对人谦虚和睦，长者之风，系内教授都称他为“老大哥”。他工作负责，事必躬亲师生关系良好，以身作则，对人对事，堪称楷模。他常住柏溪，每隔—段时间，他都要同系里联系。他以花甲之年，经常乘学校交通船往返于分校与校本部之间。川江水流湍急，小船在波浪之中颠簸起伏，航行不稳，交通不便，他那种不怕艰险之精神，令人钦佩！有一次，他带领机械系二七级毕业班学生赴北碚参观学习，与同学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从北碚到北温泉，水流湍急，船行困难，他同学生一直上岸拉纤，渡过了急流。他的种种高尚品德行为，潜移默化形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
（本文作者潘新陆、高良润均在1939年（27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潘新陆为东南大学教授，高良润为江苏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314-318
6、杨家瑜
（1903~1985），字瑾叔，著名机械工程学家，江西新建人。1903年出生于一书香门第，无兄弟姐妹，由太夫人抚养成大。自幼勤奋好学，热爱国家。在北洋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入美国普渡大学深造。回国后任南京浦镇车辆厂设计师主任。1932年8月，任国立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1938年，教育部在各大学增设主管德育培养的训导长一职，中大聘他兼任训导长。1940年8月，学校又聘他改兼工学院院长。1944年8月，教育部派他和当时兼任教务长的胡涣庸教授同往美国考察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1947年7月，他奉命前往台湾省接受工矿企业，而后担任台湾省建设厅厅长职务，继之以“总统府”国策顾问。1985年因病辞世，享年八十二岁。
杨教授自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以及自1947年2月至6月期间兼任工学院院长，前后计四年零五个月。在他主持工学院期间，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任教授，如土木系陆志鸿、刘树勋教授，电机系陈章、吴大榕教授，机械系陈大燮、李酉山教授，化工系杜长明、时钧教授，建筑系谭垣、鲍鼎教授，航空系罗荣安、黄玉珊教授，水利系顾兆勋、黄文熙教授，培养出一些院士和知名学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至重庆沙坪坝，由于正在新建校舍，对老师住宿，仍和在南京时一样，有家属的教师，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于是，他租住在重庆市内两路口青年会宿舍内，每日往返于沙坪坝、两路口之间。以后，迁往沙坪坝石门村学校代建之家属宿舍，建房费用全由教师住户负担。
杨教授教书育人，言传身教，深受学生爱戴。学生遇有疑难问题，亦愿向他征询处理办法。如当年抗战初期，国民抗战失利。来自外地的学生，眼见家乡沦陷，音讯隔断，经济来源断绝，于是情绪悲观失望。有班同学邀请杨教授等教师座谈国事。他谈到：对学生的悲观情绪，深表同情；但在抗战时期，敌机时来轰炸，实际上战争已难分前方和后方，要稳定情绪，注意国事，努力学习，练好本领，报效祖国。其他教师亦加以劝导。学生在老师们的开导下，悲观情绪有了好转。
（本文作者潘新陆与高良润均于1939年（27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潘新陆为东南大学教授，高良润为江苏大学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41-344
7、鲍鼎
著名建筑学家鲍鼎教授（1899~1979），字祝遐，湖北蒲圻人1899年1月14日出生于―贫穷教师之家。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1918年毕业后，曾至湖南益阳信义大学执教。1926～1927年，在汉口第三特区市政管理局任工程师J928年考取湖北省公费留美。1929～1932年就读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工程系，获硕士学位。1933年夏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迁川。1940～1944年，任中大建筑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先生回到武汉。1979年12月21日因病辞世，享年八十岁。
抗日战争时期，中大教授居室简陋、极为艰苦。建筑系中教师纷纷离校，另谋他就。1940年建筑系工作困难重重难乎为继，鲍鼎先生受命于多难之秋，于此时出任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他一面谒诚挽留拟调回上海之谭垣教授，一面多方延聘建筑界著名建筑师杨廷宝、陆谦受、李惠伯等人来系执教。并邀请早年在英法习画，回国后任重庆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前身）西画系系主任之李剑晨教授为学生开绘画课。教师队伍渐趋稳定，且日益壮大，工作蒸蒸日上。1943年，鲍先生又通过杨廷宝先生，力邀对古建筑颇有研究之刘敦桢先生回系执教。此时之中央大学建筑系可谓名师云集，有些学生不远千里慕名来校就读。凡此种种，均为先为先生坚持正确办系方向，延名师，辛勤创业之所致。鲍先生在中大建筑系执教期间，主要讲授房屋建筑中西建筑史、营造法、钢结构设计等课程。先生讲课条理清晰，生动详尽，循循善诱，深受学生欢迎。他在教授世界建筑史时，要求学生对英文原著写出读书笔记，交他批改，他还主持评审学生设计图。师生相处融洽，情谊甚笃，他不时带领学生到风景优美之盘溪写生、野炊。学生也常来他家讨教交谈生活，学习情况。一天，先生突患急性盲肠炎，学生自发四处张罗找车，将先生护送到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1942年中大建筑系同学专门举行了“鲍鼎、谭垣二教授执教十周年纪念会”，以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和对他们在危难中支撑建筑系的敬仰之情，先生后来离开中大，回到武汉，中大同学仍然从各地给他致信。
（本文作者张良皋1947年（35级）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鲍晓苏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321-325
六、 中大学生精神：力学勇毅、乐观浪漫
在中大教师的谆谆教诲和敌机隆隆的轰炸声中，中大学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胸怀祖国安危之忧，誓立振兴中华之志。尤值一提的是，在“重庆精神”和罗家伦校长《新人生观》的激励下，中大学生志气昂扬，展现出了力学勇毅、乐观浪漫的时代精神。
1、力学：
（1）“四抢”
沙坪坝中大学生有所谓四“抢”。第一是抢图书馆的座位。中大同学晚上自修的风气很盛，几乎可以说晚上没有同学不自修的，而总图书馆座位有限，每晚饭后需拿着书本到图书馆大门口排队抢座位。第二是抢教室上课时前排座位。有些教授口音的土音很重，或声音不高，不易听懂，故需抢前排座位，较好做笔记。（第三是抢饭桶。在饭厅用餐时，饭桶一来，许多男同学即蜂拥的抢上去，先盛到一大满碗饭为要。那时贷金伙食营养不佳，青壮同学每餐常可吃3、4碗饭。有时供饭不够，女同学们比较斯文，在抢饭方面就吃亏了。第四是抢洗澡房。那时校区内男生洗澡房只有统舱大间两处，且热水常不足，男同学有2000余人，尤其夏天抢着去洗澡或冲凉，是每天必做的一件苦事。）
（谢森中：《沙坪坝之恋》，《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2000年8月，第150—153页）
（2）讲座
中大学生求学气氛浓厚，据陶大镛回忆，遇至“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
（陶大镛：《难忘的沙坪坝岁月》，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2、勇毅
（1）诗：《独山危急，中大同学纷纷参军抗日》
邬伯饶（政治系35级，华中理工大学）
闻说独山将被屠，横眉攘袂愤难舒。
纷纷投笔从戎去，扫尽胡尘再读书。
（《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5期，1995年11月，64页）
（2）朱为捐：《抗日战争中难忘的一些事》
……
南京沦陷时16岁的我，耳闻目睹日军对中国人的残骸，在金陵女子大学等处的国际难民区中的难民也不能幸免于难。日军开着大卡车公然闯入聚居了一万多难民的金女大校园内，拉走年轻妇女残暴奸淫。有人立即去找美国人华群小姐（missVautrin），她匆忙赶来与日军交涉，但仅能就下少数几个人，大批的人仍被拉走了。隔一、两天拉回来换一批，还拉走过不少年轻的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据说当作中国兵被枪杀了。我曾见过南京附近长江中一些黄黄的小山上，有成群的乌鸦在飞舞，其实这并非黄上山，而是中国人的尸体！但是我感到随时可能遭到日军残害，惶惶不可终日。就想当亡国奴不如战死疆场，从此我改名为“朱为捐”，决心为国捐躯，起来抗日。38年冬，我在金女大附中的同学中宣传抗日救国，团结不愿当亡国奴的人，起来从事抗日活动。
到39年春，已团结了十多个人，但对如何抗日，办法不多，决定寻找联系真正的抗日组织。39年夏天，我和吴静华同学在常州城内找到一个在家养病的新四军。他给我们讲了通过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许多道理，使我们顿开茅塞，认定新四军是真正爱过抗日的。后来他介绍新四军太湖地区独立二团副团长李复领导我们，（李于40年11月作战中英勇牺牲）在李的领导下，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40年4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直接来领导我们，并委托江、句中心县委书记汪大铭负责与我们联系。在40年暑假，我和王秀琪、姜秀英同学，到句北参加中心县委为我们办的短训班，跟县委一起过了一段游击生活。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三人都入了党。八月中旬回到南京，苏皖区党委在南京进行地下斗争的第一个党支部正式诞生了，在支部领导下，在金女大附中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青年互助会的抗日组织，曾发展到50多人。
40年9月，我进入中大工学院学习，除了广交朋友，个别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还以学习英文为民，组织了一个杜拜祖，阅读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读到有关中日战争报导时，就展开讨论，适当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有十多个女同学参加。
41年春，结识了有爱国思想的工学院同学方焜（潘田）、肖名树、黄真，于7月间暑假时，带领他们到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了一个多月。回城前，我们成立了秘密抗日团体“团结救国社”。回校后的活动方式，主要是个别接触，谁发展谁领导，不发展横的关系。到41年底先后发展了张杰（鲁平），徐枬松（黄平）、康景孚（许镇），XX（沈新）等约50余人。
团救社秘密出版了油印的半月刊《萤光》，每期印一百多份，通过邮局寄给较进步的工作对象。我们防止了日本吉野洋行的信封，使用它一直未被邮检查出问题。
为团结南京地下三青团共同抗日，与他们建立了交换出版物的关系。42年2月被人破获，《萤光》也落入敌手。3月2日上午9时多，潘田同学告诉我与三青团和团救社员于当天早晨被捕，我立即找党组织，党决定我立即离城下乡，我坐上一辆车，这一天恰巧下雨，把雨布紧紧蒙住，向中华门而去。后知敌人10时半到学校搜查又去文萃中学抓我，在我家门口等着抓我的日军便衣也扑了空，于12时各城门口贴了我的照片，我是11时半出中华门的。
出南京城30里，就到了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索墅镇，从此，我在南京附近及京沪两地的农村，参加了三年多抗日游击战争。这是敌伪军重点据守的地区，据点密集，构成严密的封锁线，敌人常集中兵力奔袭、扫荡、清剿、清乡、企图肃清抗战力量。苏南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无可隐蔽，斗争是极为残酷的。但在党的充分发动群众，扎根农村，坚持统一战线，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导下，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是战胜敌人的血肉长城，根据地的人民在敌人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残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共产党和新四军是战胜敌人，保家卫国的真正领导者。他们对新四军的支持、掩护、军民情谊之深，是说不清道不完的。我在三年多残酷的斗争中，能幸存下来，是与群众的掩护，援救分不开的。
在历次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中，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献出了生命，牺牲是重大的。42年7月，我们几个人在一小山村里开会，遭敌突然袭击，周喆（湖南人，女大学生），因发烧未能突围出来，被敌人捕去后，坚拒诱降，遭到吊打，放狗撕咬，烙铁烧烫等酷刑。在审讯中她怒斥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当场举起刺刀刺入其胸膛，英勇就义。41年9月6日，三千多日伪军分进合击扫荡句容县坝上村，第五行政区专员巫恒通附上被捕，敌人如获至宝，大汉奸周佛海等人亲自邮箱，遭到巫恒通的严词斥责。他拒医绝食，于9月14日壮烈殉国。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高度评价了巫恒通烈士“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
今天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缅怀许多庄磊殉国的烈士，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深深感到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血肉之躯换来的。今天有些反动势力，美化日本侵略中国，搞什么“台独”企图分裂中国，我们必须记取血的教训，必须教育子孙后代要永远热爱祖国，永远团结一致，不搞分裂，永远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努力奋斗，使鲜红的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神州大地上。
（北京朱为捐）
（《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6期，1996年11月，52-53页）
3、乐观
（1）“三多”
第一是臭虫多。学生宿舍一幢平房的统舱，要住宿200余人。床铺是床板制的上下床，4架围成一室，共住8位同学，按系别及年级组合，许多同学常有数年上、下铺之谊。夏天火热天气，木板床易生臭虫、繁殖很快，成群结队，吸血咬人，不但扰人清梦，捉臭虫也疲累不堪。而且上、下铺及邻铺要共同合作捕捉，不然臭虫来去自如，有效方法是用沸开水淋湿床铺木板间，则臭虫全死。第二是蚊子多。沙坪坝地处潮湿，小丘树木草地多，故夏天蚊子也多，晚上飞舞咬人，不能入睡。同学多用四方小蚊帐，在四角钉住挂起保护安眠。第三是打摆子多。四川土语打摆子即是疟疾病也。蚊子带有疟疾菌，咬人后，即会传染，一时高烧，一时发冷，轮流发作，疲累不堪，严重时常有致死者。中大师生，恐怕每个人都有患过打摆子的经验，甚至有患数次者，时有恐惊之心。治疗之法即连服用奎宁丸数天，或可止病。
（谢森中：《沙坪坝之恋》，《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2000年8月，第150—153页。）
（2）“顶天立地”、“空前绝后”
当时的中大学生常用“顶天立地”、“空前绝后”自嘲衣衫的破烂，“顶天”即下雨没有伞打，“立地”是鞋袜洞穿、赤脚着地；“空前绝后”是指裤子前膝和后臀的破洞。
（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鼓楼文史》第7辑，1996年，104页）
（3）“八宝饭”
我读大学时，同学们管学校伙食团供给的一日三餐米饭，称之为“八宝饭”。．
那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介绍一下，或有助于今天年轻人的思考。
1941—1945年，我考入那时的名牌大学之一的中央大学，其所以出名，而不逊于西南联大者，一是由于它地处陪都，在“天子脚下”；二是一度由蒋介石为之“长”，学生都是“天子门生”。尽管显赫一时，但其所吃的米饭，还是难以下咽的。因为那时沦陷区的青年，在“读书救国”这面招牌下，挤进大学堂，既有公费的享受，又有“爬上去”的机会，谁不为升大学而奋斗？说到公费，简而言之就是国家拿钱，供你吃饭，不用你掏腰包。这种公费制，在抗战艰难，“国将不国”的局面下，不能说不是种“德政”。一“德”于像我这样“过江之鲫”，从山东跑到四川，打算报国而又想找捷径的人；二“德”于那些管公费的学阀们，可以中饱私囊，肆意贪污，发个国难财!至于客观上是否还有些“为国育材”的好处，这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了。
那么，为什么学生们又称之为“八宝饭”呢？这因为：米糙、发霉臭，杂以耗子屎，稗子壳，外带泥沙之类。其色发乌，其味发酸，真是难以下咽哪！
一到进膳之时，食堂里人声鼎沸，敲碗拍桌之声不绝于耳。满地撒的都是些米饭，大学生们连“一粒一粟，来之不易”的明训，早忘得一干二净，真实斯文扫地，大出洋相了！有时由于“枵腹学习”情绪不佳，还大打出手哩！
这种“八宝饭”，的确是“一宝”了！所以至今印象很深。尤其是孙辈中有考上今天大学的学生，给他们讲一下，是不无好处的。甲寅除夕，曾受到一位中大校友，从江苏的来信。他又是我读国立大中的同班，也是山东省流亡出来的青年。我当时给他写了四首诗，第一首中也谈到中大的“八宝饭”，其为诗曰：“华章入手喜新春，翘首云天忆故人。求学记吞‘八宝饭’，偷生枉负少年心。托钵江上情何似？抵掌灯前几逡巡！三十年前何所忆？渝州浓雾压重云。”
（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沙坪坝文史资料》第十六辑，2000.10，第87页）
4、浪漫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又进犯淞沪，爆发了“八一三”的全面抗战，江浙一带的各高等院校迅速西迁。但是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于当年10月迁重庆沙坪坝松林坡，赓即开学行课。在学生的课外活动中，人人大唱抗日救亡歌曲，一直传唱到抗战胜利。
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学生课外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普及、也最为持久的一项有纪念意义的重大活动。在人人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基础上，一些有一定声乐素质的同学们纷纷发起组织歌咏团，如全校性的伶伦歌咏团、唯歌歌咏团，与重庆大学合组的嘉陵歌咏团，五大学（中大、政大、重大、音乐院、艺专）合组的联合歌咏团，以及由本校各院系组织歌咏队等等。这些歌咏团队，随时随地进行练习歌唱并定期排练外，经常组织正规的音乐会、演唱会，把较为普及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和新的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进一步普及。
中央大学的同学，大部分是来自江、浙、皖、沪、宁和其他沦陷区的流亡学生，他们不愿做亡国奴，纷纷逃亡到武汉，再转来山城重庆，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以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来激励自己和同胞们的抗日斗志，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当时传唱的歌曲很多，在音乐会上常见的节目也颇为广泛多彩、形式多样：从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洪波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歌唱八百壮士》等齐唱曲，逐步发展到重唱曲（二重、三重、四重唱）、合唱曲（男声、女声、混声等合唱），和四部合唱曲等等。从合唱、大合唱的曲目来看，既有抗战歌曲的大合唱，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也有抒情性艺术合唱曲，贺绿汀的《垦春泥》、黄自的《长恨歌选段》、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选段》；既有民歌合唱如《阿拉木图》、《半个月亮爬上来》，也有《圣母颂》、《马赛曲》等世界名曲合唱。在独唱方面，既有民歌独唱，如《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也有艺术性水平较高的创作曲独唱，如夏之秋的《思乡曲》、刘雪庵的《长城谣》、贺绿汀的《嘉陵江山》和岳飞作词的《满江红》等等。
在八年抗战过程中，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从抗战初期一直传唱到抗战胜利。至于电影插曲的《渔光曲》、《热血》、《毕业歌》等，更是同学大家经常传唱的，从进校一直传唱到毕业，可以说是我们历届的毕业同学，都已真正做到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歌词）
当时在校园里开展的歌咏活动，并不选择地点，常在课余之暇，三五成群地在寝室、在课间、在操场、在露天坝、在松林坡、甚至在行进的道路上，都可引吭高歌。只要有个同学带头，大家满怀激情地齐声高唱，唱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特别是每当敌机空袭前后，或敌军侵扰消息传来，每能激发同学们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热情，倾诉在仇与恨、血与火的战斗激情之中。不断地高歌，不断地激励斗志，从而积极投入到艰苦勤奋的学习，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并引起同胞们的共鸣。具体体现在历次的劳军、赈灾、献机、献金、从军、应征译员……等各种运动激情上。当时献金运动，中大全体师生献金数目即为沙磁区各单位之冠。
至于各歌咏团、队正式的音乐会、演唱会，虽然有时也在露天广场举行，如重大节日的庆祝集会大合唱，常与全市各合唱团队联合在重大团结广场、南开中学大操场、夫子池广场、中央公园、精神堡垒广场等处举行，但更多的时候都是在礼堂、饭厅的五台山演出，如在松林坡大礼堂，中大柏溪分校大饭厅、重大礼堂、重大饭厅、沙坪坝学生公社、沙坪坝青年馆、南开中学礼堂和树人中学礼堂等处。也有的假市中区的江苏同乡会（七星岗）、广播大厦（上清寺）和青年馆等处公演。各场音乐会、演唱会有的是庆祝音乐节、音乐月、艺术节或抗战几周年额义务演出，有的是为了劳军、赈灾、献机、募寒衣或现金运动而公演。无论是否售票，听众总是爆满，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参与。往往台上台下同声高歌《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八年的长期抗战，祖国半壁河山陷入敌寇蹂躏之下，大后方的各界同胞，何以仍能坚持抗战到底？面临敌人封锁，物资奇缺，物价高涨，生活极端艰苦困难，敌机又不断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何以能夺取最后的胜利？其重要原因在于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发扬；也在于大唱抗日爱国歌曲，激励鼓舞我们不屈不挠的高昂斗志。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当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大唱抗战歌曲风吼雷鸣的八年。有些歌曲一直绵延不断地传唱到今天。要继续为统一祖国、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不断奋斗。
1995.6.3于重庆师范学院
（《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5期，1995年11月，69-70页）
参考书目：
一、《南雍骊珠》
1、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2、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续篇》，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二、《中央大学校友通讯》
1、《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5期，1995年11月。
2、《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6期，1996年11月。
3、《中央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2000年8月。
三、《东南大学校友通讯31、中央大学校友通讯16合刊》
《东南大学校友通讯31、中央大学校友通讯16合刊》，2006年。
四、《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
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五、文史资料
1、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沙坪坝文史资料》第十六辑，2000年。
2、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鼓楼文史》第7辑，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