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5月11日 学习时报 田嵩燕
五四运动的未竟之业 --中国共产党新闻
五四运动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爆发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从1915年发端，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始自1840年。1840年后，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下，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也开始从不同层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从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到发动政治变革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后来呼吁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更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被逐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时，是中国人的文化空前失败，文化自信心空前低落，文化认同空前虚无的时期。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屡经挫败、花果飘零的中国文化该如何重建？而这场运动本身给出的答案是：彻底向传统文化告别，全面学习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
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对于这条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建设道路就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首先是1922年1月，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教授在南京创办了《学衡》杂志，揭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要求发扬民族文化，重建民族自尊。随后在1923年，学界又发生了“科玄论战”，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提倡科学万能，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能够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而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则反对科学万能，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当然，“学衡派”反对的并不是学习西方文化思想，而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全面西化；同样，“玄学派”否定的也不是科学本身，而是认为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文化复古派早已被赶下历史舞台，要不要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已经不再是问题。此时问题的焦点变成了五四的道路该如何继承？如何发展？西方文化要全面学习，还是有选择地学习？传统文化中还有没有值得现代人守护的价值？中国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
19世纪30年代，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派和反对把传统文化全面打倒的文化保守派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论战：以胡适、陈序经、梁实秋等人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主张中国应全方位、无保留地学习西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派”则强调必须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对于上述双方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关注的，而且也积极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争论双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全盘西化派”只看见文化的世界性，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派”只看见文化的民族性，他们没有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也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表现而已。
19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建设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之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当然是坚持民族本位；“科学的”，继承的是五四的道路；“大众的”，毛泽东解释说“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依然是向五四致敬。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在吸纳综合前人主张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表达的是一个力图融合中西，兼顾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全面确立。同一时期的台湾，除了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之外，以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一批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自由中国派”则在继续弘扬五四传统。而此时在台港地区和海外，还出现了接续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在20世纪中叶的中华文化圈中，并存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建设思路。
文革之后，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在国门打开、思想解放的同时，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的多元冲突日益鲜明，思想界再次出现了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全面拥抱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价值体系？还是重新回向传统文化寻求医治现代化病症的灵丹妙药？是否可能通过融合中西而达成中国文化的更新？
在19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知识界的主流是面向西方寻找启蒙和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1986年之后，在知识界影响力巨大，被尊为青年思想导师的哲学家李泽厚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西体中用”思想。李泽厚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所谓“西体”，就是通过现代化（即西方化）来改变中国的社会本体，即小生产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谓“中用”，即如何把西体适应、运用在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实体与功能即“用”本不可分，因此，如何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首先不要使西学被中国本有的顽强的体和学所俘虏改造或同化掉；进而，要用现代化的西体来努力改造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之说，实为一种“温和的全盘西化”主张。
与“西体中用”论者鲜明对立的则有以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新儒家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杜维明追求的是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出发，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重建其内涵，以便从中寻找一种普世化的价值观以回应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价值观。与海外新儒家的上述主张相呼应，则有国内学者蒋庆、陈明等学者力倡“儒学复兴”。
此外，以张岱年、方克立为代表的学者则力图超越上述中西之争，追求一种融会贯通、综合创新的文化建设之路。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西文化争论中，张岱年就提出了“综合创新”说，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点“综合”于一体，以“创新”中国文化。其后，方克立在继承吸收“综合创新”说的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说，并总结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方克立认为：所谓“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
从五四以来至今，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讨论已经一路走过了将近百年，世界和中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知识界、思想界关于“全盘西化”，还是“民族本位”，抑或“融合中西”的思考和争论一如其旧。中国文化该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将向何处去？中西融合的道路是否可行？这成为贯穿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主题。一代又一代学者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论，充分说明五四提出的“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至今还在拷问现代人的智慧。
今天我们纪念、思考五四运动，回顾那一段激荡澎湃的历史，首先是表达后人对于先辈的尊敬和怀念，表达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温情与敬意”。同时，纪念五四运动最好的方式，就是阐扬、继承、完成先辈们曾经为之奋斗但未竟的事业。五四时代提出的文化建设任务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五四的文化遗产还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思考。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如何吸纳综合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创造出新的文化中心和新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文化的百年难题，也是当今文化建设中继续要探索的中心问题。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