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3岁的王建国踏入东南大学校门，成为建筑学系一名新生。如今，他已是该校建筑学院院长。30年间，王建国完整经历了中国建筑每一步的发展变化。中国建筑业，从学界到业界，也如同一个青涩的少年，逐渐走向成熟，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
如今，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很难找到30年前的街巷和房屋，“建筑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背后，是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国门不断开放和人文精神的不断积淀。”王建国说。
【渴望的集中释放】
经济发展带来建筑繁荣
2007年秋冬，中国建筑收获不断。英国《泰晤士报》把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和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列入当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并评价“它们将改写当今世界的建筑文化和风格。”当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也进行了一次世界十大建筑奇观的评比，其中“鸟巢”、央视新大楼和北京当代MOMA被列入其中。
追溯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除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中国大地上鲜有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建筑。
“当时大部分建筑的标准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注重美观。今天看来，在国民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一思路有积极意义。”王建国说，“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建筑繁荣。如果没有今天国家的经济实力，即使有再好的设计，也无法变成实实在在的建筑。”
1986年，53层的深圳国贸大厦建成，这座当时国内最高建筑，建设者们创下了3天盖一层的纪录，被誉为“深圳速度”。在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的起点，整个国家都表现出对发展、富裕、强大的强烈渴望。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速度”成为这种渴望的集中释放。
北京330米高的国贸三期、上海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广州391米高的中信广场、重庆455米高的国际经贸中心……如今，无论东西南北，摩天大楼比比皆是，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标志。
【中外的交流碰撞】
新奇特建筑导致“实验室”论战
1979年，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在北京西山的香山公园内，主持设计了一座融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和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四星级酒店——香山饭店。1984年饭店建成后，获得了美国建筑学会荣誉奖，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筑的佼佼者。
对外开放和交流，建筑界成为先驱。
1991年，王建国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走出去以后，最大的感受是视野开阔了，既看到国外的成就和经验，也看到他们发展中的教训。”和王建国一样，上世纪80年代起，一批又一批中国建筑师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了国际建筑发展的浪潮。他们中的大多数学成归国，成为建筑界的领军人物。
另一方面，从贝聿铭开始，大批国外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来华寻求合作。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多数标志性建筑都由外国设计师主持设计。这种合作，使得国际建筑界在中国名利双收。
在交流、融合的同时，争议和碰撞也从未停止。
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个典型例子。安德鲁将这个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建筑设计成浮在水面上的巨大金属半球，奇特的建筑风格和高昂造价遭到国内建筑界一些人士的强烈质疑，人们的视野也从国家大剧院扩展到更多“新奇特”的建筑，由此引发的一场“外国设计师把中国当成新奇建筑的实验室”的论战，至今仍在继续。
“国门打开以后，建筑界这种交流和碰撞是必然的。”王建国说，国外确实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学习，但并非所有来到中国的设计师都是高手，设计出来的建筑也不见得符合中国国情。现在一些城市在“请进来”的过程中有些盲目，其实中国设计师的水平提高也非常快。长远来看，城市建设还得依靠更了解自己情况和文化的本土建筑师。
【从重宏伟到重内涵】
新时期建筑强调“以人为本”
南京1912、上海新天地、北京什刹海等一批将文化和生活方式完美结合的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蜕变。人们的欣赏标准，也逐渐从那些“宏伟建筑”，转移到既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特色、又不乏现代气息和功能的建筑上。
近年来，王建国的工作也从建筑规划设计，逐渐转移到以整个城市区域为对象进行的建筑文化保护工作。“这背后是建筑内涵的改变。”王建国说，“过去我们认为旧的建筑是累赘，现在大拆大建减少了，变成了在保护基础上的开发。这样不仅促进了城市面貌的变化，更留下了城市文化的精髓。”
不过，与此同时，在中国城市化的背景下，一味贪大求洋的风气，仍在一些地方蔓延。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上，“和谐的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的议题被讨论。两院院士吴良镛在报告中指出，“面对剧烈而巨大的城乡变迁，我们迫切感到建筑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储备还不够，现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科学对实践中的许多问题缺乏确切、完整的对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在和谐人居环境的概念下，过去“人民建筑人民建”的传统将再次被提及，新时期的建筑将成为“以人为本”精神的缩影。(王炜)
2008年11月0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