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本刊记者 李舒亚 摄影 本刊记者 王麒
一个自诩的文人、“粗通建筑”的“业余建筑师”，却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有建筑“诺贝尔奖”之称、公认的全球最有分量的建筑奖项）的中国人。王澍是怎么做到的？
孤傲的异类
“对我来说，现在最困难的事是，怎么能让大家找不着我时不要太不高兴。”王澍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烟雾。
黑T恤、黑裤子、黑皮鞋，配上圆脸、寸头、黑框眼镜和满身的书卷气，49岁的王澍一幅标准的文艺中年范儿。他一向自诩，自己首先是个文人，其次才是建筑师。哪怕一堆钱摆在他面前，只要项目理念不能认同，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会拒绝。他称这是“文人的风骨”。
不过，在获得普利兹克奖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想找他，也从未有这么多奖想要授予他。此前的王澍，总被贴上“异类”的标签。
大学时代，他长发飘飘，言辞激烈，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据一位当年他在东南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回忆，每次在学校长廊里碰到他，都像是迎面走来一把带着寒气的刀。
刚上大二，王澍已公开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大三，他拒绝画老师布置的漂亮的商业效果图，认为纯属为博取甲方好感，毫无实际意义，为此还带着同学跟老师谈判，赢得全系历史上首次“造反胜利”，老师从此同意学生可用任意形式表达设计意图。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租住在紫金山下农民的房子里，过起“山野村夫”的生活。
若非要给王澍如此“彪悍”的大学生涯寻找一个解释，他入校时有机会聆听校长训话是可能性很高的答案。当时的东南大学校长钱锺韩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他说，真正的好学生是会独立思考、懂得挑战老师的学生，而不是只会听话、拿高分、迷信老师的学生。王澍说，这是他永生最难忘的一课。
大学只花了一年时间，王澍就觉得把老师们“看明白了”。他开始进入自学状态，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康德、黑格尔，也读成堆的中国古代经典。在那些故纸堆里，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中，他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入了迷。他模糊地感到，在那个被今人打碎了的旧世界里，或许蕴藏着许多遗失的卓越智慧。
于是，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年轻人争相研究西学、以先锋为荣的气氛里，王澍成了大家眼中的“怪物”。大家午睡时，这个“怪物”在练书法。大家复习功课时，这个“怪物”拉着另一个“怪物”津津有味地品评中国古代绘画。然而，这个“怪物”画画功夫一流，建筑设计作业颇具创意，常得到老师的高分，又成为同学们膜拜的对象。尽管如此，作为建筑系学生，王澍开始对国内普遍简单模仿西方的建筑学体系产生质疑。
硕士二年级，24岁的他写下没有刊物愿意发表的长文《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到导师齐康，整个中国近代建筑界的大师都被他批了一遍。他认为他们单一地用西方体系来理解中国建筑文化，遗失了中国建筑自身的脉络。
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名《死屋手记》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论文副标题是“空间的诗语结构”。这次，他批判的是整个现代建筑，认为它们“功能主义”，闻不到精神的味道，造成人性和灵魂的丧失。答辩过程，他与评审老师辩论激烈。虽然答辩获全票通过，但因王澍答辩后未按要求修改论文，最终，他没能拿到硕士学位。
当年心高气傲的王澍表现出不太在乎的姿态：“人家颁给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三次他都拒绝了，我拿不到一个学位算啥？”
整个青春期，王澍基本以“反叛者”形象出现。但是，或许另一位当代著名的建筑师刘家琨是真正懂得王澍的人，他曾在一篇评论王澍建筑的文章中说：“王澍是太严肃太认真，不愿不求甚解，不愿人云亦云，他是因为打破了砂锅才被人当作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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