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04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80期）
作者：朱光亚
大运河保护首先是从沿运河的三十几个地级市开始规划的，这样做解决了遗产资源的分布信息汇总和规划的空间区划问题，但是运河的价值和保护管理等大问题只有从大系统的角度切入才能认清，因而局部的按行政区划分解的规划不能解决大系统的全局性问题。水利史按照不同流域、不同河段来分解研究大运河，但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如果不将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身上，任何规划都是空谈，因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成了规划中的症结。
当规划的管理部分遭遇到条条和块块特别是条条和条条的矛盾时，规划就仿佛陷入了泥潭，核心问题仍是保护和发展的矛盾。虽然我国在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双赢的经验，《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上也明确指出，真实性并不适用于运河这类功能型的结构或形态，但是主管运河航运管理和主管保护的部门最后才将问题摊开，每一方都有法律法规依据，都有合乎程序的上级批准的文件，都有国家利益支持的目标，这种磨合虽然最终达成妥协，但是原先部分学者希望大运河作为一条在用的运河遗产申遗的目标未能达到。国务院为解决大运河工作的跨系统问题设立的部、省级协调小组是解决运河难题的唯一机构，只是它是个临时性的办公会议且设立得晚，未能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开会次数又较少，未能及早在专业的深层次上探讨和磨合。
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公众参与的问题，它不仅是国际宪章的要求和作为世界遗产需要考核的内容之一，也是运河遗产带内公民权利的表征。虽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大运河遗产保护进程中媒体、社团和城市市民显示出积极热情，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回溯历史，历代治理和管理运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运河如何穿越不断改道的黄河河道的问题，治河的基本思路是以变应变。面对桀骜不驯的黄河及其引发的运河河道以及淮河河道的变化，应随着黄河、运河的河床及水流方向等变化，调整完善已有的应对措施。一切治河的理念、原则和措施都需接受实践的检验，既尊重自然规律又不听任自然灾害的宰割。大运河遗产所积淀的古代中国文化蕴含的东方智慧本身也许就是回应挑战、解开难题的钥匙。
（作者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教育部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江苏省段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