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6-23 瞭望（第25期）
“要做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就必须了解、熟悉和研究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艺术传统，不如此，想在中国建筑上有所创树并创造出让百姓喜闻乐见的建筑形式是不可能的”。
文/金磊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在中国建筑图书馆主持了“建筑文化的书与人”茶座，邀请的建筑学专家都是在理论上有造诣的著书人，交流中大家颇感传承中国建筑文化在当下有着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要在国民及行业中树立中国建筑自强的形象，尤其不该忘记对20世纪建筑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代前辈，尤其要在高校学生中普及中国建筑大家的思想，使先贤的学养与人格影响一代又一代学人。
笔者手中的《建筑五宗师》一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普及读物，由杨永生、刘叙杰、林洙著，所记载的五位建筑大家是：吕彦直(1894--1929年)、刘敦桢(1897--1968年)、童寯(1900--1983年)、梁思成(1901--1972年)、杨廷宝(1901--1982年)，他们是20世纪中国经典建筑作品的设计者，还是用现代方法研究传承中国建筑思想的教育家，他们的理念弥足珍贵，他们是我们应敬仰并铭记的先师。
继承中国传统的大胆探索
200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评述恺撒大帝以来一系列“大人物”时，将牛顿定为最伟大的人，理由是：“牛顿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
时下，为了与建筑行业的“遗忘症”相抗，为了普及自强自立的中国建筑文化，真要号召中青年建筑师、青年学子及公众读一读《建筑五宗师》一书，相信他们会获得真理的力量。
吕彦直是20世纪中国里程碑式的著名建筑师，1925年获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首奖，1927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方案再度夺魁，从而使他成为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民族形式建筑的第一位中国建筑师。
当年，在许多人眼中，吕彦直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建筑师，但是他在先进建筑理念的熏陶下，又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1918年，吕彦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成为美国著名建筑师茂飞的助手，参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到1925年投标中山陵时，他已经有了7年设计实践经验。
由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既保持了中国传统，也做了一系列大胆的突破。他结合山坡地形沿着中轴线巧妙地布置各个单体建筑，如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并用大片绿地和宽大的石台阶将这些体量并不算大的建筑组合成一组极为庄严肃穆的建筑群，他一反传统，未设石像生、神道等，只可惜1929年春季完工时，吕彦直因病已英年早逝。
对他的逝去，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布第472号褒奖令。1930年5月28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决定为吕彦直设立纪念碑，他的纪念碑是中国迄今为建筑师树立的唯一纪念碑。
“人品第一”
刘敦桢是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我国古建史研究，在学科建设中有一系列突破，著作颇丰。
1930年代，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具体指导下，出任学社文献部主任，并与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密切合作，他们联手，重视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考证与现代科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国内史学界研究古建筑仅重视文献考证的情况。
1926年，刘敦桢在苏州工业学校建筑科任教时，一人担任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史、建筑营造法等课程，将西方建筑理念与东方建筑文化相融合。据刘敦桢之子刘叙杰教授介绍，刘敦桢率学生进行的建筑考察，乃中国学术界对传统古建筑进行的最早的科学考察活动，1928年，他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首篇论著《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
2013年值刘敦桢创办的中国建筑研究室纪念日，刘敦桢生前所在的东南大学举办了以“中国建筑研究室成立60周年纪念暨第十届传统民居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主题的庆典;2013年11月末，我们专赴昆明，与云南建筑学界共同举办“重访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等前辈云南建筑探索之路”活动，以纪念在中国20世纪建筑与教育事业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刘敦桢先生，并深为在他身后走出的一批又一批建筑大家而欣喜。
建筑学家童寯在东北大学、南京工学院教学研究之余参加设计的工程众多，尤在建筑园林理论上贡献卓著，至今仍影响海内外建筑界。
童寯是1925年官费由清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学的，他与梁思成是同学，他一生中设计的作品主要产生于1931到1944年间，包括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首都饭店、地质矿物博物馆等，以及上海的大上海戏院。他与另两位建筑大师赵深、陈植携手设计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时，三人都不愿沿袭西方样式，也不愿照搬中国宫殿式造型，只是在建筑的檐口处作简化的斗栱以彰显中国民族风格。
1932年，童寯与陈植、赵深成立“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它与天津的“基泰工程司”是称雄南北的中国人自己的两大设计机构，也是在上海、南京一带可与外国公司抗衡的设计团队。
童寯是对中国现代建筑最早持有个人鲜明观点的建筑大家，他说：“我们对中国庙宇上的瓦屋顶并无争议。我们不反对在欧洲某地完全按中世纪样式建一座现代的哥特大教堂。按中国古代习俗与传统，在佛寺、茶亭、纪念堂上放上屋顶也属合理，但在所有按现代设计内部的大大小小房屋上放瓦屋顶，就立刻显得不适宜和荒谬了。”
童寯晚年积50年积淀之力，写出十几本著作及数十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继明代计成著《园冶》之后，他于1937年写出《江南园林志》和《东南园墅》，均是划时代的造园著作。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做人的准则——“人品第一，人的品格不高，学问的高深境界也达不到。”
“要做一个中国的建筑师”
梁思成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开创中国20世纪建筑研究的方向。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描述梁思成与其夫人林徽因所接受的教育：“在我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美还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及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立足于中华建筑文化之复兴，他期望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了解中国传统之后，大胆探索，不照搬西洋模式。他设计的北京仁立地毯公司将民族风格与现代设计融为一体，他与林徽因合作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女生宿舍，更是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早期代表作。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1946年梁思成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赴美考察战后美国的现代建筑教育，1947年他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对于20世纪中国建筑创作，他指出：“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这句话，现在读来仍感到无比沉重。
建筑学家、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与梁思成同年出生。他是探索中国古典建筑、民间建筑与西方科技最新理念相结合的大家。从1927年至1982年，杨廷宝的设计达132项，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第一项设计即京奉铁路辽宁总站(即现在的沈阳北车站)，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国内最大的火车站;杨廷宝还设计了清华大学的生物馆、气象台及图书馆扩建工程。1932年，他受聘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持和参加了天坛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内城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国子监辟雍、中南海紫光阁、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和碧云寺罗汉堂的修缮工程。
1982年，杨廷宝在《处处留心皆学问》一文中说：“我在国外学习的全都是西洋建筑方法与艺术，但要做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就必须了解、熟悉和研究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艺术传统，不如此，想在中国建筑上有所创树并创造出让百姓喜闻乐见的建筑形式是不可能的。”
从宏观上看，中国现代建筑教育自20世纪初萌芽，此后，建筑设计由传统的师徒薪火相传，向现代教育转型，并出现一批知识分子型的建筑大师。这一时期，有许多历史节点值得我们追忆——1926年3月，举世瞩目的南京中山陵一期工程举行了奠基礼，4月，沙逊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在上海外滩兴建了由公和洋行设计的现代建筑风格的沙逊大厦。前者是中国民族风格新建筑的里程碑，后者则是中国建筑向现代建筑演变的标志;前者代表了国家意志，后者则是资本的力量。彼一时期的风云际会，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中国建筑师在面向世界的进程中不可忘记建筑本身所反映的民族精神，中国建筑界的尊严不在于能否从“洋人”手中夺回几个关键项目，而在于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传统，并将之融入现代生活。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建筑的“五宗师”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