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5 南京日报（第A10版）
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位留学归来的英语系教授，却参与创办了《学衡》杂志，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坚决拥护写文言文和古体诗，成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
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位留学归来的英语系教授，却参与创办了《学衡》杂志，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坚决拥护写文言文和古体诗，成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
和好友约定创办《学衡》，
辞掉高薪来南京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5月，吴宓接到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后改名东南大学，又于1928年5月改名中央大学）任教的好友梅光迪的一封信，热情邀请他立即回国，一起创建全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一起创办《学衡》杂志，并称“《学衡》总编辑之职尤非兄归来担任不可”。
梅光迪的信大大激发了吴宓回国创业的豪情，他辞掉月薪300大洋的北高师英语系主任的聘约，也不要博士学位了，连蜜月都未过完，便独自在1921年9月乘车来到南京，尽管这里给他的月薪只有160元。
吴宓在第一学年便同时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等4门课程，后每年开设新课程。其中《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其他课程也常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因此有人称吴宓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不过，在作为留学归来的英语系教授教书育人的同时，吴宓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便是主编《学衡》杂志。而其一生所受毁誉，大多因此而来。
早在国外时，梅光迪、吴宓等留学生就对胡适等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很是不满。梅光迪和胡适本是同乡，关系甚好，常在信中讨论学问。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观点后，两人产生分歧，并越闹越僵。胡适回国后，与陈独秀、鲁迅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旗，声名大噪。而梅光迪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便约请胡先骕、吴宓等相继来到南高师，于1921年10月共同创立了《学衡》杂志社。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初为月刊后改为双月刊。以《学衡》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派别——“学衡派”。
遭遇诸多非难不解，中后期杂志实际由吴宓一人苦撑
《学衡》杂志社以吴宓寓宅作为办公场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按梅光迪“脱尽俗气”主张，杂志不设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但在第3期杂志中，吴宓“自我加冕”，署上了“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梅光迪等对此不以为然，忘了当初自己邀请信中所言，责问吴宓，吴宓先是“不顾，亦不自申辩”，后来才自辩道：“盖先有其功，后居其名，故毅然自取得之”。
的确，对于《学衡》杂志吴宓出力最大，尤其是中后期，他不仅面临“新青年派”的抨击，也遭遇着内部的非难和朋友的不解。从第13期杂志开始，对吴宓自任“总编辑”一职耿耿于怀的梅光迪便不再为刊物撰稿，甚至对人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其他社员也渐渐不再过问杂志，无人捐助，还常常因稿子问题与吴宓争执。
1923年，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后台”、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积劳成疾突然去世，学校又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学衡派”的人大多离开了，各自天涯，此后《学衡》杂志实际上只有吴宓一人在苦力主持。为节省邮资，往往新刊出来后，吴宓亲手包扎，逐一贴上邮票，再雇用人力车亲自送到邮局寄出。出版经费紧张，他每期自己贴补百元。出版社一度嫌没有利润不愿出版，他求梁启超等人说合才保证了杂志发行。
但是，这份杂志还是没能支撑太久。1932年柳诒徵与缪凤林在南京创办钟山书局后，提出将《学衡》杂志收归钟山书局自印发行。于是，在出刊第79期后，吴宓辞去总编辑，改由缪凤林担任。而此后《学衡》再无出刊。
《学衡》消失以后，吴宓等“学衡派”的“黄金年代”也随之结束。1934年元旦，吴宓主编的文言文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寿终正寝，取而代之是胡适创办的白话文版的“星期论文”栏目。吴宓在该年写诗一首，反映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心迹平生付逝波，更从波上觅纹螺。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好梦难圆留碎影，慰情无计剩劳歌。蚕丝蛛网将身隐，脱手一编任诋诃。”
与“新青年派”论战，和胡适还有过正面交锋
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创刊后，与“新青年派”论战自然成为其重头戏。两军的领军人物吴宓和胡适还有过一次正面交锋。有一天，吴宓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胡适不以为忤，反而自费买了一套《学衡》杂志，还邀请吴宓参加他正在筹划的英国文学名著的刊译工作。
其实，创办《学衡》本意并非只是要和《新青年》论争。在《学衡》创刊号简章中明确表示：“本杂志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且要“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其正文前的插图便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像，象征着采取中西文化精华。由此看来，他们是想做一份综合学术刊物，内容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引进西方文化、文学，比较中西文化。
《学衡》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和益处的同时，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得明白：“今欲早就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
不过，“学衡派”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还批评已成燎原之势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这样的逆流而动，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自然沦为“笑柄”，被斥“顽固”、“保守”、“反动”。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讽刺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在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鲁迅还讽刺吴宓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相对于强大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显然不是对手，杂志每期发行量只有数百份。
对于“新青年派”的抨击，吴宓后来辩解道：“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斩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
在笔者看来，“学衡派”实际上主张“推陈出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他们与《新青年》一味破旧立新不同，也与一味复古拒新的严复、林纾等“国粹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样，都在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
站在今天回顾，新文化运动有其时代价值，但也有过于激进的一面，因为矫枉过正，否定、破坏传统文化的危害甚大。而如今学界对“学衡派”也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它对主流学术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制衡和纠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文化派的学术缺失，纠正了其极端的价值判断。它所提倡的在稳健、平和的态度下调和中西文化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意义。在传统回归热兴起之后，他们作为保守主义者所产生的现代意义也需要人们重新加以评价”。
（本文作者系南京文史学者，著有《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