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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网】李昕升讲食物史 美洲作物的中国故事(下)

2022-09-2955发布者:唐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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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大交换”中的植物即美洲作物,大约有三十来种,由于有些作物的名称也存在于一四九二年之前的中国文献。美洲作物很快遍及中国,中国人从口腹到舌尖,成了早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可以说,今天我们餐桌上的一半食物都是美洲来的。

美洲作物是怎么来中国的?李昕升教授继续讲述美洲作物的中国故事。

美洲油料作物

前面已经提到,美洲作物进入中国有不同的路线。其实,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少作物在历史上经过多次的引种才会扎根落脚,其间由于多种原因会造成栽培中断。典型的就是花生,据推测花生在万历末年传入东南沿海(方以智:《物理小识》),此后向北推广,推广速度极其缓慢,十九世纪以后才到达北方,主要原因是此时的花生品种是龙生型的小花生,产量低,木榨榨油效率低,需求量很低。

西汉之前,中国虽然也有食用植物油的历史,但荏子、大麻所占比例很少,还是以动物油为主,直至西汉中期芝麻传入后,迅速在南北方成为主流油料作物,再到元代,越冬型油菜在南方驯化,逐渐取代了芝麻的地位,形成北方芝麻、南方油菜的分庭抗礼。

一八六二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里士从上海往登州传教,给山东带来了美国大花生。这种弗吉尼亚大花生颗粒大、产量高,直立丛生生长适合规模栽培,但是能在山东推广还有深深的利益驱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西方榨油机传入,迎合了花生榨油的需求,获利甚高,各地争相效仿,打破了芝麻、油菜的垄断。

同为油料作物的向日葵就没那么顺利了,虽然早在嘉靖浙江《临山卫志》已见“向日葵”,清代中期依然是观赏花卉,近代出现了以向日葵籽作为零食的记载,不过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瓜子依然是黑白二瓜子(西瓜子与南瓜子),葵花籽油大抵也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大盛,向日葵的利用发生剧变,完成了其对过去“葵”概念的替代(古之“葵”均为葵菜,今称冬寒菜或冬苋菜)。

美洲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中重要的是棉花、烟草。

宋代以前国人衣着以葛、麻、丝为主,丝为富人衣冠,而葛、麻则为平民衣料。棉,中国并不是没有,原产我国的多年生木棉影响很小。亚洲棉原产印度河流域,五千年前已在南亚次大陆广泛种植。亚洲棉虽然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只有新疆、广东、云南等地零星种植。到了宋代,亚洲棉在长江和黄河流域迅速推广,十三世纪已取代大麻成为我国衣被的主要原料。元朝初年,政府把棉布作为夏税(布、绢、丝、棉)之首。因黄道婆的贡献,松江府甚至成为全国棉纺织的中心,“松江布”亦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

近代以来,我们有一个口号“棉铁救国”,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工业便是棉纺织业,因此众多绅士以此为切入点投身实业。十九世纪末,美洲陆地棉引进中国,陆地棉又名美棉,传入后仅仅几十年就对亚洲棉产生了重大冲击,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亚洲棉的产量、纤维长度、细度都不及陆地棉,所以逐渐被陆地棉代替。亚洲棉纤维粗、长度短、弹性好,适宜做起绒纱用棉、医药用药棉、民用絮棉等。

烟草在美洲作物中的传播速度是数一数二的,万历年间首先进入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原名“淡巴菰”,实为tobacco的音译。烟草传入之初主要作为药用,因其吸食具有兴奋和攻毒祛寒的功效,后成为大众嗜好品,迅速发展,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可见经济作物之天然优势。明人已经认识到烟草有“三大害”:有害于人体、有害于农事(挤占粮田)、有害于社会。清廷早在入关以前的一六三二年就颁布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烟令,然而因为烟草暴利,屡禁不止。

早期所种植的烟草为晒晾型,切成细丝,在烟锅里点燃,于是有了旱烟,这一烟草制法很快流行于中国,后人在细切丝的基础上用纸包裹烟丝,形成卷烟。美洲人吸烟,大都是将烟草卷起来,于是有了雪茄,这种习俗影响到欧洲诸国。晒晾型烟草种植相当分散,美国弗吉尼亚烤烟在十九世纪末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成为卷烟工业的主要原料,与花生一样,新品种烟草的影响更大。伴随烟草传播的,是独特的烟草文化的诞生与消费文化的变革。

简言之,明代处于美洲作物的局部引种时期,除了个别省份的个别作物有所推广,基本处在萌芽阶段,清中后期是美洲作物的狂飙式推广时期,到民国时期奠定了分布基础。

美洲作物为什么传播得这么慢?不是明代中期(嘉靖、万历)美洲作物就已经做好传入中国的准备,在东南亚蓄势待发了吗?其实,决定新作物传播的因素很多,包括它们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和适合某种农业体制,是否易于做成菜肴和被饮食体系接纳,以及能否引起文化上的共鸣。美洲作物最初并不符合国人的饮食习惯,也不能很快融入当地的种植制度,所以新作物的明显优势最初都被忽视了。虽然它们在传入初期具有“奇物”的色彩,玉米一度成为西门庆家的宴会上品,番薯“初时富者请客,食盒装数片以为奇品”。我们还看到在传统农区,玉米很长时间仅仅是“偶种一二,以娱孩稚”,在山区从乾隆以后,开始逐渐有市场。

因此,我提出“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国人对于新作物的适应由于口味、技术、文化等因素,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我们看到小麦在三千多年前就从西亚传入中国,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在北方确立主粮地位。玉米从二〇一二年以来就是我国第一大作物(这其中有畜牧业发展的原因),但并不是第一大口粮。二〇一五年国家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但是前路漫漫。

相对来说,美洲经济作物如烟草,步履在前。只有南瓜是美洲食用作物中的异类,堪称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南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以外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十七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的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南瓜也是美洲作物中最早用于救荒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瓜具有粮食作物的部分功能——耐储藏和产量高,所以是典型的菜粮兼用作物,但是南瓜毕竟是替代粮食作物,不是真正的粮食,充其量也就是和一些杂粮相颉颃。

美籍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新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是指引进的作物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融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中国特色的新品种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认识,归纳为风土适应、技术改造、文化接纳三个递进的层次,或者称之为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文化本土化。总之,域外作物传入中国是一种适应和调试的过程,无论是栽培、加工、利用都是有别于原生地的。

【本文作者李昕升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南瓜史》】



2022-9-29【扬子晚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