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传承精神火炬，追忆“两弹一星”元勋为国铸核盾

科技日报记者 金凤

1964年10月16日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相继爆炸成功，震动世界。

“两弹”不仅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牢固根基，也为中华民族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老一辈科学家用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诠释了什么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这个科学家群体中，有两位功勋卓著，一位是在“两弹”研制中被誉为“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他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一位是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为研制核武器，他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曾累得两次休克。

10日，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宣讲走进东南大学。现场，“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之子朱明远、于敏之子于辛向师生们讲述父辈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之子朱明远。杭添 摄

屈辱的历史让他们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

“1964年是父亲特别忙碌的一年，我当时十岁，印象里那一年他几乎没有回家。”1964年，朱光亚作为父亲的形象，在儿子朱明远心中是模糊的。长大后的朱明远后来才知道，那一年的父亲正在茫茫戈壁详尽部署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试验的各项工作，他组织突破核心技术难关，坐镇核试验现场指挥，统筹推进“三级跳”及氢弹研制……

朱明远的讲述串联起北京、青海、新疆这些见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历史现场，也让人触摸到朱光亚那颗矢志不渝的报国心。

抗日战争时期祖国山河破碎，让年轻的朱光亚无比心痛，也在他心里种下了自立自强的种子。

“1938年日军打到武汉，父亲只能和两个哥哥一起逃去重庆。在重庆的南开中学、国立中央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时，他都遇到过日军轰炸。所以那时父亲就立下志向，要让祖国强大起来。”朱明远说，保家卫国的信念，也一度影响过朱光亚的大学专业选择。

1950年2月，朱光亚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带头回国，成为当时第一批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海外游子。

朱光亚一边求学一边躲避战火的时候，于敏同样时时遭受屈辱。于辛透露，于敏读初中时，有一天沿着河堤骑自行车去同学家，路上遇到一辆日军开的吉普车，对方看到他后突然加速向他冲来，于敏赶紧扔下自行车跳上河堤，才免于被碾压，日军哈哈大笑的声音，让于敏久久难以释怀。

“屈辱的历史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立志要科学救国。”于辛展示的父亲日记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警句诉诸笔端。

从炮火中走来的于敏，在学成后，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

于辛坦言，父亲曾多次向他提起，“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越抽象越好”，但为了国家的核科学事业，他两次转变研究方向，一次是1952年转行研究原子核理论，一次是1961年转行从事氢弹理论预研。

“父亲是一个心中装着国家的人，他说‘搞氢弹是很难的事情，也不符合我的兴趣，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我改’。”于辛说。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之子于辛。杭添 摄

为国铸核盾让他们殚精竭虑勇担责

我国核事业发展大事记，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我国仅用40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上千次试验才达到的技术水平，这实属不易。

作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计划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朱光亚参与攻关、组织领导、主持指挥了我国40多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

这位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科学家，也深入一线，为当时的核试验场建设殚精竭虑。

朱明远介绍，为了有针对性做好核试验准备工作，1964年4月22日，朱光亚等人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出发赶赴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为期9天的实地考察和调研。

“他们先乘火车，再乘汽车，行程上千公里，对沿途铁路、公路、‘搓板路’及站台转运、气象、历年气候变化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到达场区后，详细了解试验铁塔、主控站、指挥中心、简易机场、后勤保障、通信、运输条件等各方面情况，并召开了关于原子弹试验用铁塔装置的技术协调会议。”朱明远介绍，根据实地考察掌握的情况，朱光亚重新起草了《对试验铁塔技术要求的初步意见》，并修改补充了原子弹装置的运输方案。

在原子弹研制逐渐走上正轨、重大攻关进展顺利时，氢弹的预研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但我国当时的氢弹研究，完全是一片空白，研究条件更是十分简陋。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20世纪80年代，于敏又率领团队开始突破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

在于辛眼中，父亲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在一次大的热核试验前的一天夜里，父亲突然想起有一个物理因素虽然在以前的试验中都不起作用，但现在情况变了，它是否会起作用没有考虑进去。此时，前方戈壁滩上的试验装置已经下到井口4米。”

因为一个物理因素考虑不周提出暂停核试验，很有可能遭到批评，但如果不请求暂停核试验，万一试验失败或不理想，巨额资金和劳动就浪费了，还会对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度、研制人员的士气，甚至是国家声誉带来不利影响。

“事到万难需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于辛说，“父亲第二天一早便组织人进行计算，同时在向国防科工委领导汇报时，先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果断请求暂停核试验，等待计算结果。对他的这一举动，首长不但没有批评，反而表扬了父亲这种实事求是、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经过两天一夜的运算后，父亲发现这个物理因素影响不大，试验得以正常进行，圆满成功，而这个物理参数在下一次核试验时，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于敏的家里，挂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是于敏一生的座右铭。在他看来，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宣讲走进东南大学。杭添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