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02 北京青年报 刘福奇
写北京，往往都离不开古老的胡同和四合院，似乎，非如此就不能体现八百年京城的韵味。其实，古韵固然耐人寻味，然而新风常常也扣人心扉。
京西的三里河不知道你光顾过没有，那里没有幽深的胡同，没有灰瓦的屋顶，没有错落的四合院，它和北京老城里的建筑截然不同，是的，它是共和国伊始首都新建的第一片街区。
林立的办公楼，繁华的街道，幽静的小区……看似普普通通，背后却有太多的风光，不光是重要，还因为，耐看。五十多年的建筑在北京算什么？然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淘洗，人们的评价还是一个“耐看，大气！”
■八百年前的辽代，就有了三里河，曾是玉渊潭到辽南京城北护城河的一条引水渠，渠长三里
三里河，原是玉渊潭到辽南京城北护城河的一条引水渠，渠长三里，故名三里河。时间久了，河已不在，地以其名，一直这么叫了下来。
玉渊潭，草木繁盛，流水潺潺。辽金两代的皇帝纷纷在此建行宫，构别墅，筑台垂钓，所以，这里又有钓鱼台的称谓。古钓鱼台在玉渊潭的东北面，好大的一片地方！五十年代这里已经辟为钓鱼台国宾馆，建了不少亭台、楼舍、水榭、游廊，风光旖旎。
三里河路南起木樨地，北至西外大街，穿阜外大街而过。三里河地区没有明确的划分，但人们习惯上，把月坛南街位于三里河路和三里河东路之间，南北的这块区域叫做三里河。
三里河地区最古老的建筑是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清真寺，名“清真礼拜永寿寺”，已有400多年历史，坐落在三里河中巷的高楼之间。清真寺里古老的楸树和漫漶的碑文，为我们记录下三里河岁月的年轮。
三里河地区尚还保留着一处老地名叫“宏茂沟”，“宏茂沟”原有“红帽沟”的叫法。据说，与清代居住在西长安街南侧的回营有关，回营又称红帽子营，是乾隆年间，大小和卓叛乱中归顺清朝的南疆和卓氏家族。当时，这百余户人家近800口人都入了旗籍，编为一个佐领，驻扎在皇城的南墙外。和卓氏家族在南疆地位显赫，容妃，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即是出自这个家族。因此乾隆帝对这个家族格外重视，归顺的部落首领均被封官晋爵，部众被赐予在皇城近旁居住。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你站在繁华的月坛南街上，难以想象五十多年前这里的瑟索和荒芜。记得小时候，出阜成门走不远就要过一条铁路，铁路就在展览路、三里河东路、白云路一线。这三条马路，就是京张铁路广安门到西直门一段的故址。铁路的西面，到处是荒郊野地，遍布着野草和坆冢，一派凄清的景色……
■前苏联专家率先提出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中央行政机关的设想。梁思成、陈占祥则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从保护古城风貌的立场出发，提出行政中心应设在西郊新市区。双方为选址拉开了“行政中心”之争
1949年初冬，当人们还沉浸在共和国成立的喜庆气氛中时，聂荣臻主政的北京市政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新北京的规划和建设。市政大厅的会议室内会聚着各路的专家。前苏联专家首先提出了，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中央行政机关的设想。梁思成、陈占祥则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从保护古城风貌的立场出发，提出行政中心应设在西郊新市区。双方为选址展开了激烈争论。
百废待兴的国家，当时是很尊重专家的，戎装未卸的领导也还很民主，没有扣帽子，也没有打棍子。毕竟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谁也没有经历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1954年北京市政府，终于向中央提交第一期城市建设规划。在“国家办公楼”项目中就有三里河、百万庄、朝内大街和西单北大街多个地点，这是一个遍地开花的折中方案。梁、陈的方案：是以三里河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提交的方案只采纳了部分。
五十多年来，三里河地区陆续建了不少行政办公楼，然而最抢眼的依然是五十年代建设的“四部一会”大楼 。
灰色厚重的墙体里,没有太多的钢筋和水泥,斗拱托起的飞檐，全然不用木材，只有墨绿色的琉璃瓦，将屋顶稍加点染，使看似普通的建筑神采飞扬，使看似西洋的建筑又融入了中国血脉，和古老都市的庙堂遥相呼应。一定是位有个性的设计者，一定是位学贯中西的大师，然而恕我无知，多少年来我竟全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当然也不能全怪我，建筑设计师这一职业，好像只有到现在才开始被人们关注。
■据说，这“四部一会”的设计，只是当初办公楼设计的一角，四分之一
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国力积贫积弱，拿不出更多的家当，盖更多的办公楼。否则，今天的三里河，将会是何等的夺目辉煌。
“四部一会”是老的叫法，指当时的“一机部”、“二机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些部委，在几经合并、撤销的机构变动之后 ，现在，有些不复存在了，有些职能发生了转换。“四部一会”办公楼目前挂的牌子分别是“中国机械联合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还是带着国字头的响亮名字。
斗拱重檐的墨绿色的大屋顶，是三里河重要的地标，也是首都北京一处显赫的地方，初来乍到去部里办事的人，远远看见那屋顶，眼睛就为之一亮，心就为之一震。那种庄严与凝重的气息，首先是在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过去，各行各业的顶头上司就是部里，部里就代表着中央，所以，来部里办事的人们，他们的脚步一踏进墨绿色的屋檐下，心情就再也不轻松了。
■有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我在三里河的部委里工作了几十年，部里的大门进多了，再也不觉得门槛有多么高；部长也见多了，一个个都那么和蔼可亲，再也不觉得部长是多大的官。可是部长就是部长，搁地方就是省长，走到外地自然是前呼后拥，就连跟车的司机，也风光无限地被人秘书长秘书短地叫个不停，这可真应了那句宰相门前七品官的老话。
在部里久了，时常听到部里司机班的老师傅说起这些风光的往事，也常常听他们说起他们和部长之间的一些逸闻趣事。
那是新中国的工业刚刚起步的年代，日理万机的部长们没黑没白地忙碌着，会议常常是一个接着一个，司机也跟着忙活。每次会议将散，久候在外的司机已经把车打着，暖着车，部长夹着皮包出来，汽车已经恰如其分地停在了门口，只待车门一关，部长上车坐好，汽车就上路了，那种默契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可这一次出了意外，部长刚拉开车门，突然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情向秘书交代，就顺手把皮包放进后座，关上车门转身和秘书说话，我们的司机太凭经验了，关好车门那一瞬间车就开出去了，到了目的地回头一看，部长没来，皮包拉来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联系不上。部长再忙，也只是无奈地笑笑，他知道司机在外边冻了半天了，没向司机发火。
在部里，司机班是最基层的单位，但也是和部长接触最多的单位，部长在这些最普通的工作人员面前没有丝毫架子。师傅在下棋，他可能过去支两招；两个师傅较劲比试身手，他可能也凑过去，打几套拳路，说他年轻时也练过；有的部长坐车从不坐后座，非要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问他为什么，他不说，其实他就是想和你亲近、和你聊天。
那时的部长，在我们眼里，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可他们其实并不平常，也不普通。
风雨兼程，一路坎坷的共和国工业化道路，哪一步不凝结着他们的大智慧、大气势？中国终于成为制造业大国，哪一步少了他们的大手笔、大创意？
部里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有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是从部里走出来的，我们曾经相识、相熟、相知……我们曾经在一起摸爬滚打过……我们曾经在一个楼里共过事……我们在小区住的就是邻居……说起这些似乎就是昨天的往事，同事们的脸上流露出在部里工作的自豪。
■三里河路，被规划出的缤纷色调
由木樨地桥起，绿意荡漾的三里河路轻轻拐了一个弯，径直向北而去。这不愧是北京最早建成的样板式街道，两条绿色的隔离带外面是慢车道，慢车道的外面又是绿化带，绿阴覆盖下，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行驶，井然有序。
隔离带里和路的两旁，间种着乔木和花灌木，春天里，乔木绿浓滴翠，灌木争开着娇黄和淡粉的小花，把三里河路装点得妩媚妖娆。
三里河路的美是不言而喻的，“四部一会”的大楼坐落在三里河路的东南角。马路的对面就是玉渊潭公园，倚墙怒放的樱花悄然探出了半个头脸！
玉渊潭往北，一片银杏树林的后面，一溜淡粉色的矮墙，那正是国宾馆的东墙，沿墙北行不远，就可以看到国宾馆的大门，国宾馆进不去，但是站在玉渊潭公园里的土岗上，依然可以看到国宾馆内飞檐翘脊、雕梁画栋的部分古建筑。
据说钓鱼台里面有十几栋按照江南名园设计、形态各异装潢富丽的别墅，是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接待来华的各国元首和贵宾的超星级宾馆。“文革”期间，江青就曾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占据着其中的一座。
十年大庆前落成的国宾馆，第一项任务是接待来自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也下榻在这里。时至今日，国宾馆已经接待了1000多位各国政要。三里河路因钓鱼台国宾馆所在，而声名鹊起。
晚秋时节，钓鱼台的东墙外是一处极美的去处，香山的树叶红了，这里的树叶黄了，黄得洋洋洒洒，黄得恬然舒畅，一阵秋风，扇子般的银杏叶，荡着秋千往下飘落。缤纷的大地，在将褪尽颜色时显出凄怆的美，那时，在此处眺望“四部一会”那墨绿色的屋檐，那绿显得格外的苍郁。
■百万庄居民小区，这是北京第一片居民小区，红砖墙，坡屋顶，现在看依然是实用耐看。有人呼吁，这片小区是共和国一段历史的见证，应作为准文物予以保护
三里河路往北穿过阜外大街，就是繁华的甘家口商业圈，马路的东面是一片闹中取静、绿树掩映的百万庄居民小区，这是北京第一片居民小区，红砖墙，坡屋顶，五十多年了，依然实用耐看。有人呼吁，这片小区是共和国一段历史的见证，应作为准文物予以保护。
三里河路北头和西外大街交汇处，路东是北京天文馆，也是五十年代建造的，小时候是我钟情和向往的地方，一走进那苍穹般的圆拱里，仿佛就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幼小的心就狂跳不已。
有时，蓦一回首，一条路竟然和我的一生丝丝缕缕地发生着联系。
■仅在三里河一条街上，张开济就留下了那么多的建筑作品，说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也不为过
那一天，我去百万庄看几个朋友，他们年逾古稀的父辈，都曾是从事建筑设计的，五十年代国家急需人才时，从上海抽调来京，从此他们落户北京。我的朋友，从小在北京长大，早就成了地道的北京人。我们有时聊天，但朋友们还会学着他们父辈的腔调，说两句上海话，尽管吴侬软语说出来都硌舌头了，可他们还愿意说，以示他们不能忘怀什么，其实，他们不能忘怀的是他们父辈的成就。聊天是漫无边际的，不知道怎么扯到建筑上了。
“你知道你们部大楼是谁设计的？你知道钓鱼台国宾馆是谁设计的？ 你知道百万庄小区、北京天文馆都是谁设计的？你知道三里河路是怎么回事？”一连串的问话，让我顿时语塞。这些都是我熟悉的地方呀，可设计者，我真的不知道。
“张开济呀!”那口气,好像张开济的名字就该人人都知道。说着，他们如数家珍般地数起来：“小汤山疗养院、民族学院教工楼、友谊宾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天安门观礼台……”他们一连串扳着指头说了十几处建筑，还意犹未尽，“这都是张开济设计的。”话语中带着自豪，接着的话更让我振聋发聩，“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深聊后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张开济既是同乡，也是同行，彼此相知、相熟，也为北京的城市建设挥洒过汗水。他们在为张开济骄傲，也在为他们的父辈骄傲。
不能不翻翻资料了，的确让我吃惊……张开济，浙江杭州人，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曾在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地建筑师事务所任建筑设计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我国第一代著名建筑设计师，1990年被建设部授予“建筑大师”称号，2000年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就连世界知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见到他也亲热地称其为“大哥”。
仅在三里河一条街上，张开济就洋洋洒洒地留下了那么多建筑，那些建筑曾经伴随着我成长。我熟悉，我喜欢，我常常须臾摩挲，举手回眸都能感受到它的气息存在，那就是我幼时流连过的地方，那也是我成人后工作过的地方，令我无比感叹。
听说“四部一会”的大楼里，不久前已经镌刻上设计者的名字，我该去看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