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
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曾把建筑比做“凝动的音乐”。黄艳，这个学建筑出身的女性，没有直接用建筑作品装点首都的轮廓线，却在20年的时间里，用青春和奋斗倾心规划着北京“凝动的乐章”。
或许许多人并不熟悉规划师的工作，但如果细数黄艳和她率领的团队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直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世界关注、全国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场馆建设规划……如果说，建筑师是在用一个个音符般的建筑丰富着我们的城市空间，那么，黄艳和她的伙伴们则是为我们的城市描画出动人的五线谱，让凝动的音符汇成井然有序、激越壮美的古都交响曲。
一、命运轻轻一推，完成从学建筑到搞规划的跨越
记者：从您的简历介绍看，您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专业，而从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当规划师，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命运使然?
黄艳：我是从新疆乌鲁木齐考进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一样，毕业后直接从事建筑师工作。但临近毕业时，时任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的柯焕章，他是东南大学建筑系上世纪60年代初的毕业生，想从母校选几个优秀学生充实北京规划研究院队伍，还好，我几年间专业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一致推荐我，柯院长求才若渴，我被幸运地选上，可以说是命运轻轻一推，我完成了从学建筑到搞规划的跨越。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建筑领域似乎主要是“男人的世界”，作为女性，当初报考建筑学专业是受什么影响，有家庭渊源还是受知名人士奋斗经历的启迪?
黄艳：我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父亲是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出身，虽然他后来没有真正从事建筑师工作，但是他对我的职业选择还是具有潜在的影响和关键的一票。报考大学时，我的志愿都是选择与建筑和工程建设相关的专业。东南大学是我国开设建筑学专业最早的大学之一，我的第一志愿就选择了她。
记者：前几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使人们对建筑师的生活充满了浪漫的想像。规划师的生活也那样浪漫吗?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一下规划师?
黄艳：学建筑学的大学生对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都充满着敬佩之情，他们在建筑领域的贡献是非凡的。作为普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当然不可能期望生活中也有那样的浪漫色彩，那样具有戏剧性。从严格意义上讲，规划师与建筑师之间从来就没有鸿沟，我们目前从事城市规划事业的专业人员，绝大部分都具有建筑学的专业教育基础。如果说建筑师更多地关注于单个建筑的功能、艺术创作和建筑技术，那么，城市规划师则更看重城市整体的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我们的城市面临高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规划师无疑是城市建设的先行官，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势必杂乱无章，所以规划师的地位现在是越来越重要。
记者：学了五年建筑没有从事建筑设计是否会感到遗憾?还记得搞的第一个规划项目是什么吗?
黄艳: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学建筑的最终却没有设计一座“标志性建筑”，当然会有些惋惜，我们只是在学校搞了一些建筑设计习作，走上工作岗位反而没有真正的“建筑作品”。但是，作为一个规划师，从参加工作起，就与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相伴，是非常光荣的任务。记得我承担的第一个规划项目就是面临城市化的近郊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建设规划，“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当时自己对城市、对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的理解几乎是空白，既不懂农民又不懂政策，好在自己还是比较用功，干一件事情总想干得尽量完美，在老同志的指导下，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记者：进入规划师领域您很快脱颖而出，开始独当一面，成为年轻规划队伍的专业骨干，可为什么突然萌生出国留学的念头，主要的动因是什么?
黄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北京城市建设开始大规模起步的阶段，尤其是大尺度居住区的开发建设。虽然连续马不停蹄地规划设计了一个又一个项目，但五六年下来，具体规划项目做多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若干年在原地打转转儿”，认识上没有提高和进步，没有能力更多地在技术上为政府在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上出谋划策，于是我下决心要出国深造，补上城市规划理念上的缺项。
记者：第一次出国留学为什么选择欧洲国家?
黄艳：欧洲的城市大多是历史城市，城市发展的历程与我们有很多相像之处，城市规划行业起源的比较早，所以，我认为学城市规划最好到欧洲。
记者：许多到海外求学的学子都有一番不平凡的奋斗经历，您到比利时求学是否也是如此?我觉得您的英语会话能力很强，是不是那几年练成的?
黄艳：我在1990年前后花了很多业余时间上英语班、考托福，但当我真正走出国门时，还是觉得语言的实际应用有一定难度，好在鲁文大学是所非常传统的学校，课程繁重，又有很多的课堂和课后交流讨论，半年下来，英语的交流能力大幅提高，听课、与同学交流就没有了太多障碍。为了弥补生活费用，勤工俭学是不可避免的，课余找些商店打小工、看小孩的事都做过，这些经历对年轻学子是非常有益的，不仅可以解决生活费用问题，还能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人文环境，积累社会经验。求学时的心情像海绵，什么都想学，有段时间甚至上两个国家两个学校的课，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和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市政工程专业都上课，坐火车来回跑，直到跑不动了，才忍痛“割爱”。两年的学习，最多学到的还是方法，包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到毕业时，我的硕士论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住宅发展历程”得了A。很多年以后，我还听到后去鲁文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说他们常在系里的资料馆中看到这篇论文，并常用来当资料引用。学习城市规划，旅游也是最好的方法，两年多的时间里，尤其是学习后期，利用周末和各种假期当“背包族”，坐公共汽车到欧洲各种城市和小镇转悠，了解城市历史和文化，在吸收、比较中，对各种城市的发展和转变过程、对城市历史和文化在城市现代化中的影响、以及对城市规划都有了深刻感悟，对城市规划的无序将给城市造成的损害也有了清醒的警觉。
二、北京城市总规修编 倾注她对北京最深的情感
记者：从海外留学归来，重新投入到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中，感觉有什么突出的变化?好像归国不久您就担当了“领导干部”，这样对您的规划事业和规划理念有什么影响?
黄艳：我是1994年11月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的，当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在加快提速，应该说给规划建设者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我从国外学到的一些规划理念和规划方法都很快运用到规划实践当中。规划院领导对我大胆使用，为我拓展规划领域开绿灯，使我制定的一系列规划方案取得突破，尤其是在旧城保护和改造的规划思路上，《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规划编制方法就是在这个时期确定的。院里当时是把我作为青年业务骨干的一面“旗帜”培养，不断给我压担子，1997年破格晋升高级工程师，1998年担任院副总工程师，2000年担任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老院长、我的恩师柯焕章很舍不得放我，总想让我在规划院再锻炼几年，多出些成果。我也觉得那几年经历对我以后负责规划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记者：担任市规委副主任后是否就脱开具体规划方案编制，主要负责宏观管理和方案审定了?
黄艳：其实，规划院和规划委的核心工作都是围绕城市规划，规划院是业务技术部门，直接编制规划，而规划委则更多是组织编制和制定规划，以及其他的规划管理。在规划委的前几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城市重大问题的研究、重要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和规划审查。像2000年我们编制完成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2002年负责组织编制完成《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等，还制定了《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详细规划》、《市区绿地系统规划》的深化等专项规划。这些规划的制定为规划管理的具体实施，指导旧城改造工作，维护古都风貌提供了重要的规划和法律依据。
记者：有了这些规划的基础，是不是才有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修编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黄艳：按照惯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十年修编一次，到2003年应该是要修编的时候了。当时我主管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经过十年的城市高速发展和建设，虽然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如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但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的城市问题，原有的总体规划已经无法继续指导城市发展，甚至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方法都无法适应新的城市发展需要。在正式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之前，必须就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给予严肃的思考，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从资源和环境供给能力的角度、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等等，所以，在市委市政府部署下，我们先着手开展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先就城市发展的大战略和大思路统一认识，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这时正值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提出了城市定位、城市规模、发展目标。短短一年间，规划修编、报批和批复，全面完成，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不仅为北京城市未来的发展在战略上确定了方向，而且为城市规划如何体现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为全国做出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和路子，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评价。
记者：听说您在负责总体规划修编中还利用了不少“国际智力资源”，这对规划修编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
黄艳：美国哈佛大学在2002年提供了我一个一年奖学金项目的机会，由于工作原因，允许我推迟了一年，在总规修编开始之后，我赴哈佛大学学习一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是哈佛设计学院一个名叫LoebFellowship的奖学金，从全美和全球有经验和资深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城市环境管理者以及艺术家中，每年选出10名一起学习交流，规格比较高且非常难得。在学习的一学年中，我始终关注和跟踪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和行政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系、林肯土地研究中心、美国城市规划学会等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就北京城市发展和总体规划修编中遇到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其间，我参与组织了以中国和北京的城市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专题研讨会有十几次之多，吸引和结识了众多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学者，并组织了若干次美国专家来京，就总规修编工作进行学术交流，对我们的修编工作影响颇深。
记者：总体规划批准之后，大的城市建设规划是否就告一个段落了?
黄艳：当然不是，城市总是处在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因此，规划也应该是动态的和不断完善的。在总体规划修编的后期，实际上我们就开始组织“两带”规划、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落实总体规划、编制新城规划和中心城控制规划，首先要编制和研究各类专项规划。从2005年起，在政府各相关部门配合下，我们组织编制了教育、医疗、商业、物流、邮政、工业用地、消防站等设施规划和限建区、村庄规划等，而且为政府各类公共设施和重要城市功能的发展明确了空间供给。大家关注的奥运工程也进行了详细规划完善。
三、奥运规划 为北京壮美交响曲添华彩旋律
记者：许多人都对您在奥运申办陈述和奥运场馆规划中的出色表现赞不绝口，都称赞您的陈述和讲解非常有吸引力，为什么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
黄艳：那是他们过誉了。我在2000年9月，在担任市规划委副主任的同时，我还扛上了一个头衔——北京奥申委工程规划部副部长。我先后接待了26个国际单项运动委员会来京考察，向他们介绍北京的基础设施和各比赛场馆的设计，并负责现场踏勘介绍;会同建设设计单位和我国各单项运动委员会审查了32个比赛场馆的新建和改建设计方案;参与《申办报告》中比赛项目构想、比赛项目、奥运村、交通等章节的撰写。由于我的职业和一定的语言能力，又被选为向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陈述人。记得是2001年的2月20日，我向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讲述了北京为奥运会所准备的“奥运村”的规划、建设和要提供的服务。我当时和其他陈述人一样，压力很大，非常紧张。奥运村是举办奥运会的重中之重，评估团的提问多得出乎意料，虽然团队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现场的对应和交流是充分体现申办团队专业化程度的机会。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使得现场气氛非常轻松。我和团队的现场应对也受到评估团成员的高度评价，评估团团长维尔布鲁根会后对我说，“你的陈述方式非常有亲和力……”
记者：你们是工作在申办奥运一线的人员，你们为祖国立了一功！奥运场馆规划建设是奥运筹办工作的重要方面，您作为负责奥运工程规划前期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所面临的压力肯定不小吧?
黄艳：奥运申办成功后几乎一天没停，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奥组委的部署，我们马上转入奥运会筹备工作之中。我们组织了奥林匹克公园和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规划方案的国际征集活动，这是标志着启动奥运工程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受到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共收到90余个方案，此次规划的征集活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在我国的城市建设领域里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不常见。不仅向世界展现了北京筹备奥运会的开放态度，而且努力树立奥运工程“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形象，同时，也得到了各方面都满意的规划实施方案。这是我们申办成功后的第一项重大筹备工作，国际奥委会的评价是:“从这个活动中我们惊讶于北京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技术力量，可以相信你们完全可以举办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之后，我们还负责启动了国家体育场的建筑设计国际竞赛，从60多个联合体的申请中选择了14个联合体参加国家体育场的建筑设计竞赛，囊括了国内外最优秀的设计单位。“鸟巢”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最终确定为第29届奥运会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记者：现在距举办第29届奥运会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规划中的奥运场馆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并将于明年底陆续竣工，作为规划师，您的心情如何，对这些“凝动的音乐”——建筑作品抱有什么期望？
黄艳：作为从开始就参与奥运工程规划建设的主要骨干人员，我和同事们体验到了整个规划建设过程中辛苦和收获，看到了机遇和挑战。我2001年以来在大小各种会议上就奥运工程的规划建设做了上百次讲述，每一次的进展都让人振奋，但每一次遇到的新问题和挑战也让人感到责任和分量。现在国家体育场工程钢结构成功卸载，“鸟巢”初展英姿，国家体育馆完成主体结构工程，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正在安装“水感外衣”……奥运工程将成为北京交响曲的华彩旋律为首都北京增添光彩，作为规划师，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城市感到骄傲!
采访黄艳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她快人快语，既有南方女性的细腻缜密，又有北方女子的大方爽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半点“地方特色”，不了解她的人，很难相信她是来自遥远的西北边疆，又有深厚的“海归”背景。黄艳是一名党外优秀知识分子干部，曾被中央统战部向中组部推荐为党外代表人物，还被评为“为首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但黄艳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她常说，工作中一定要设定有限的目标，既要做理想主义者，又要做脚踏实地的务实主义者。倾心规划北京“凝动的乐章”，使黄艳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她常用“杞人忧天”来提醒自己，说“规划师应比任何专业考虑得更长远，对城市建设要考虑到几十年以后”。
而在生活中，她又是一个崇尚“平民化生活”的人，她喜欢乘着地铁出行，也喜欢到什刹海酒吧静静地坐着，品味着难得的生活悠闲。她的服装平时偏爱黑白两色，但她心中的北京却飘逸着五彩。记者曾想请黄艳对规划师做一个比喻性的概括，黄艳没有从正面回答我，但从她的叙述中，从她描述的规划师行业特征中，我突然觉得，如果说一座座建筑是构成我们美丽城市轮廓“凝动的音乐”，那么，规划师则就像城市交响曲的作曲家，那一个个凝动的音符，经过规划师的匠心独运，使这首雄壮激昂的乐曲积淀着历史文化古都的神韵，闪烁着现代文明城市的光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明天，实现规划蓝图的现代化北京会更美丽、更迷人……
